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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年正月，蒙宋联合灭金。同年六月，宋军进兵中原，收复了两国结盟前并没有做出明确归属协定的河南部分地区，但随后便遭遇了蒙军的突袭，被迫南撤至宋境。年底，蒙古遣使赴临安，责难宋廷“败盟”，次年春，窝阔台汗以此为借口派兵伐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蒙元灭宋统一中国的大业历时46年之久，窝阔台和蒙哥两代大汗征宋的主攻方向为四川，意图占据巴蜀后，建瓴而下，直取南宋江浙腹地；然而蜀地多崇山峻岭，骑兵优势难以施展，故蒙军劳师南征，靡费钱粮无数，始终无法灭宋，甚至折损了蒙哥汗。忽必烈继位后，将战略主突方向改为荆襄地区。从1267年起，双方在襄阳一带展开长达六年的拉锯战，1273年，元军攻破襄阳，随即顺汉水入长江，循江东下，仅两年光景，便攻破临安，撼动了宋王朝的根基，其残余势力也在四年后被彻底消灭。 1267年至1273年的襄阳之战堪称整个蒙宋战争的转折点，该城的失守及由此引发的“蝴蝶效应”直接导致了宋王朝的倾覆；江山社稷之安危全系于一城之得失，如此案例史所罕有，以此为创作背景的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更是将襄阳“华夏第一城池”之名传之四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王朝灭亡后，襄阳之于全国的地位和声名却一直不温不火，现如今已泯然众“城”矣。这究竟是何缘故呢？
宋元襄阳之战形势图
一、历史上大多时期襄阳的存在感并不强 历史上围绕襄阳爆发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但世人耳熟能详的战例却寥寥无几，除宋蒙襄阳之战外，也就数关羽发动的襄樊之战最为出名，至于（前）秦（东）晋、孙（坚）刘（表）、宋金、杨（嗣昌）张（献忠）襄阳之战，包括解放军解放襄阳之战在大多人的认知中仍属空白，倒不是这些战争规模不大，亦或襄阳的战略地位无足轻重，而是大多时候襄阳的得失，与一个王朝的存亡并无直接关系。 如淝水之战前，前秦已攻破襄阳，但始终无法有效突破东晋江淮防线，最终惨败于淝水；三国之东吴，从未掌控襄阳，却仍能与占据巴蜀（一度占领荆州核心地域）的刘备和坐拥襄阳的曹魏长期鼎足而立；后西晋灭吴，自襄阳而出的晋军，其突击方向为鄂、湘、交（趾）、广，明显是偏师。 即便是宋蒙战争初期，襄阳的重要性及战略价值也并未引起双方的高度重视。1235年春窝阔台兵分三路，大举伐宋，其主攻方向在四川。蒙军在巴蜀打开局面的同时，皇子阔出率领的中路军在襄阳先败后胜，于1236年3月轻取襄阳。1238年宋军趁蒙军主力攻掠四川和两淮之际，反攻荆襄，1239年宋军轻松收复樊城和襄阳，而蒙军方面却不思重夺襄阳，依旧“死磕”四川。蒙哥攻宋之战的主攻方向仍是四川，仅在1257年的侵宋战争中，派出左翼偏师攻打襄阳和樊城，统帅塔察儿围樊城七日不克，旋即撤围，完全是浅尝辄止。
淝水之战前，前秦军已经攻占襄阳，但是前秦未能灭亡东晋，主要原因在于武昌和江淮俱在东晋之手
二、襄阳重要军事地位的由来 （一）南宋江防体系浅析 1.南方政权长江防线的北屏障——江淮地区 历史上的南北政权对峙时期，南方政权均奠都于南京或临安，引长江天堑为天然防线以拒北朝，但长江自西向东奔流上万里，南方政权根本无法做到处处设防，沿岸的不设防地及防御薄弱点实在太多了，北军只需集中兵力于一处便可轻松突破南朝的江防，南方政权多亡于北方政权与此因素有着莫大联系。不过，南方政权“熬死”北朝的案例亦不在少数，而成就这一奇迹的秘诀就在于“守江必守淮”的防御体系构建。 “守江必守淮”中的“淮”泛指江淮，即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区域。淮西北部大别山横向逶迤数百里，淮西南部湖泊星罗棋布，淮东河网密布，沟壑纵横。若南方政权在此地区部属重兵，并依托山川湖河构筑梯次纵深防御体系，饶是北军勇猛异常，突破淮河一线后，仍会遭遇南军的层层抵抗，其攻势逐次递衰，进抵长江时往往已成强弩之末，失败便不可避免。如东晋、宋、齐、梁，拥有完整的江淮地区，其江防体系较为完善，前秦、北魏始终无法突破长江攻灭南朝，此四朝也只是亡于朝臣篡位而已。 所以，没有江淮地区作为屏障，仅凭长江这一道天险是不足以拱卫江南免受北方袭扰的；而控制江淮，并在此区域内部署梯次纵深防御，给南方政权提供足够多的“容败”机会，以确保南军在长江一线击败业已势衰的北军，避免长江南岸地区遭受战火荼害，便是“守江必守淮”的精髓之所在。
