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在香港的认知“盲点”与政策“茫点”

      学术界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有所谓盲点与茫点。盲点是指人们不知道的问题；茫点是知道问题但不知答案。当前，香港推行的社会企业政策，同时出现了一些盲点与茫点。


      1972年，英国社会学家J. A. Banks首先在学术上提出社会创业概念，他指社会创业家是运用营商管理技巧去建设公益事业的人。在2012年，法国的菲利佩·桑托斯教授提出规范性定义，认为社企应该是针对被忽略的社会问题，提供以“赋权”为主的持续性解决方案，过程中产生正面的“界外”利益，让弱势社群受惠。
     丰盛社企学会近期对香港的社会企业政策进行了调查研究，我们从社会的主流言论中发现，当下业界对香港社企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即盲点，而政策的推行则出现茫点，没有做好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的工作。


社企的成功率与社会投资回报率

“持续性”指的并不是时间！香港坊间意见领袖及公众对社企的第一个盲点，是不懂得“持续性指的是运营的期限”。

      持续性一词，最初只是用来描述不能再生的有限资源。但经营企业是钱生钱，讲的是投资回报，持续性是指可以用来赚钱的时间。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创业展才能”计划，资助开办雇用弱势群体的社企，12年来已资助了75家社企，平均存活的年期是9.3年；而其中一个歇业的主因是租约到期，或租金太高。但相比美国中小企存活中位数的四年，已经多出一倍多。根据香港民政事务署的“伙伴倡自强”计划的数据，它所资助的社企，到第五年，已有53％能自负盈亏，掌握营商存活之道。这个数字，相比中小企业尤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中小企业，香港社会企业应属长命。
      第二个盲点是不知道社企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当前香港社会福利署资助开办的社企，大多以服务行业为主，每一元钱的投资，每年带来约三元的营业收入；除去房租、原材料采购、杂费及普通员工工资外，弱势群体拿到的工资少之又少。在9.3年内，他们共得到7.2元。换句话说，政府每拿出一元，受惠者在在九年间可得七元多。而另一方面，工作本身又培育了弱势群体自身的能力，建立其信心，并为其提供工作履历，让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就业。这些都是实质的社会效益。社企有一元变七元的乘数效应。


“格价”与“正面界外利益”
      第三个盲点是没有“格价”（比价）。大部分开办社企的慈善团体，同样是提供工作机会予弱智人士，每年所需要的补贴，比给庇护工场的少几倍，而这些补贴都是来自公帑。对纳税人来说，要帮助同样数目的弱势社群，用支持社企的方法可以大幅减少税款支出。
      香港神托会的社会服务部就曾作出比较，证实二者的成本差别是以数倍计。这也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推动以社企为主的“大社会”政策的主因，他是要大幅提高社?政策的成本效益比。
      对社企的第四个盲点，是不明白社企运动带来的“正面界外利益”。市民想支持社企，最简单的途径是购买社企的产品或服务。当然不是人人都想做社会企业家，但人人都可以成为良心消费者，以消费改变社会。而整个良心消费运动，在于建立一种公民意识，藉着扶助弱小孕育社会的人情味，建立互助文化。此外，社企不单止吸纳传统的劳力型义工，也可以让知识型义工可以发挥本身更具市场价值的专业才华。发展社企，可以说是连消带打，增加香港的宏观社会资本；公帑是用得物超所值。


丰盛社企学会举办的2012年十一良心消费月


消除政策的茫点


      第五个盲点是没有认清“香港的领先地位”。目前香港有四百多家社会企业，其中一半由政府资助成立，社会投资回报率高达三至七倍，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提供投资回报数字的地区之一。香港政府资助的社企主要是为弱势社群创造就业机会，较为单一，因此容易设计量度的方法。在英国，当地政府投入了占全球社会创业投资总额三份之二的资金，它交了最多学费，痛定思痛，开始明白量度成本效益的重要性，但英国目前只有极少量能够以财务数字讲出社会投资回报，其成本效益并不如外间想象般高。
      最后，香港政策推行的茫点，是没有事先设计政策本身“社会投资回报”的考量方法，并预测其数字化果效，以便管理公众期望。没有太多人挑战传统扶贫政策的成本效益。但社企以结合营商管理优势的定位出台，难免会有人以商业成效的角度去质疑。结果，大部分社企以商业模式营运，注重成本效益比，效果良好；但社企政策本身，并没有同样地以目标为本，结果是捉到鹿但没有尽早脱角，令公众误解又或妄自菲薄。
      我们建议，香港政府应投放资源进行社会投资回报的研究。考量社会效益的难题之一，是不知如何量化无形的效益，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质量管理时，已有各种方案，大部分是建基于“代理”或“近似”的观念，只要做好尽职调查，咨询跨国企业质量管理部门的资深行政人员，应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可用方案，以供参考。政府可以考虑以小额资助研究的方式，鼓励商界及学界提出适合香港情况的方案；又或可以举办周年研讨会，引发有关的讨论予社会，对推动社企的发展，必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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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鸭，大快乐。Small duckie,Big voice.

