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唯一一个懂得写帆船比赛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有帆船的编剧，罗锦辉。

    罗锦辉：香港无线电视台编剧。早年在台湾读新闻系，与马英九有一段师生缘。1979年加入无线电视台，编剧的作品有电影《月黑风高》、《飞越迷情》、《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等；在《东周刊》做过记者。2007年起担任“中国杯帆船赛”顾问。
   “我是香港唯一一个懂得写帆船比赛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有帆船的编剧。”罗锦辉对自己的帆船道行非常自信。“人生很快就过去了，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一点东西。我希望我的事业生命结束在船上，而不是电视台和文字。”
    早年编剧高产的他，现在已淡出影视行业一线，只在资料搜集和对外联系方面发力，小到道具大到编剧、导演、演员各个环节统筹指导。早些年前他就决定不写剧本了，太累。但他会帮助他们在剧情里设计与帆船有关的桥段，比如曾经热播的《珠光宝气》里就可以看到青岛帆船比赛的场景。那是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帆船知识的培训，从来没有过那么专业的电视剧。罗锦辉说这是他推广帆船的一种方式。
    1982年就上了船的他，先是与朋友合伙买了一条20万的机动艇，1985年再从日本购入了一条11米的大帆船，这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开销。罗锦辉出身清贫，家里9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八。父亲做小生意，“他就是想多生几个孩子，多几个免费劳动力帮他干活。”罗锦辉说得直接。如是，他的前半生与帆船扯不上半点关系。从小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家里帮工，从来没有放过暑假，直到去台湾读大学才略微松绑。学新闻的他毕业后回到香港做记者也是勤力为稻粱谋，“以前说到记者都是‘可耻的收入’，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300块，同时在三四个报馆做事，所以你看香港很多新闻都是一样的。当编剧收入能有1500块，我就去做了编剧。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剧本？一个剧本能拿十多万。我爸爸不会给我钱，只有这样我才能够买帆船。”
    帮李修贤写出了《贼王》，剑走偏锋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更帮黄秋生拿到了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罗锦辉的戏往往贴近底层社会现实，都源自他在记者生涯采写的新闻。“我带着李修贤去澳门监狱里与罪犯谈了一整天，对每个当事人做采访了解真相。”他做事情颇有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痴劲。在加拿大做了几年自由编剧回香港加盟《东周刊》，不仅回归新闻一线“抗战”，更要求自己把编剧的技巧用进每个封面故事里。“2000年的时候，广州祈福新村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带着记者过去抢新闻偷照片。大清早公安还在睡觉时潜进去，晚上他们睡觉我们才出来。那是死了7个人的凶案现场，满地都是血。”旧事重提，罗锦辉满脸不当一回事的神情：“做新闻就好像出海一样，不会考虑那么多。首先要把事情做好，对读者才有所交代。在周刊我做了两年，平均每个月写一到两个封面故事。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很有影响力。”
    玩帆船与做编剧，对他而言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我是香港写剧本最多的10个人之一。为什么能有这个速度？一般人写要一个月，我在船上七天就写出来了。除了收音机、纸和笔、简单的饮食，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只准备呆两个礼拜，四天一准就能回来。”高个子、身形挺拔的罗锦辉走路说话风风火火，看起来怎么也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好玩、好动，但与大多数人一样并不天生地有以玩为生的福气和特权。“写作需要孤独、安静，我想出去比赛，就不能写剧本。所以必须想办法把工作时间压缩，才能去开船，享受海洋。”
2007年受邀担任“中国杯帆船赛”的特别顾问，罗锦辉要操心的事情除了赛事期间的新闻发布和媒体对接、与香港和国外船队船员的沟通，还有平时的帆船培训。眼下服务于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他，把所有的周末都投掷在了深圳浪骑游艇会。
