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总结篇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任重而道远 第八十七章: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八十七章：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五节：美欧衰退、亚洲崛起是世界大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老牌强国云集的欧洲已陷入老龄化深渊，社会结构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与中东涌入的数百万难民的冲击，经济增长长期乏力，人类启蒙运动与工业现代化之先的欧洲日益成为暮气之地，甚至被称为人类“博物馆”。美国也不再是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美国出现式微之势。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会在2035年前后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等方式，试图力挽美国霸权之颓势。同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国际社会的行为体现出“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

   根据英格兰本地媒体《每日邮报》（2020年）11月10日的报道，曾经担任过八年英国首相的约翰梅杰近日在伦敦发表了一场演说，称英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顶级强国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成为那样的强国。

   他认为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英国仍然会是第二梯队国家中顶级的存在，但他们会被很多国家所超越。而在脱欧问题上，他在此前就是该议题坚定的反对者，此次他也直言不讳说脱欧进展将会非常残酷，而且脱离欧盟也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独立浪潮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增大英国分裂的风险。

   英国脱欧对欧盟和英国来说必然是双输的局面，英国人作为欧盟的创始国之一，他们的经济贸易结构已经和欧盟形成了深度捆绑，脱离欧盟必然会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越来越渴望自由的法国人和德国人会从他们身上刮下巨额的财富。

   英国是美国在欧洲最坚定的盟友，不过和一百多年前不同，现在在双边关系之中美国人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而德国和法国所主导的欧盟一直在寻求脱离美国的控制，这也是英国和欧盟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之一。但即便英国没有和欧盟一起“共沉沦”，但英国自身的下降并没有停止，相比起承认应该不再是顶级强国的事实，或许梅杰更担心的是英国在往后的日子里连现在的地位也难以维持得住。

   19世纪之前，一个国家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大约等于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和今天一样，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1820年左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业革命开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让部分经济体的生产持续高于温饱水平，进而造成了两个比率之间的分化。因此，在世界市场上，首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再后来是日本均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了巨大的份额增长。在鼎盛时期，这些拥有不到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创造了大约四分之三的世界GDP。但现在差距再次缩小，不仅是中国，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纷纷赶上欧洲人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水平。

   世界人口的60％生活在亚洲，这个比例到本世纪中期将达到三分之二。世界银行的数字显示，亚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950年的19％上升到1998年33％，到2025年将达到55％至60％。到2002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有58％掌握在亚洲国家手里：仅日本就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9．3％，中国占11．3％。二十世纪90年代，亚洲在全球石油消费中占50％。

   亚洲经济令世界其他地区逊色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这一趋势背后的主要原因。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占今年全球产出的19%，是2000年的占比7%的两倍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如今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约是德国或日本的两倍，而在2000年，印度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小于德国和日本。

   世界进入亚洲时代，不仅归功于亚洲这两个最大经济体，还得益于中小型国家的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0年，印度尼西亚有望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并将在2023年超过俄罗斯，成为第六大经济体。

越南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自2000年，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体排名中，越南已经超越17个国家，其中包括比利时和瑞士。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超过了荷兰，而孟加拉国过去20年超越了13个经济体。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其最新著作《西方输了吗？》(Has the West Lost It)中写道：“西方跨越两个世纪的作为全球中心的时代结束了。”

   按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定义，过去50年，数亿亚洲人摆脱了贫困，许多亚洲经济体已达到中等收入或发达经济体水平。



第六节：新兴国家走上世界治理之大舞台

   21世纪的世界变局相比20世纪又有了一些变化，这个时代的世界之“局”也有两点：从空间上来看呈现出从海洋时代向太空时代前行的趋势，从内容上看，以工业文明为中心转向以信息化为中心。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整体性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根据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3%，与10年前占比12%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与此同时，战略家眼中“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的趋势开始显现：根据来自2018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数据，2017年东盟加中日韩经济总量达21.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7%，分别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

   世界经济格局在变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也同时在变：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两个层面演进并相互作用。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一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夺奴役状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可观的经济成就和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备受瞩目。根据2018年7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二是多极化呈新态势。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一超多强”格局，单极与多极也在不断博弈。30年过去了，多极化不断推进，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

   全球化进程之变：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欧企业占据科技经济绝对强势的发展时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力和市场。待发展中国家通过“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获得经济起飞后，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国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逆转。从目前情况看，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发达国家也从长远利益出发，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正面临重组。

