广州：大帆船时代的淘金海岸 财商世界两千年

千年海风塑造开放务实包容创新的伟大城市精神

　　在亚洲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座广州这样的城市———一个两千年不衰的国际贸易口岸，一个两千多年来其兴衰荣辱始终与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互相牵动的城市。20多个世纪的海风吹拂，塑造了这个城市黝黑、坚忍的脸庞，给了她悠久的文化传奇。大海宽广、博大、开放的特质深深地融入了广州的精神和血液之中。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始发港和发祥地，是中国唯一两千年不衰的对外通商口岸，也可谓中国开放第一港。作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沟通东西方的经济贸易，也加强了两个半球的文化融合和交流，深远地影响了亚洲和人类文明史的进程。

　　丝路神话从甘蔗开始

　　在古代的江河交通经济和海洋交通经济时代，广州地处优良的出海口，“越人善作舟”，聚居于此的古越族人是中国航海的先驱者。春秋战国时，广州已有船舶出海贸易，从马来西亚进口甘蔗、槟榔等。秦始皇统一中国进军岭南时，广州已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集散之地，称为“番禺之都”。

　　2000年前广州工匠可以同时建造几艘载重20—30吨的木船。在今天儿童公园内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可以看到当年大船下水的深沟。到了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时，就以广州为起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远洋航行的贸易。汉朝的官方船队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从广州起航，由南海经暹罗湾到达今印尼苏门答腊，然后西行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公元99年，罗马商人开始来广州贸易，中国的丝绸成为地中海国家最珍贵的衣料，而罗马的玻璃器皿、非洲的象牙、波斯的银器等奇珍异宝从海路运抵番禺。最后发展形成从广州出发到达欧洲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是广州确立南海交通枢纽地位的时期。不少中外使节、佛教名僧、商人，乘海船到达广州或从广州出发浮海而去。现在离珠江一公里远的光塔路在古代是紧靠珠江边的外国使馆区。光塔路与今流花湖公园一带是广州重要的内港，南海神庙和香港屯门则为外港。现在广州市光塔路的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院内36.3米高的光塔，就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引航的灯塔，也是教徒“呼礼”祈祷之塔。有趣的是，这座古塔现在向西倾斜了3度左右，正是穆斯林圣地麦加的方向。

　　唐朝广州人三分之一是外商

　　走进位于广州黄埔的南海神庙，人们都会惊叹于一个被称为“番鬼望波罗”的达奚司空神像———皮肤黝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左手举于额前作望海状。相传达奚司空是唐朝波罗国(今印度)一普通海员，回程时经广州到南海神庙游玩而误了返程的海船，于是望海悲泣而立化。

　　达奚司空望海的时候，正是广州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鼎盛时期。南海神庙前的港口呈现一片空前繁荣景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唐代的广州，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那时，广州与东南亚及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有一条被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其航程从广州起，经南海、印度洋，直驶巴士拉港，到达东非赤道以南海岸，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从此，世界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进行贸易。据统计，公元713-公元741年间，每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达80多万人次，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海外商人都以此为据点经商。史书上记载唐朝时常住广州的番商(外商)达12万人之众，占全城人口的1/3。于是唐朝政府就在今天光塔路的玛瑙巷和甜水巷一带设立“蕃坊”，作为外国商人的聚居地和贸易中心，并建立蕃坊司和设置蕃长，对外商进行管理。同时，又在广州建立中国最早类似海关性质的市舶使，管理外贸事务。唐朝政府还兴办‘番学’，教习洋子弟中国文化。

　　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去世后，大多葬在今兰圃公园的后山“清真先贤古墓”，长眠于穆罕默德的大弟子(大贤)———艾布·宛葛素身旁。这位伊斯兰世界鼎鼎大名的大贤最早来到广州传教，而且当时的广州也是全国三大造船中心之一，造“舟如巨室”，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养酿酒其中，且备有指南针。