    早到了安享清福的年纪，他这个顾问当得依然辛苦。本届中国杯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去香港接收赛事组委会新购进的10艘帆船和接应外国船队。香港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来组织，新船怎么停泊、台风来了怎么照顾、怎么把船改成需要的样式、向国外船员介绍当地的水域和气候，还要保障他们的安全。早晨6点到码头，半夜2 点回，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把海上的日出日落看了个遍。
    自言有机会当导演却不当的他，认为操控一整部作品、照顾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是对自己莫大的折磨，不若单纯的编剧创作来得超脱。但他显然就是一个非常细致和要求完美的人。去年提议在船只到港办理入境手续时向船员提供免费啤酒，因为“他们出海一天非常辛苦，办理入境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点免费啤酒不需要投入很多金钱，但很贴心。比赛是为船员而办的，在这些细节上不能照顾好他们，吵闹起来，还是失败的”。今年他的游说重点放在了洗手间的定时清洁上，“老外对这个非常在意，不然餐厅的东西再好吃也弥补不了。”游艇会临海的一侧布置了一面大屏幕，滚动播报最新的赛事动向和比赛结果，这也出自他的悉心安排。“‘中国杯’也是我的作品，我给了他们（指活动组委会）很大压力。以前我把创作的灵感放在剧本上，今后我会投入到帆船事业中去。我希望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船上，而不是在电视台，不在文字。”
    “你们一定要上船出海，感受一下摇晃的味道是什么样，琢磨可以从什么角度来看海上的世界，这比我说多少都管用。”罗锦辉对一些同行纸上谈兵、陆上看船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热心张罗有意的记者跟随赛船或教练船出海。“帆船比赛在香港已经有快50年的历史了，经常比赛的帆船大约有300多条，泊在游艇会的有 2000多条，但一直都是小圈子的游戏，没有媒体想了解铜锣湾这群人热热闹闹地在做些什么。大陆不太一样，我感觉在大陆帆船普及起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我常常觉得大陆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很多事情都颠倒着来。在香港从来没有一个比赛搞得像这个（指‘中国杯’）这么大规模，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公司一下子买进30条这么贵的船（博纳多）用于比赛和培训，在香港几千块的培训费都只能上很小的船。”
    罗锦辉的第一次远航，也是很心酸的。当年香港有个外展训练学校，用大帆船带六十多个人去菲律宾。“游泳过去半个小时的距离，在船上要熬6天。我晕船特别厉害，黄疸水都快吐出来了。船长就说了一句话：‘你要多点快乐，就得多点晕船。’”花了一万多块，本可以坐飞机、住好酒店、好吃好喝，结果却在船上煮饭，吃下去吐掉，吐完还在吐气，人的心理当然很难平衡。“但吐完第二天什么事都没有了，舒服得很。海洋就是这么奇怪，越吐得辛苦，你就越喜欢它。船就好像女孩子一样，可以叫你爱得要命，也能要了你的命。那次回来以后我就迷上了远航，从一个国家开到另一个，四处冒险。”
    罗锦辉对中国帆船运动的发展相当乐观，“如果没有金融海啸，中国会在十年之内成为帆船大国。”而即便经济不景气，他认为对玩船的人影响也不会很大，“喜欢帆船的中产阶级与股票的关系不是很紧密，这一点不比玩车的。帆船是吃苦的，不是享乐，所以在金融海啸里受损最严重的应该不是我们这些人。”在香港游艇会门口，经常可以看到一无所有的老外，手里举个牌子找船当水手，给他片面包就可以带你去跑半个地球。“帆船在大陆的发展也就是这四五年的事情，从人口比例上看，以后中国的‘海上流浪者’也许也会很多的。”
    “海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可以给你很多感受。有时很辛苦，但吃了苦后你会更坚强，觉得每一天都是赚回来了。如果上天现在要收回我的生命，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开船的人从来不会自杀，不会软弱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人在海上就是那么一个小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可以争取回来。”罗锦辉的故事已足够励志，这个“志”首先不在富贵，而在于在一次次找苦吃的过程中连贯完成的自我突围。“人生很快就过去了，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一点东西。”所以他始终有紧迫感，习惯勤奋。