   科技与产业的推动力量也在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举凡世界强国，都是能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军事优势的国家。而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比如英国、美国。本世纪已现端倪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然创新力强大的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涌现出一批领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导企业；在软件制造行业，印度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誉，生物技术也是印度优势产业；俄罗斯则在国防、飞机制造、核产业方面保有传统优势。这些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经验，也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将会释放出巨大能量。



   新兴国家在世界治理的大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一百年多来，以美英为首的大国一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但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变化，西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中日益呈现“能力不足”“意愿缺失”现象，比如在经济领域，美国频频挑起贸易争端，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在安全领域，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启动退出《中导条约》，令全球安全形势为之紧绷；在气候治理领域，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挑战。事实上，既有的治理核心主体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愿，亦是百年未有之变。全球治理之变恰恰也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难得机遇，它们有望跻身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的行列，成为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



第七节：“新冠”之战加速了百年大变之局

   我把起始于2019年末的人类与“新冠”之战称为“人类与生物之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人类与生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何年何月？又结束于何年何月？

   被我称为“人类与生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中世纪大瘟疫，是老鼠在传播，也被称为“黑死病”。

有关于黑死病的最早记载是在1348年有一名叫博卡齐奥的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的。而在历史中对黑死病特征记录，有一些是关于淋巴腺肿的描述，与19世纪发生于亚洲的淋巴腺鼠疫相似，这就使得一些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推测自14世纪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都是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所造成的。这些细菌是寄生于跳蚤上，并借由黑鼠等动物来传播。

1347年9月黑死病抵达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经水路一下子蹦到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攻破威尼斯和比萨，1348年3月一鼓作气占领了居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镇佛罗伦萨。于是，黑死病在这些城市厉兵秣马、集中兵力，通过陆路、水路，辐射到欧洲的四面八方：从意大利北部经布伦纳山口到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到维也纳；在法国，以马赛为起点，横扫了从普罗旺斯到诺曼底的整个国家，巴黎在1348年8月“陷落”；1348年夏，黑死病找到了进攻英国的突破口——多塞特郡的港口，8月攻克伦敦，翌年征服整个不列颠；1349年初，黑死病从法国的东北部越过莱茵河，5月到巴塞尔、8月法兰克福、11月科隆，1350年抵达汉堡、不来梅、但泽……黑死病的远征又转向北欧、转向东欧，1352—1353年，最终来到了俄罗斯，结束了它这次触目惊心、血腥的征程。

“黑死病”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国家而论，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是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亲历者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中，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在惨状前，薄伽丘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大部分城市都无法幸免于难。
   欧洲大伤元气，因大瘟疫传播而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度沉重的打击；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在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城内杀掉了1.6万犹太人。

    回过头来再说“人类与生物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新冠疫情”。截止我写此节的时间（2020年12月6日），全球已有6691.2万人感染，其中死亡153.3万人。其中科技医疗水平最高的美国，感染人数1498.3万人，死亡28.8万人。现在每天还以60多万的感染人数，1.1万人的死亡人数在高速增长。全球除朝鲜等两三个国家没有报道有“新冠”疫情外，其余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无一幸免。

   疫情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的震中转移过程，但震中自2020年4月份转移到美欧后，一直再难以转移，人们似乎还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今天这场“人与生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点是人们面对的看不见的敌人，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在病毒面前似乎不起作用，先进的科技技术和医疗水平在大战中并不是决定性力量。



   美利坚“大地”一片红

   不难得出结论，美欧是“人类与生物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失败者。

   具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最发达最先进的医疗系统，美欧为什么败的如此惨烈？

   败在扭曲的价值观。西方文化却崇尚自由与个体独立性加速了新冠疫情的传播。上世纪八十年代，罗纳德·里根曾宣布自己的执政原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破产，新自由主义思想不断抬头，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被人们奉为圭臬。里根或许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这位因为在1944年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被美国《新共和》杂志斥责为“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后，却在七十年代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思想之一认为，法治首要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政府行为首先在法律约束之下，导致总统都认为美国政府一出生就带有原罪。

   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决定了欧美各国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社会很难要求个人为社会整体利益做出牺牲。

   欧美有一点几乎每个国家都异曲同工，就是对轻症病人都不收治，甚至不去检测，仅仅要求他们自行隔离，以观病情发展。就是这种做法，导致欧美大大低估了正在传染他人的带病毒者的人数及其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我们看到，当新冠病毒在3月初的几周开始在欧美传染时，在很短时间内就导致其战线的全面失控……