　　外商捐款被封大将军

　　北宋期间广州仍保持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宝四年(971)在广州首设市舶司，外贸管理规章开始制订。宋代广州港可达“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夷舶往来，百货丰盛”。外贸繁荣促进了友好往来的发展，1070年，来自三佛齐(今印尼)客商首领地华迦捐银50万两重修海珠北路天庆观，宋政府封之为保顺慕化大将军。宋代每年10月，当地政府还在“海山楼”(今“天字码头”

　　一带)为离行的外商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史称“犒宴送行”。到元代，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140多个。

　　广州港的外贸收入在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中均占有很大比重。唐朝宰相张九龄说过：穗市舶收入“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据说黄巢起义军占领广州，一度导致唐王朝国库空虚。到宋代高宗南迁，市舶收入几乎成了危殆国家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明朝后期，广州出现了“番舶街尾而至”的盛况，当时的濠畔街“香珠犀象如山……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正因为广州的对外通商收入关系中央政府的财经命脉，自隋代以后，历代皇帝都派官员来南海神庙册封和祭拜南海神，祈求从广州始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不扬波、交通畅利”。现在南海神庙内还有一块清代康熙皇帝御笔的“万里波澄”碑。

　　一条小村扛起两个半球的贸易

　　16世纪是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开辟东方航线的世纪，葡萄牙人占据广州邻近的澳门并以此作为远东贸易中心，由此催生世界贸易新格局。作为中国海上贸易中心的广州，因应历史性的变局，冲破出口从属于进口的传统格式，使出口贸易获得独立发展。

　　明清时期，曾多次实行闭关海禁，仅对周边国家实行“朝贡贸易”。但对广州仍采取特殊政策，准许外国商人来广州经商贸易。广州一度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占据一口通商的地位达80多年之久。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建立具有近代海关性质的粤海关，总理广州对外贸易事务，又在今文化公园后门设置广东十三行商馆，供外商进行贸易，乾隆皇帝时，特许十三行行商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在西关的珠江北岸设立夷馆，规定为外商办理商务及居留之地。17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名埠“十三行”达到海上丝路的高峰。广州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西关成东方世贸中心

　　英国人威廉·希克1769年来过广州，他对广州赞不绝口：“珠江上船舶运行穿梭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同，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1830年，英国议会指出：“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清朝康熙二十四年之后，政府在琶洲的黄埔村酱园码头一带设置了对外贸易的挂号口，外国船只不能驶入广州市内，只能在琶洲塔附近装卸、接驳和课税。闲暇之余，琶洲塔就成为外国海员经常光临的风景名胜地，以致今天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当年十三行的外销画中，总能看到琶洲塔的或大或小的背影。

　　黄埔村兴旺发达的时候，正是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海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就是近代西方商人津津乐道的“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日子当中，黄埔古港可以说几乎找不到任何挑战者。

　　那个时候，现在已经成为小渡口的黄埔村古港停泊着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瑞典的“哥德堡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世界各国的著名商船，每一艘商船都为它的主人带来大笔财富。当时瑞典东印度公司承担了瑞典与广州间的全部贸易，年盈利曾超过瑞典全国的税收。广州成为大帆船时代西方淘金者首选的黄金口岸。

　　大帆船时代的淘金海岸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闻名于世的大港，让广州人非常自豪的是，这些港口当中，只有广州长盛不衰，据说在世界上，只有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可以相提并论。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永远都是值得人类骄傲的贸易交流和文明沟通之路。

　　2000多年的海外通商和交往深刻地塑造了广州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特质。中国传统“贵义贱利”，在广州“广利”是民众信奉的宗旨。早在唐玄宗时，为四海之神封王，给广州的南海神封号是“广利王”，“广利”二字，就是广招天下贸易之利的意思。海外通商的深厚传统积淀，造就了广州开放开明的心胸、兼容并包的城市精神，和务实创富的商业作风。开放务实又有地利之便的广州当之无愧地成为亚洲的商贸中心。