    这就罗锦辉与帆船航海的不解之缘，对一个童年被束缚住手脚的孩子而言，生计重要，生存的自由也许更加重要。一杯水一片面包当然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生活理想，但要安然于此，却有漫长曲折的路要走。乘上帆船，对于罗锦辉来说，也许更有归属感吧。

大手笔呀，一次买30条博纳多。

    罗锦辉：香港无线电视台编剧。早年在台湾读新闻系，与马英九有一段师生缘。1979年加入无线电视台，编剧的作品有电影《月黑风高》、《飞越迷情》、《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等；在《东周刊》做过记者。2007年起担任“中国杯帆船赛”顾问。
   “我是香港唯一一个懂得写帆船比赛的记者，也是第一个有帆船的编剧。”罗锦辉对自己的帆船道行非常自信。“人生很快就过去了，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一点东西。我希望我的事业生命结束在船上，而不是电视台和文字。”
    早年编剧高产的他，现在已淡出影视行业一线，只在资料搜集和对外联系方面发力，小到道具大到编剧、导演、演员各个环节统筹指导。早些年前他就决定不写剧本了，太累。但他会帮助他们在剧情里设计与帆船有关的桥段，比如曾经热播的《珠光宝气》里就可以看到青岛帆船比赛的场景。那是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帆船知识的培训，从来没有过那么专业的电视剧。罗锦辉说这是他推广帆船的一种方式。
    1982年就上了船的他，先是与朋友合伙买了一条20万的机动艇，1985年再从日本购入了一条11米的大帆船，这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开销。罗锦辉出身清贫，家里9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八。父亲做小生意，“他就是想多生几个孩子，多几个免费劳动力帮他干活。”罗锦辉说得直接。如是，他的前半生与帆船扯不上半点关系。从小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家里帮工，从来没有放过暑假，直到去台湾读大学才略微松绑。学新闻的他毕业后回到香港做记者也是勤力为稻粱谋，“以前说到记者都是‘可耻的收入’，我的工资一个月只有300块，同时在三四个报馆做事，所以你看香港很多新闻都是一样的。当编剧收入能有1500块，我就去做了编剧。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剧本？一个剧本能拿十多万。我爸爸不会给我钱，只有这样我才能够买帆船。”
    帮李修贤写出了《贼王》，剑走偏锋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更帮黄秋生拿到了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罗锦辉的戏往往贴近底层社会现实，都源自他在记者生涯采写的新闻。“我带着李修贤去澳门监狱里与罪犯谈了一整天，对每个当事人做采访了解真相。”他做事情颇有一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痴劲。在加拿大做了几年自由编剧回香港加盟《东周刊》，不仅回归新闻一线“抗战”，更要求自己把编剧的技巧用进每个封面故事里。“2000年的时候，广州祈福新村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带着记者过去抢新闻偷照片。大清早公安还在睡觉时潜进去，晚上他们睡觉我们才出来。那是死了7个人的凶案现场，满地都是血。”旧事重提，罗锦辉满脸不当一回事的神情：“做新闻就好像出海一样，不会考虑那么多。首先要把事情做好，对读者才有所交代。在周刊我做了两年，平均每个月写一到两个封面故事。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很有影响力。”
    玩帆船与做编剧，对他而言是相辅相成的事情。“我是香港写剧本最多的10个人之一。为什么能有这个速度？一般人写要一个月，我在船上七天就写出来了。除了收音机、纸和笔、简单的饮食，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只准备呆两个礼拜，四天一准就能回来。”高个子、身形挺拔的罗锦辉走路说话风风火火，看起来怎么也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好玩、好动，但与大多数人一样并不天生地有以玩为生的福气和特权。“写作需要孤独、安静，我想出去比赛，就不能写剧本。所以必须想办法把工作时间压缩，才能去开船，享受海洋。”
2007年受邀担任“中国杯帆船赛”的特别顾问，罗锦辉要操心的事情除了赛事期间的新闻发布和媒体对接、与香港和国外船队船员的沟通，还有平时的帆船培训。眼下服务于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他，把所有的周末都投掷在了深圳浪骑游艇会。