特朗普病毒“样本”

   败在失败的社会治理。据环球网报道，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在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何新冠疫情会在全球大流行，美国政客是难辞其咎的，不仅是美国境内因疫情死亡的群众生命，需要美国政客负责，全世界因疫情死亡的人们都是需要美国为此负责。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政客在疫情爆发初期，一直处于疏忽和掩盖事实真相的状态，直到美国疫情失控后，其才缓慢开启国家紧急状态，但届时已为时已晚；其次，在疫情爆发至今，美国政客不光未想着如何从根源解决疫情问题，还在不断地推卸责任，以掩盖自身的失职。引进“大西洋月刊”的言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失败者统治的国家中，同时，这个失败者还在给努力的人们使绊子。”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显示，加拿大的疫情为美国输入病例带入；日本感染者携带的疫情菌种，在经历了数次检测后被发现，与欧美国家菌种完全符合；澳大利亚的疫情感染者们，在此前被证实多为美国感染者的接触者；墨西哥、中美地区的疫情也被发现与美国输入病例脱不了干系等。美国以输入病例为由，将墨西哥籍人强制遣返回国。但在这些人回国后不久，就被确诊为了疫情感染者。同样的，美国众议会高官在接受采访时也是明确指出，美国政客在此次疫情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疫情蔓延铺设道路。此外，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一直是在对外输送病毒，即便是内部已经无法控制。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有非常大的权利与独立性，其实可以看作是多个小国组成的联合大国。全国无法形成一盘棋。

   欧洲虽然是多个国家，但是欧盟又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来往是非常密切的。

   欧美正在这场“新冠病毒世界大战”中，对现实认知的极度扭曲，导致欧美对新冠病毒这个极其危险的敌人轻敌大意，结果在遭遇着一波又一波的失败。现在还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曙光。

   可以说，美欧白白浪费了中国抗疫为他们争取到的一个半月的宝贵的“备战时期”。在新冠病毒真正降临的时候，欧美竟表现得措手不及。《纽约时报》记者Ian Johnson曾撰写文章，批评西方“白白浪费了中国争取到的时间”，西方着眼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完全“忽略了中国经验对西方的价值”。

   从表面层次来看，美欧目前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原因，是没有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没有及时做好应对准备，没有及时采取培训人员、储备物资、建设应急机构等必要的“应战措施”。但当“战争”真正打响之后，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局面出现在我们眼前，即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似乎无法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这场新冠病毒战争证明，一个没有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国家如美国，或者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虽然存在但却不够强大的欧洲各国，是无法应对这样一场战争的。

   “人与生物的新冠之战”一起，中国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优劣对比。中国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与新冠病毒打了一场遭遇战，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夺取了胜利；而欧美在提前一个半月就预知战争到来的情况下，有中国抗议经验的情况下却节节败退，目前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战斗还在继续，美欧还在节节败退。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抗击疫情？这次“人与生物的新冠之战”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是长远的，人类如何与生物和平相处，已经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价值观、文化、社会治理方式问题。

   无疑这次“人与生物的新冠之战”在加速着美欧的衰退，在加剧着百年之变的速度。

参考资料

1、《瞭望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3月15日

2、太平洋地区海权之争……(作者/策划：胡越强)  2004-10-1014:27:21   稿源：国际在线

3、美智库支招海上围堵中国，加强军事存在让中国“知难而退”，拉拢盟友外交经贸孤立中国来源：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  作者：王权  时间：2014-09-29 16:21:33

4、遏制中国，美国打了哪些“组合牌”2019-09-12 15:51来源：半月谈网

5、李春峰，中国海洋科技发展的潜力与挑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9月下

6、鞠海龙：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三大挑战，海洋中国-中国网 2012-12-13 09:03

7、吴立新，建设海洋强国离不开海洋科技，人民网－人民日报2017年11月07日

8、项文惠，中国的海外公民保护—战略实施、制约因素及策略应对[J].国际展望，2017（04）

9、陈立，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研究—中国民营保安公司作用探析[M].法律出版社，2019

10、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央企业“一带一路”国别风险与安保体系建设研究[J].理论视野，2017（06）

11、肖晞，关系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J]，探索，2019（01）

12、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M]，1621

13、孙永生，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防控[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06）

14、张杰，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与公民保护[J]，俄罗斯研究，2016（05）

15、郎帅，“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难点、要点和重点[J]，理论月刊，2018（06）