千年海风塑造开放务实包容创新的伟大城市精神

　　在亚洲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座广州这样的城市———一个两千年不衰的国际贸易口岸，一个两千多年来其兴衰荣辱始终与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互相牵动的城市。20多个世纪的海风吹拂，塑造了这个城市黝黑、坚忍的脸庞，给了她悠久的文化传奇。大海宽广、博大、开放的特质深深地融入了广州的精神和血液之中。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始发港和发祥地，是中国唯一两千年不衰的对外通商口岸，也可谓中国开放第一港。作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通道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沟通东西方的经济贸易，也加强了两个半球的文化融合和交流，深远地影响了亚洲和人类文明史的进程。

　　丝路神话从甘蔗开始

　　在古代的江河交通经济和海洋交通经济时代，广州地处优良的出海口，“越人善作舟”，聚居于此的古越族人是中国航海的先驱者。春秋战国时，广州已有船舶出海贸易，从马来西亚进口甘蔗、槟榔等。秦始皇统一中国进军岭南时，广州已是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集散之地，称为“番禺之都”。

　　2000年前广州工匠可以同时建造几艘载重20—30吨的木船。在今天儿童公园内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可以看到当年大船下水的深沟。到了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时，就以广州为起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远洋航行的贸易。汉朝的官方船队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从广州起航，由南海经暹罗湾到达今印尼苏门答腊，然后西行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公元99年，罗马商人开始来广州贸易，中国的丝绸成为地中海国家最珍贵的衣料，而罗马的玻璃器皿、非洲的象牙、波斯的银器等奇珍异宝从海路运抵番禺。最后发展形成从广州出发到达欧洲沿岸的海上“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是广州确立南海交通枢纽地位的时期。不少中外使节、佛教名僧、商人，乘海船到达广州或从广州出发浮海而去。现在离珠江一公里远的光塔路在古代是紧靠珠江边的外国使馆区。光塔路与今流花湖公园一带是广州重要的内港，南海神庙和香港屯门则为外港。现在广州市光塔路的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清真寺，院内36.3米高的光塔，就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引航的灯塔，也是教徒“呼礼”祈祷之塔。有趣的是，这座古塔现在向西倾斜了3度左右，正是穆斯林圣地麦加的方向。

　　唐朝广州人三分之一是外商

　　走进位于广州黄埔的南海神庙，人们都会惊叹于一个被称为“番鬼望波罗”的达奚司空神像———皮肤黝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左手举于额前作望海状。相传达奚司空是唐朝波罗国(今印度)一普通海员，回程时经广州到南海神庙游玩而误了返程的海船，于是望海悲泣而立化。

　　达奚司空望海的时候，正是广州号称“东方第一大港”的鼎盛时期。南海神庙前的港口呈现一片空前繁荣景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唐代的广州，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那时，广州与东南亚及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有一条被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其航程从广州起，经南海、印度洋，直驶巴士拉港，到达东非赤道以南海岸，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从此，世界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广州进行贸易。据统计，公元713-公元741年间，每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达80多万人次，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的海外商人都以此为据点经商。史书上记载唐朝时常住广州的番商(外商)达12万人之众，占全城人口的1/3。于是唐朝政府就在今天光塔路的玛瑙巷和甜水巷一带设立“蕃坊”，作为外国商人的聚居地和贸易中心，并建立蕃坊司和设置蕃长，对外商进行管理。同时，又在广州建立中国最早类似海关性质的市舶使，管理外贸事务。唐朝政府还兴办‘番学’，教习洋子弟中国文化。

　　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去世后，大多葬在今兰圃公园的后山“清真先贤古墓”，长眠于穆罕默德的大弟子(大贤)———艾布·宛葛素身旁。这位伊斯兰世界鼎鼎大名的大贤最早来到广州传教，而且当时的广州也是全国三大造船中心之一，造“舟如巨室”，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养酿酒其中，且备有指南针。