    早到了安享清福的年纪，他这个顾问当得依然辛苦。本届中国杯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去香港接收赛事组委会新购进的10艘帆船和接应外国船队。香港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来组织，新船怎么停泊、台风来了怎么照顾、怎么把船改成需要的样式、向国外船员介绍当地的水域和气候，还要保障他们的安全。早晨6点到码头，半夜2 点回，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把海上的日出日落看了个遍。
    自言有机会当导演却不当的他，认为操控一整部作品、照顾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是对自己莫大的折磨，不若单纯的编剧创作来得超脱。但他显然就是一个非常细致和要求完美的人。去年提议在船只到港办理入境手续时向船员提供免费啤酒，因为“他们出海一天非常辛苦，办理入境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点免费啤酒不需要投入很多金钱，但很贴心。比赛是为船员而办的，在这些细节上不能照顾好他们，吵闹起来，还是失败的”。今年他的游说重点放在了洗手间的定时清洁上，“老外对这个非常在意，不然餐厅的东西再好吃也弥补不了。”游艇会临海的一侧布置了一面大屏幕，滚动播报最新的赛事动向和比赛结果，这也出自他的悉心安排。“‘中国杯’也是我的作品，我给了他们（指活动组委会）很大压力。以前我把创作的灵感放在剧本上，今后我会投入到帆船事业中去。我希望自己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船上，而不是在电视台，不在文字。”
    “你们一定要上船出海，感受一下摇晃的味道是什么样，琢磨可以从什么角度来看海上的世界，这比我说多少都管用。”罗锦辉对一些同行纸上谈兵、陆上看船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热心张罗有意的记者跟随赛船或教练船出海。“帆船比赛在香港已经有快50年的历史了，经常比赛的帆船大约有300多条，泊在游艇会的有 2000多条，但一直都是小圈子的游戏，没有媒体想了解铜锣湾这群人热热闹闹地在做些什么。大陆不太一样，我感觉在大陆帆船普及起来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我常常觉得大陆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很多事情都颠倒着来。在香港从来没有一个比赛搞得像这个（指‘中国杯’）这么大规模，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公司一下子买进30条这么贵的船（博纳多）用于比赛和培训，在香港几千块的培训费都只能上很小的船。”
    罗锦辉的第一次远航，也是很心酸的。当年香港有个外展训练学校，用大帆船带六十多个人去菲律宾。“游泳过去半个小时的距离，在船上要熬6天。我晕船特别厉害，黄疸水都快吐出来了。船长就说了一句话：‘你要多点快乐，就得多点晕船。’”花了一万多块，本可以坐飞机、住好酒店、好吃好喝，结果却在船上煮饭，吃下去吐掉，吐完还在吐气，人的心理当然很难平衡。“但吐完第二天什么事都没有了，舒服得很。海洋就是这么奇怪，越吐得辛苦，你就越喜欢它。船就好像女孩子一样，可以叫你爱得要命，也能要了你的命。那次回来以后我就迷上了远航，从一个国家开到另一个，四处冒险。”
    罗锦辉对中国帆船运动的发展相当乐观，“如果没有金融海啸，中国会在十年之内成为帆船大国。”而即便经济不景气，他认为对玩船的人影响也不会很大，“喜欢帆船的中产阶级与股票的关系不是很紧密，这一点不比玩车的。帆船是吃苦的，不是享乐，所以在金融海啸里受损最严重的应该不是我们这些人。”在香港游艇会门口，经常可以看到一无所有的老外，手里举个牌子找船当水手，给他片面包就可以带你去跑半个地球。“帆船在大陆的发展也就是这四五年的事情，从人口比例上看，以后中国的‘海上流浪者’也许也会很多的。”
    “海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可以给你很多感受。有时很辛苦，但吃了苦后你会更坚强，觉得每一天都是赚回来了。如果上天现在要收回我的生命，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开船的人从来不会自杀，不会软弱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人在海上就是那么一个小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可以争取回来。”罗锦辉的故事已足够励志，这个“志”首先不在富贵，而在于在一次次找苦吃的过程中连贯完成的自我突围。“人生很快就过去了，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一点东西。”所以他始终有紧迫感，习惯勤奋。
    这就罗锦辉与帆船航海的不解之缘，对一个童年被束缚住手脚的孩子而言，生计重要，生存的自由也许更加重要。一杯水一片面包当然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生活理想，但要安然于此，却有漫长曲折的路要走。乘上帆船，对于罗锦辉来说，也许更有归属感吧。

大手笔呀，一次买30条博纳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