江淮地区地形图
2.南方政权江防的核心——必据上游之势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南方政权都能掌控江淮地区，它们只能坚守京畿上游的广大地区或沿江据点与北方政权周旋求存，即“据上游之势”阻敌顺长江直流而下进袭其苏浙腹地。所谓的京畿上游地区主要指巴蜀、湖北、皖赣，而三大块区的核心据点在于沿江的重庆、武汉、九江、安庆（后两者自近代兴起，古代地位并不能与前两者相提并论）。南方政权只要守住任一一城及周边地区，即可确保其东南中枢无虞。北方军队何不直接进攻南方政权的都城？或从上述重镇的下游进入长江，再顺流直下攻取苏浙呢？只因此行动过于冒险，北军极易遭受从上游重镇顺江而下的南方政权军队与京畿地区守军的夹击。 在古代，长江沿岸据点又以武汉最为重要，其地据长江中游，北扼汉水，西制巴蜀，敌人自汉江上游南下或由四川顺流东下俱为其所阻。三国之东吴，仅拥有江淮小部分地区，仍可与北方的曹魏分庭抗礼，隔江而治，所倚仗者乃长江重镇夏口（今武昌）也。西晋灭吴之战，淮东的晋军兵锋直指建业，但其目的并非渡江攻城，而是牵制吴军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晋军主力则从巴蜀地区顺江而下，汇合中游诸军蚕食东吴上游沿江据点，随后直取建业。隋灭南陈之战，隋军先是占领汉口，逐渐控制长江中游，阻止武汉上游陈军东下救援，最后才于淮东发动总攻，攻占建康，俘虏陈后主。
晋灭吴之战，自襄阳而出的杜预部主攻方向是交趾和两广
588年隋军首先在陈朝上游发起进攻，平定上游陈军据点后，东路军于次年正月渡江攻占健康
南宋时期，长江上游的重要性在战争实践中被进一步检验证实。 1129年，宋高宗南渡长江后，主动放弃江淮一线，金军轻松突破长江，攻克建康、临安等地，追击宋高宗至宁波，舟山一带，但由于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俱在宋廷之手，金军统帅完颜宗弼恐上游宋军顺江东下，抄其后路，便放弃对宋高宗的追击，继而北返。
南宋建立初期，金军在东线对宋高宗穷追猛打，西线上游地区却少有建树，最终功亏一篑
1258年蒙哥汗亲率主力西路军进攻四川，东路军由其弟忽必烈统帅，在江淮一带牵制宋军，防止其西上救援巴蜀。次年九月初，忽必烈大军进围鄂州。宋理宗闻报，惊慌不已，唯恐鄂州城破，蒙军顺江东下攻取临安，在贴身宦官董宋臣的撺掇下，几欲迁都至宁海；后在太后及众臣的强烈反对下，此念方才作罢。九月二十八日，惊魂稍定的宋理宗诏贾似道节制江西及两广人马，支援中游战区。自九月起，宋蒙围绕鄂州展开三个多月的激烈攻防战，忽必烈始终不能克此坚城，双方遂成对峙态势。 与此同时，贾似道调集各地援军驰援鄂州，其中对鄂州保卫战的胜利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支援军乃是十一月初一日，自上游重庆沿江而下的吕文德部，此路援军在岳州突破蒙军张柔部的拦截后，进抵鄂州，鄂州城守愈坚，蒙军已丧失最佳的破城窗口期。次月初，忽必烈被迫率军北返，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
1259年鄂州之战形势图
诸多案例充分说明不平定上游，北军根本无法彻底灭亡南方政权，清末曾国藩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距上游之势”的战略思想。 四川为南宋领土的极西之地，挈领长江上游之总势，自然成为蒙古灭宋的首要征伐目标。长江以北的四川地域也成为南宋江防的西北屏障。
四川挈领长江上游之总势，在古代四川的得失关乎下游南方政权的安危
（二）襄阳是南宋江防屏障的薄弱点 宋金对峙时期，南宋控制了整个江淮地区，朝廷在此经营日久，防御体系较为成熟，湖北至江苏一线的长江防务自然万无一失；而巴蜀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屏障，境内陆有剑门之峥嵘，水拥三峡之险峻，北敌势难由此突破而进入长江，唯有秦岭以东，淮河以西之襄阳及以南地区，地势平坦，山川之固不比川蜀，河流稀疏难以为堑，是为南宋边防的薄弱环节，敌军极易从此地突入宋境腹地，饮马长江。所以，经营并坚守襄阳，对于南宋巩固长江中游防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襄阳是长江江防北屏障的薄弱环节
襄阳地形图