16、Timothy R，Heath. China's Pursuit of Overseas Security.[R].RAND，2018

17、殷储，中国海外利益亟需三方保护[J]，世界知识，2018（01）

18、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9、英科学家：中世纪瘟疫提高了欧洲人“抗艾”能力  ．中国新闻网[引用日期2014-05-14]

20、《探索；发现》．《视觉天下探索大灾难未解之谜》．中国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4：P120

21、 中世纪一场欧洲大瘟疫：夺走2500万欧洲人性命  ．百度[引用日期2014-05-14]

22、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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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章：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五节：美欧衰退、亚洲崛起是世界大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老牌强国云集的欧洲已陷入老龄化深渊，社会结构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与中东涌入的数百万难民的冲击，经济增长长期乏力，人类启蒙运动与工业现代化之先的欧洲日益成为暮气之地，甚至被称为人类“博物馆”。美国也不再是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美国出现式微之势。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会在2035年前后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等方式，试图力挽美国霸权之颓势。同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国际社会的行为体现出“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

   根据英格兰本地媒体《每日邮报》（2020年）11月10日的报道，曾经担任过八年英国首相的约翰梅杰近日在伦敦发表了一场演说，称英国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顶级强国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成为那样的强国。

   他认为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英国仍然会是第二梯队国家中顶级的存在，但他们会被很多国家所超越。而在脱欧问题上，他在此前就是该议题坚定的反对者，此次他也直言不讳说脱欧进展将会非常残酷，而且脱离欧盟也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独立浪潮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增大英国分裂的风险。

   英国脱欧对欧盟和英国来说必然是双输的局面，英国人作为欧盟的创始国之一，他们的经济贸易结构已经和欧盟形成了深度捆绑，脱离欧盟必然会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越来越渴望自由的法国人和德国人会从他们身上刮下巨额的财富。

   英国是美国在欧洲最坚定的盟友，不过和一百多年前不同，现在在双边关系之中美国人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而德国和法国所主导的欧盟一直在寻求脱离美国的控制，这也是英国和欧盟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之一。但即便英国没有和欧盟一起“共沉沦”，但英国自身的下降并没有停止，相比起承认应该不再是顶级强国的事实，或许梅杰更担心的是英国在往后的日子里连现在的地位也难以维持得住。

   19世纪之前，一个国家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大约等于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和今天一样，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1820年左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业革命开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让部分经济体的生产持续高于温饱水平，进而造成了两个比率之间的分化。因此，在世界市场上，首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再后来是日本均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了巨大的份额增长。在鼎盛时期，这些拥有不到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创造了大约四分之三的世界GDP。但现在差距再次缩小，不仅是中国，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纷纷赶上欧洲人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水平。

   世界人口的60％生活在亚洲，这个比例到本世纪中期将达到三分之二。世界银行的数字显示，亚洲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950年的19％上升到1998年33％，到2025年将达到55％至60％。到2002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有58％掌握在亚洲国家手里：仅日本就占全球外汇储备的19．3％，中国占11．3％。二十世纪90年代，亚洲在全球石油消费中占50％。

   亚洲经济令世界其他地区逊色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是这一趋势背后的主要原因。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占今年全球产出的19%，是2000年的占比7%的两倍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如今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约是德国或日本的两倍，而在2000年，印度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小于德国和日本。

   世界进入亚洲时代，不仅归功于亚洲这两个最大经济体，还得益于中小型国家的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0年，印度尼西亚有望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并将在2023年超过俄罗斯，成为第六大经济体。

越南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自2000年，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体排名中，越南已经超越17个国家，其中包括比利时和瑞士。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超过了荷兰，而孟加拉国过去20年超越了13个经济体。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在其最新著作《西方输了吗？》(Has the West Lost It)中写道：“西方跨越两个世纪的作为全球中心的时代结束了。”

   按照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定义，过去50年，数亿亚洲人摆脱了贫困，许多亚洲经济体已达到中等收入或发达经济体水平。



第六节：新兴国家走上世界治理之大舞台

   21世纪的世界变局相比20世纪又有了一些变化，这个时代的世界之“局”也有两点：从空间上来看呈现出从海洋时代向太空时代前行的趋势，从内容上看，以工业文明为中心转向以信息化为中心。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整体性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根据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3%，与10年前占比12%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与此同时，战略家眼中“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的趋势开始显现：根据来自2018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数据，2017年东盟加中日韩经济总量达21.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7%，分别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