      学术界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有所谓盲点与茫点。盲点是指人们不知道的问题；茫点是知道问题但不知答案。当前，香港推行的社会企业政策，同时出现了一些盲点与茫点。


      1972年，英国社会学家J. A. Banks首先在学术上提出社会创业概念，他指社会创业家是运用营商管理技巧去建设公益事业的人。在2012年，法国的菲利佩·桑托斯教授提出规范性定义，认为社企应该是针对被忽略的社会问题，提供以“赋权”为主的持续性解决方案，过程中产生正面的“界外”利益，让弱势社群受惠。
     丰盛社企学会近期对香港的社会企业政策进行了调查研究，我们从社会的主流言论中发现，当下业界对香港社企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即盲点，而政策的推行则出现茫点，没有做好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的工作。


社企的成功率与社会投资回报率

“持续性”指的并不是时间！香港坊间意见领袖及公众对社企的第一个盲点，是不懂得“持续性指的是运营的期限”。

      持续性一词，最初只是用来描述不能再生的有限资源。但经营企业是钱生钱，讲的是投资回报，持续性是指可以用来赚钱的时间。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创业展才能”计划，资助开办雇用弱势群体的社企，12年来已资助了75家社企，平均存活的年期是9.3年；而其中一个歇业的主因是租约到期，或租金太高。但相比美国中小企存活中位数的四年，已经多出一倍多。根据香港民政事务署的“伙伴倡自强”计划的数据，它所资助的社企，到第五年，已有53％能自负盈亏，掌握营商存活之道。这个数字，相比中小企业尤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中小企业，香港社会企业应属长命。
      第二个盲点是不知道社企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当前香港社会福利署资助开办的社企，大多以服务行业为主，每一元钱的投资，每年带来约三元的营业收入；除去房租、原材料采购、杂费及普通员工工资外，弱势群体拿到的工资少之又少。在9.3年内，他们共得到7.2元。换句话说，政府每拿出一元，受惠者在在九年间可得七元多。而另一方面，工作本身又培育了弱势群体自身的能力，建立其信心，并为其提供工作履历，让他们有朝一日可以实现就业。这些都是实质的社会效益。社企有一元变七元的乘数效应。


“格价”与“正面界外利益”
      第三个盲点是没有“格价”（比价）。大部分开办社企的慈善团体，同样是提供工作机会予弱智人士，每年所需要的补贴，比给庇护工场的少几倍，而这些补贴都是来自公帑。对纳税人来说，要帮助同样数目的弱势社群，用支持社企的方法可以大幅减少税款支出。
      香港神托会的社会服务部就曾作出比较，证实二者的成本差别是以数倍计。这也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推动以社企为主的“大社会”政策的主因，他是要大幅提高社?政策的成本效益比。
      对社企的第四个盲点，是不明白社企运动带来的“正面界外利益”。市民想支持社企，最简单的途径是购买社企的产品或服务。当然不是人人都想做社会企业家，但人人都可以成为良心消费者，以消费改变社会。而整个良心消费运动，在于建立一种公民意识，藉着扶助弱小孕育社会的人情味，建立互助文化。此外，社企不单止吸纳传统的劳力型义工，也可以让知识型义工可以发挥本身更具市场价值的专业才华。发展社企，可以说是连消带打，增加香港的宏观社会资本；公帑是用得物超所值。


丰盛社企学会举办的2012年十一良心消费月


消除政策的茫点


      第五个盲点是没有认清“香港的领先地位”。目前香港有四百多家社会企业，其中一半由政府资助成立，社会投资回报率高达三至七倍，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提供投资回报数字的地区之一。香港政府资助的社企主要是为弱势社群创造就业机会，较为单一，因此容易设计量度的方法。在英国，当地政府投入了占全球社会创业投资总额三份之二的资金，它交了最多学费，痛定思痛，开始明白量度成本效益的重要性，但英国目前只有极少量能够以财务数字讲出社会投资回报，其成本效益并不如外间想象般高。
      最后，香港政策推行的茫点，是没有事先设计政策本身“社会投资回报”的考量方法，并预测其数字化果效，以便管理公众期望。没有太多人挑战传统扶贫政策的成本效益。但社企以结合营商管理优势的定位出台，难免会有人以商业成效的角度去质疑。结果，大部分社企以商业模式营运，注重成本效益比，效果良好；但社企政策本身，并没有同样地以目标为本，结果是捉到鹿但没有尽早脱角，令公众误解又或妄自菲薄。
      我们建议，香港政府应投放资源进行社会投资回报的研究。考量社会效益的难题之一，是不知如何量化无形的效益，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质量管理时，已有各种方案，大部分是建基于“代理”或“近似”的观念，只要做好尽职调查，咨询跨国企业质量管理部门的资深行政人员，应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可用方案，以供参考。政府可以考虑以小额资助研究的方式，鼓励商界及学界提出适合香港情况的方案；又或可以举办周年研讨会，引发有关的讨论予社会，对推动社企的发展，必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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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鸭，大快乐。Small duckie,Big v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