（三）四川形势突变致使襄阳军事价值进一步升级 窝阔台攻宋虽然没有达成最初的战略目标，即占领整个四川，挈领长江上游之势，但蒙军在巴蜀战场上仍取得不菲的实质性战果。首先，川西和川北几乎均被蒙军剽掠一空，并遭受严重破坏，经此一战，四川再难向下游输出经济成果，反而需要下游的补给，这严重消耗了南宋的财力和物力，其综合国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其次，蒙军虽最终退出四川，但是却占领了四川的北部屏障——利州路大部分地区，并在蜀边建立了三个可随时入蜀的战略基地，即兴元（今汉中）、沔州石门（今属略阳）、阶州两水（今属武都），并留有兵马驻守。如此一来，蜀中门户大开，蒙军几乎可以自由进出川西和川北，巴蜀四路行政区，宋廷仅有效掌控潼川路和夔州路，其在益州路和利州路的统治名存实亡，蜀地一半的防务已趋于瓦解，形势已不容乐观。
陕甘进出巴蜀的通道示意图
蒙军若占领整个四川，攻宋的主战场势必转移至长江中游的京湖地区，中游无上游巴蜀之地利，宋军实难与敌长期周旋，中游有失，下游宋廷之腹地必不能久存。为稳妥计，1239年孟珙收复襄阳后，即奏请朝廷置重兵于襄阳，并加强了长江北部京湖地区的防务。孟珙做此超前性的战略部属，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当四川不幸沦陷，战事势必转移至中游，确保汉水上游的襄阳无虞，可使宋军倾尽全力向西应对自巴蜀顺江而下的蒙军，而不必分兵抵挡从汉水方向进袭中游江陵（今荆州）、鄂州（今武昌）等重镇的敌军。自此襄阳作为长江中游重镇的屏障，开始受到宋廷的重视。 蒙哥汗继位后，蒙古人逐渐改变以往劫掠破坏四川的经略方针，他们开始在占领区内修筑工事，坚守城池，督民造册，管理当地大小军民事务，并以此为战略基地，窥伺川东夔州路和川中潼川路，四川战区的形势急剧恶化。1258年，蒙哥亲征四川前，蒙古人已经占领了川西平原和利州路大部分地区。虽然蒙哥大汗最终殒命钓鱼城下，但是蒙军在川西和川北却站稳了脚跟，巴蜀膏腴之地尽陷于敌手。
1235——1258年，窝阔台和蒙哥攻宋之战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四川，这为忽必烈从襄阳突破南宋江防奠定了战略基础
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次宋蒙战争后，抗蒙名将，时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的刘整与四川制置使俞兴、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嫌隙日深，俞、吕二人勾结，诬陷迫害刘整；当时朝政由奸相贾似道把持，朝内贤能远谪，忠良泣血，刘整申诉无门，朝不保夕，于1261年献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降蒙，潼川路大半沦陷，宋蒙在四川的均势被打破，战略的天平逐渐向蒙古倾斜。刘整熟知四川地理，深晓宋军作战风格及宋廷军政机密，在其襄助下，蒙军凭借军力的优势逐步蚕食川中和川东。至1267年襄阳之战前夕，四川大部分地区已失守，宋军被压缩至川东南一带，依托中枢重庆、合州钓鱼城等据点勉力维系局面。
南宋全国行政区划图，刘整降元，献出大半个潼川路
以上据点地形险要，壁垒坚固，蒙军势难突破宋军防线，宋军据险而守足以屏障下游江陵、鄂州等重镇。伐宋以来，蒙古人谋划已久的攻取巴蜀，再顺流而下，占江陵、鄂州，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也基本告吹。但由于蒙古人在四川已占据绝对优势，驻川宋军仅能苦撑自保，再难东下救援荆湖了。在此情势下，刘整审时夺度，不失时宜地向忽必烈提出主攻京西路襄阳为突破口，顺汉水南下攻取鄂州，撕裂南宋长江防线的战略计划。襄阳的战略地位由此猛然蹿升。 元朝政府调整战略主攻方向，是传统灭宋战略基本走入死胡同后的创新之举，它逐步打破了蒙宋双方长期对峙的均势格局。显然这是忽必烈在窝阔台和蒙哥经略巴蜀相对成功的基础上斩获的成就，因为两位大汗硬生生从宋廷手中夺得大半个四川。如果宋廷掌有整个或大半个四川，驻川宋军在稳住四川防线的同时，亦有余力支援下游；即便是襄阳、鄂州有失，蒙元军也不会对南宋下游中枢构成太大威胁，一如1236年蒙古皇子阔出攻占襄阳及1259年忽必烈兵围鄂州，于大局无妨。
窝阔台攻宋期间，蒙军曾攻占襄阳，但由于四川大半部分仍在宋军之手，蒙军并不能有效攻击南宋长江下游腹地