   世界经济格局在变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也同时在变：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两个层面演进并相互作用。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一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夺奴役状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可观的经济成就和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备受瞩目。根据2018年7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二是多极化呈新态势。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一超多强”格局，单极与多极也在不断博弈。30年过去了，多极化不断推进，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

   全球化进程之变：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欧企业占据科技经济绝对强势的发展时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力和市场。待发展中国家通过“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获得经济起飞后，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国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逆转。从目前情况看，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发达国家也从长远利益出发，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正面临重组。

   科技与产业的推动力量也在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举凡世界强国，都是能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军事优势的国家。而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比如英国、美国。本世纪已现端倪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然创新力强大的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涌现出一批领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导企业；在软件制造行业，印度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誉，生物技术也是印度优势产业；俄罗斯则在国防、飞机制造、核产业方面保有传统优势。这些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经验，也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将会释放出巨大能量。



   新兴国家在世界治理的大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一百年多来，以美英为首的大国一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但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变化，西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中日益呈现“能力不足”“意愿缺失”现象，比如在经济领域，美国频频挑起贸易争端，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在安全领域，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启动退出《中导条约》，令全球安全形势为之紧绷；在气候治理领域，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挑战。事实上，既有的治理核心主体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愿，亦是百年未有之变。全球治理之变恰恰也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难得机遇，它们有望跻身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的行列，成为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



第七节：“新冠”之战加速了百年大变之局

   我把起始于2019年末的人类与“新冠”之战称为“人类与生物之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人类与生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何年何月？又结束于何年何月？

   被我称为“人类与生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中世纪大瘟疫，是老鼠在传播，也被称为“黑死病”。

有关于黑死病的最早记载是在1348年有一名叫博卡齐奥的佛罗伦萨人记录下来的。而在历史中对黑死病特征记录，有一些是关于淋巴腺肿的描述，与19世纪发生于亚洲的淋巴腺鼠疫相似，这就使得一些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推测自14世纪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都是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所造成的。这些细菌是寄生于跳蚤上，并借由黑鼠等动物来传播。

1347年9月黑死病抵达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港口城市墨西拿，11月经水路一下子蹦到北部的热那亚和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马赛，1348年1月攻破威尼斯和比萨，1348年3月一鼓作气占领了居于意大利中心位置的工商、文化重镇佛罗伦萨。于是，黑死病在这些城市厉兵秣马、集中兵力，通过陆路、水路，辐射到欧洲的四面八方：从意大利北部经布伦纳山口到蒂罗尔、克恩腾、施泰尔马克到维也纳；在法国，以马赛为起点，横扫了从普罗旺斯到诺曼底的整个国家，巴黎在1348年8月“陷落”；1348年夏，黑死病找到了进攻英国的突破口——多塞特郡的港口，8月攻克伦敦，翌年征服整个不列颠；1349年初，黑死病从法国的东北部越过莱茵河，5月到巴塞尔、8月法兰克福、11月科隆，1350年抵达汉堡、不来梅、但泽……黑死病的远征又转向北欧、转向东欧，1352—1353年，最终来到了俄罗斯，结束了它这次触目惊心、血腥的征程。

“黑死病”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因战争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这场瘟疫给欧洲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国家而论，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在城市中，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是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80%的人得黑死病死掉。在亲历者薄伽丘所写的《十日谈》中，佛罗伦萨突然一下子就成了人间地狱：行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待在家里的人孤独地死去，在尸臭被人闻到前，无人知晓；每天、每小时大批尸体被运到城外；奶牛在城里的大街上乱逛，却见不到人的踪影……在惨状前，薄伽丘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大部分城市都无法幸免于难。
   欧洲大伤元气，因大瘟疫传播而引起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变动。大瘟疫引起了大饥荒，盗贼四起；天主教的威信受到极度沉重的打击；当时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理由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瘟病并四处投毒。在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作为瘟疫的传播者而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城内杀掉了1.6万犹太人。

    回过头来再说“人类与生物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新冠疫情”。截止我写此节的时间（2020年12月6日），全球已有6691.2万人感染，其中死亡153.3万人。其中科技医疗水平最高的美国，感染人数1498.3万人，死亡28.8万人。现在每天还以60多万的感染人数，1.1万人的死亡人数在高速增长。全球除朝鲜等两三个国家没有报道有“新冠”疫情外，其余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无一幸免。

   疫情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的震中转移过程，但震中自2020年4月份转移到美欧后，一直再难以转移，人们似乎还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今天这场“人与生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点是人们面对的看不见的敌人，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在病毒面前似乎不起作用，先进的科技技术和医疗水平在大战中并不是决定性力量。