　　外商捐款被封大将军

　　北宋期间广州仍保持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宝四年(971)在广州首设市舶司，外贸管理规章开始制订。宋代广州港可达“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夷舶往来，百货丰盛”。外贸繁荣促进了友好往来的发展，1070年，来自三佛齐(今印尼)客商首领地华迦捐银50万两重修海珠北路天庆观，宋政府封之为保顺慕化大将军。宋代每年10月，当地政府还在“海山楼”(今“天字码头”

　　一带)为离行的外商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史称“犒宴送行”。到元代，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140多个。

　　广州港的外贸收入在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中均占有很大比重。唐朝宰相张九龄说过：穗市舶收入“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据说黄巢起义军占领广州，一度导致唐王朝国库空虚。到宋代高宗南迁，市舶收入几乎成了危殆国家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明朝后期，广州出现了“番舶街尾而至”的盛况，当时的濠畔街“香珠犀象如山……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正因为广州的对外通商收入关系中央政府的财经命脉，自隋代以后，历代皇帝都派官员来南海神庙册封和祭拜南海神，祈求从广州始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不扬波、交通畅利”。现在南海神庙内还有一块清代康熙皇帝御笔的“万里波澄”碑。

　　一条小村扛起两个半球的贸易

　　16世纪是西方人发现新大陆，开辟东方航线的世纪，葡萄牙人占据广州邻近的澳门并以此作为远东贸易中心，由此催生世界贸易新格局。作为中国海上贸易中心的广州，因应历史性的变局，冲破出口从属于进口的传统格式，使出口贸易获得独立发展。

　　明清时期，曾多次实行闭关海禁，仅对周边国家实行“朝贡贸易”。但对广州仍采取特殊政策，准许外国商人来广州经商贸易。广州一度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占据一口通商的地位达80多年之久。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建立具有近代海关性质的粤海关，总理广州对外贸易事务，又在今文化公园后门设置广东十三行商馆，供外商进行贸易，乾隆皇帝时，特许十三行行商统一经营全国对外贸易，在西关的珠江北岸设立夷馆，规定为外商办理商务及居留之地。17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名埠“十三行”达到海上丝路的高峰。广州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西关成东方世贸中心

　　英国人威廉·希克1769年来过广州，他对广州赞不绝口：“珠江上船舶运行穿梭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同，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1830年，英国议会指出：“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清朝康熙二十四年之后，政府在琶洲的黄埔村酱园码头一带设置了对外贸易的挂号口，外国船只不能驶入广州市内，只能在琶洲塔附近装卸、接驳和课税。闲暇之余，琶洲塔就成为外国海员经常光临的风景名胜地，以致今天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当年十三行的外销画中，总能看到琶洲塔的或大或小的背影。

　　黄埔村兴旺发达的时候，正是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海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也就是近代西方商人津津乐道的“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日子当中，黄埔古港可以说几乎找不到任何挑战者。

　　那个时候，现在已经成为小渡口的黄埔村古港停泊着美国的“中国皇后号”、瑞典的“哥德堡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世界各国的著名商船，每一艘商船都为它的主人带来大笔财富。当时瑞典东印度公司承担了瑞典与广州间的全部贸易，年盈利曾超过瑞典全国的税收。广州成为大帆船时代西方淘金者首选的黄金口岸。

　　大帆船时代的淘金海岸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闻名于世的大港，让广州人非常自豪的是，这些港口当中，只有广州长盛不衰，据说在世界上，只有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可以相提并论。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永远都是值得人类骄傲的贸易交流和文明沟通之路。

　　2000多年的海外通商和交往深刻地塑造了广州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特质。中国传统“贵义贱利”，在广州“广利”是民众信奉的宗旨。早在唐玄宗时，为四海之神封王，给广州的南海神封号是“广利王”，“广利”二字，就是广招天下贸易之利的意思。海外通商的深厚传统积淀，造就了广州开放开明的心胸、兼容并包的城市精神，和务实创富的商业作风。开放务实又有地利之便的广州当之无愧地成为亚洲的商贸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