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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书光
如今，潭门镇的船长很多，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船长了，因为他们不再完全依靠传统、依靠经验行船，而是依靠GPS的导航，依靠天气预报。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已经很难见到传统意义上的船长（帆船时代的船长）。这次我们来到潭门镇，找一位名叫伍书光的船长，他是帆船时代的船长代表。
伍书光一直默默无闻，他应是我们国人不能忘记的功臣。1983年，他曾带着几个渔民，驾着一艘载重量只有9吨的小帆船前往南沙群岛。潭门镇渔民以前在南沙群岛捕捞海珍品后，有到东南亚去出售的习惯。但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开始“排华”运动，与中国产生外交纠纷，大陆政府因此禁止渔民前往南沙群岛。
1983年时，我们还没有在南沙群岛占领一个岛礁，还没有一名战士——直到1988年，大陆才在渚碧礁建立起第一代高脚屋，在永暑礁建立了观察站。即使是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对南沙群岛的考察，也是在1984年才开始的。1983年的南沙群岛是什么状态？无人知晓。
伍书光此举犹如石破天惊，他重新拉开了中国大陆重返南沙群岛的序幕。但是他还健在吗？算起来已经80多岁了吧？能找到他吗？没想到邓船长与伍书光都是草堂村人，第二天一早就把他请来和我们一起喝老爸茶了。
瘦小、驼背、行动迟缓、声音沙哑低沉，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上身穿着一件70年代的深蓝色海军上衣，铜纽扣上的五星和“八一”两个字已经被磨得亮晶晶的，这是伍船长给我们记者的第一印象。他有4个儿子，两个是海军，这件上衣就是其中一个儿子的。见到老船长我就迫不及待地向他问起1983年闯南沙的事，下面就是记者和他的对话。
单：1983年时为什么决定去南沙群岛？
伍：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去过南沙，知道那里的海货多。当时又正好在西沙遇见一些香港和台湾的渔船，他们告诉我南沙哪些岛屿被外国侵占了，西边的岛菲律宾占得多，南边的岛越南占得多，只有太平岛上有台湾的驻军。我想，南沙群岛是我们中国的，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那里捕捞，我们潭门镇渔民把那里叫做“祖宗地”。过去我以为那里都被台湾的军队占领着，他们要反攻大陆，我们要解放台湾，所以不敢去，政府也不让去。现在才知道台湾就占着一个太平岛，除了被其它国家占领的，大部分岛礁都没有人，我们应该去。
记者：你父亲和爷爷去过南沙吗？
伍：他们都去过，1950年我18岁时就和他们一起去过，那时候我还小，不会下水捕捞，就在船上洗碗做饭。
记者：当时国家不允许去南沙吧？
伍：不允许。但是我不管他批不批，在西沙一带抓不到鱼，我们要活命，就得往南沙去。 记者：当时去南沙的船是帆船？ 伍：对，有两个帆。吨位很小，只有9吨。先到西沙，再从那里去南沙。 记者：还记得到南沙的第一个岛礁吗？
伍：双子礁，这是离海南最近的岛礁。找到这个礁就开始作业，然后一直往下走，永登暗沙、福禄寺礁、太平岛、三角礁、仁爱礁、九章群礁…… 记者：当时没有导航吧？
伍：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木罗盘。那时正是1月份，有东北风，张开帆就顺着风走了。两个月以后刮起南风来，我们就又顺着风回来了。帆船必须顺风才行。
记者：你们那次收获大吗？ 伍：很大，船上都装满了。看到别的国家的渔船也怕，怕他们抢劫我们。我们也想早一点回去，把这里的情况赶快告诉国家，告诉部队。 记者：你们这次来有点像调查情况似的？ 伍：对。我们主要是探路，探好路明年再来赚钱。那里有海参、公螺、砗磲、红口螺……什么都有，明年再来就有钱赚了。 记者：你们回去以后，政府是怎么表现的？ 伍：当地领导说，国家不批准，为什么还要去？他说我们是偷渡。可是南沙是我们国家的，我们是渔民，都是搞作业生产的，为什么判我们罪？ 记者：后来怎么处理的？ 伍：政府吊销了我的船长执照，一年不准出海。 记者：这一年家里生计怎么办？ 伍：我家里有6口人，4个小孩一位妇女，只有我出海挣钱。不让我出海，哪里有饭吃？那一年没钱，没粮食，只有吃红薯稀饭，但是政府不管。
记者：一年以后呢？ 伍：第二年就允许了，潭门镇的渔船从此开始自由地驶向南沙群岛。
就这样，他重新拉开了中国大陆重返南沙群岛的序幕...... 原以为传统意义上的船长，即帆船时代的船长再也没有了，但我们竟然在潭门镇找着了。潭门镇的帆船一直使用到上世纪90年代，而如今健在的几位帆船时代的船长，全成了潭门镇的大人物：伍书光、苏承芬、李根深、陈胜元、吴淑茂。而苏承芬则是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的代表性传承人，只凭一个航海罗盘和一本手抄的《更路簿》，在南海闯荡50余年，从未发生过迷航。陈胜元和吴淑茂两位船长，也曾在1984年驾驶帆船前往南沙。
苏承芬
陈胜元
吴淑茂
（这是一次潭门镇船长的大聚会，他们的足迹遍布三沙及东南亚国家，最远的还到过帕劳和澳大利亚。但年轻一代的船长都不再单凭经验行船，而是依靠导航仪和海图驾驶。伍船长和我们感慨道：“现在谁都可以当船长啰！”但照片中的这些船长，仍然是潭门镇众多船长中的佼佼者，他们从左至右分别是：许德俊船长、许德谭船长、赵先烁船长、伍书光船长、王维轩船长、何子宁船长、周南胜船长、邓大志船长。右五为作者单之蔷、右三为编辑黄菊。）
除了伍书光，我们还在潭门镇拜访了几位帆船时代的老船长：陈胜元、苏承芬、李根辉、吴淑茂。他们是帆船时代的最后一批英雄，是中国海洋文明的最后一抹光辉。他们让我想起了“中国船长”这个群体。
中国真正的船长早在宋元时期就开始了他们的地理大发现，他们的航线遍及南海，甚至到了东非海岸。人们一直用郑和船队7次下西洋的事迹来证明这一点，其实这是不对的。郑和是一个太监，一个朝廷官员，他怎么可能懂得航海知识？我查遍了郑和船队的资料，只找到7个太监的名字，可是真正的航海专家，真正的船长，却没有一个人留下名字，由此也可看出朝廷对航海技术人员的轻视。
在16—19世纪的帆船时代，船长是最稀缺的人才，要懂得洋流，识别天象，辨别季风，会操船使舵，还要知道各地物产、各国风俗。经过宋元两代的酝酿，中国沿海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船长，那时他们的航迹遍及南海、印度洋。看一看从西沙和南沙挖出来的那些宋元时代的瓷器，就可知当时的海上贸易何等繁盛。
但是明代和清代都实行了非常残酷的“海禁令”和“迁海令”，无数优秀船长因为被诬为“倭寇”和“海贼”而被朝廷杀害。在这样的摧残下，中国还能有海洋文明，还能有海洋英雄，还能有船长吗？
没想到我们在潭门镇遇到了这样的船长，可能是因为海南岛偏于一隅，才躲过无数次来自农耕文明的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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