   美利坚“大地”一片红

   不难得出结论，美欧是“人类与生物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失败者。

   具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最发达最先进的医疗系统，美欧为什么败的如此惨烈？

   败在扭曲的价值观。西方文化却崇尚自由与个体独立性加速了新冠疫情的传播。上世纪八十年代，罗纳德·里根曾宣布自己的执政原则：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破产，新自由主义思想不断抬头，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被人们奉为圭臬。里根或许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这位因为在1944年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被美国《新共和》杂志斥责为“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后，却在七十年代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思想之一认为，法治首要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政府行为首先在法律约束之下，导致总统都认为美国政府一出生就带有原罪。

   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决定了欧美各国强调的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至上的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社会很难要求个人为社会整体利益做出牺牲。

   欧美有一点几乎每个国家都异曲同工，就是对轻症病人都不收治，甚至不去检测，仅仅要求他们自行隔离，以观病情发展。就是这种做法，导致欧美大大低估了正在传染他人的带病毒者的人数及其严重的危害性。因此我们看到，当新冠病毒在3月初的几周开始在欧美传染时，在很短时间内就导致其战线的全面失控……



特朗普病毒“样本”

   败在失败的社会治理。据环球网报道，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在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何新冠疫情会在全球大流行，美国政客是难辞其咎的，不仅是美国境内因疫情死亡的群众生命，需要美国政客负责，全世界因疫情死亡的人们都是需要美国为此负责。乔姆斯基指出，美国政客在疫情爆发初期，一直处于疏忽和掩盖事实真相的状态，直到美国疫情失控后，其才缓慢开启国家紧急状态，但届时已为时已晚；其次，在疫情爆发至今，美国政客不光未想着如何从根源解决疫情问题，还在不断地推卸责任，以掩盖自身的失职。引进“大西洋月刊”的言论“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失败者统治的国家中，同时，这个失败者还在给努力的人们使绊子。”

   据加拿大“国家邮报”显示，加拿大的疫情为美国输入病例带入；日本感染者携带的疫情菌种，在经历了数次检测后被发现，与欧美国家菌种完全符合；澳大利亚的疫情感染者们，在此前被证实多为美国感染者的接触者；墨西哥、中美地区的疫情也被发现与美国输入病例脱不了干系等。美国以输入病例为由，将墨西哥籍人强制遣返回国。但在这些人回国后不久，就被确诊为了疫情感染者。同样的，美国众议会高官在接受采访时也是明确指出，美国政客在此次疫情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疫情蔓延铺设道路。此外，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一直是在对外输送病毒，即便是内部已经无法控制。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有非常大的权利与独立性，其实可以看作是多个小国组成的联合大国。全国无法形成一盘棋。

   欧洲虽然是多个国家，但是欧盟又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来往是非常密切的。

   欧美正在这场“新冠病毒世界大战”中，对现实认知的极度扭曲，导致欧美对新冠病毒这个极其危险的敌人轻敌大意，结果在遭遇着一波又一波的失败。现在还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曙光。

   可以说，美欧白白浪费了中国抗疫为他们争取到的一个半月的宝贵的“备战时期”。在新冠病毒真正降临的时候，欧美竟表现得措手不及。《纽约时报》记者Ian Johnson曾撰写文章，批评西方“白白浪费了中国争取到的时间”，西方着眼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完全“忽略了中国经验对西方的价值”。

   从表面层次来看，美欧目前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原因，是没有汲取中国的经验教训，没有及时做好应对准备，没有及时采取培训人员、储备物资、建设应急机构等必要的“应战措施”。但当“战争”真正打响之后，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种局面出现在我们眼前，即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似乎无法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这场新冠病毒战争证明，一个没有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国家如美国，或者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虽然存在但却不够强大的欧洲各国，是无法应对这样一场战争的。

   “人与生物的新冠之战”一起，中国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优劣对比。中国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与新冠病毒打了一场遭遇战，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夺取了胜利；而欧美在提前一个半月就预知战争到来的情况下，有中国抗议经验的情况下却节节败退，目前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战斗还在继续，美欧还在节节败退。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抗击疫情？这次“人与生物的新冠之战”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是长远的，人类如何与生物和平相处，已经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价值观、文化、社会治理方式问题。

   无疑这次“人与生物的新冠之战”在加速着美欧的衰退，在加剧着百年之变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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