三、襄阳的防务本质上属于鄂州防务的延伸 史学界一直将襄阳之战视为蒙元灭宋的转折点，大多数人认为襄阳失守后，南宋再无回天之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襄阳失守后，元军逐渐拆除了荆湖路的北部藩篱，其兵锋直指南宋长江中游防线，此形势与蒙军攻破蜀中门户利川路，饮马上游长江如出一辙。倘若宋军能坚守鄂州而不失，则稳据宋廷中枢的上游之势，饶是京西路（治所襄阳）尽失，元军势难“浮汉入江”，即便侥幸突入长江，也绝难顺流而下奔袭南宋京畿腹地；因为他们直面下游守军的同时，其背极易遭受自鄂州地区而出的宋军的袭扰。 如上文所述，“无淮”或无江防屏障，则需坚守长江上游重镇以据上游之势，方能构筑起相对坚固的长江防线，确保下游中枢无虞。鄂州是宋廷的西大门，扼守汉水入江口，亦可阻自四川东下之敌，是故，长江下游南宋中枢之存亡全系于鄂州；1259年，忽必烈兵围鄂州，宋理宗惊恐之至，意欲迁都即是此因。 襄阳地处汉水上游，此地不守，敌军可顺汉水向南急趋，威胁长江中游地区。因此，确保襄阳无虞，不但可护佑鄂州（和江陵）不受西北来敌的侵犯，亦可在鄂州等地遭受其他方向来敌的攻击时，由襄阳遣出援军沿汉江南下，凭顺流水运之速度优势，及时增援鄂州。所以，襄阳得失关系江陵、鄂州一带江防的安危。 襄阳失守后，宋军本可依托鄂州阻止元军进入长江，怎料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廷后，驻守京湖地区的吕氏集团的兄弟子侄，门生故旧也望风而降，元军不费吹灰之力平定汉江流域，短时间内便进抵至汉阳。仓促之间，宋军仅在汉江口布置起防线，而汉口地区的湖泊水系，并未及时设防。起初，宋军成功阻挡元军从汉江口突入长江，但元朝左丞相伯颜于1274年12月率水军从汉水取道沦河进入东湖，经后湖，过滠水而入武湖，宋军阻挡不力，致使元军从沙无口突入长江。12月17日，元军从鄂州下游迂回进攻鄂州和汉阳，汉阳宋军腹背受敌，被迫投降，汉阳失守后，鄂州独木难支，于次日献降。至此，南宋下游中枢腹地门户大开，亡国之势已无法逆转。
元军采用迂回战术突入长江，包围汉阳和鄂州示意图
四、南宋灭亡后，中国再无南北长期分治之时期 元明清及民国末期，中国均出现过短暂的南北对峙时期。元末朱元璋起义军主动北伐元廷；明末南京福王政权仅存在一两年；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军并未控制荆襄地区，太平军以武昌、九江、安庆为屏障庇护天京，太平天国也并非亡于北方清廷，而是亡于长江中游的汉族团练军阀；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北一度呈对峙势态，但此局面仅维持数月而已；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和国民党政权也曾短时间隔江对峙，但随后的渡江战役便终结这一态势。 宋亡之后的南北对峙时期，要么南方政权在战略上碾压了北方政权；要么南北对峙时间太短，南方的南京政权并未构筑起相对完整且坚固的江防体系，就被取道江淮地区的北军迅速攻灭。南方江防体系拉跨的情势下，北军从淮东发起攻击，效率更高，且完全不必担忧顺流而下的上游南方军队与下游守军的夹击，因为上游的江防体系构建不完备，即表明上游南方军队的军备相对废弛，对下游的支援力度有限。北军从江淮地区发起进攻即可达成战略目标，自然不会取势千里之外，在荆襄地区与敌过多纠缠。所以，非南北长期对峙时代，襄阳的战略军事价值大打折扣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宋亡之后，北方灭亡南方政权的两大案例——清灭南明弘光政权和解放军攻灭国民政府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是长江中游地区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基地，宋亡之后，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由荆襄向武汉地区偏移。近代京汉铁路通车后，武汉相比荆州和襄阳在地理上的优势更为明显，其区域中心地位愈发稳固，襄阳和荆州莫能与之争。相对于武汉的飞速崛起，荆襄的常规速度的发展和进步反倒是一种退步了。
武汉崛起的关键——发达的水运交通
二十世纪初武汉城市规模图，以武汉的快速崛起作为参考，襄阳的常速发展是一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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