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航海网，拥抱全世界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x
第八十一章：中国是如何与海洋强国
擦肩而过的（二）
清明上河图局部
第三节：海禁如能成为开海保持开放
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描述了北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景象。两宋尽管版图面积不大，和域外的争端也处于弱势，但重视商业，重视海上贸易带来一时的繁荣和老百姓生活富庶。
两宋时期的北宋，朝廷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营海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嘉兴府（秀州）和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因此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其中广州港、泉州港以及明州港是最大的三个出海港口。虽然海外贸易既有官府经营，也有私人的海船，但是总的来说，出海的私人大商贾要远远多于官府商船，这恐怕也是因为海上行船风险非常巨大，但收益也非常巨大的原因。
根据《宋会要辑稿》，在宋代，与当时中原王朝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等。当时的商贾从各个港口装上瓷器丝绸茶叶等等货物，运到东南亚乃至欧洲换回象牙、珊瑚、玛瑙、珍珠、琉璃以及各种香料，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
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税，在高宗年间能够达到二百万贯，大约是当时宋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而陆路会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贸易，以药材、茶叶、犀角、象牙交换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等。当时宋朝的金融信用好到辽金地区和日本、高丽都弃用自己的货币而改用铜钱，连东南亚和西亚都有使用。
北宋的海上贸易
整个宋朝时期朝廷几乎都是支持海洋贸易的，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海洋贸易，比所有王朝都要发达。南宋时期的海关税收，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0%以上，这个比例非常高。
宋王朝海上贸易到达五六十国，进出口货物在四百种以上，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宝物、药材及纺织品等，出口货物主要是纺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制品等。
此外，宋朝还设置有服务于来华贸易外国商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宋朝为了更好地促进海外贸易，还设置了"蕃市"，用来卖外国商品，建造"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设置"蕃学"，方便外国商人的子女读书，甚至制定了管理外国人的法律。而这些，都是服务于海外贸易的。
宋朝的海外贸易，从北宋时期，一直持续到了南宋时期，除了南北宋交接时期，几乎从无断绝。宋朝这样长时间的海上贸易，使得宋朝的经济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馀万缗，嘉佑闲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闲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馀万，元佑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馀。”从史书记载的每年税收之数，可见宋朝的经济有多发达。这也让宋朝在外交政策上另辟蹊径，喜欢用金钱来换取边境平安，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岁币政策"。比如著名的澶渊之盟，花了宋朝每年经济收入不到百分之二的钱，稳定了宋辽关系，两朝结为兄弟之国：贸易互市、和平往来。如此一来，没了后顾之忧的宋朝，有了更大的精力，来发展海外贸易这样的赚钱利器!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更大的高峰。如此往复，宋朝的海外贸易自然越来越赚钱，宋朝的经济也发展的越来越好，自然会富得流油。
明清时期，如果稍开海禁，就会带来海洋贸易的繁荣、沿海人民生活安定，海盗倭寇减少甚至消失的景象。
1567年，隆庆帝继位，开放海禁也是迫不得已，大明建国以来，郑和七下西洋以物换物的赔本买卖，此时难以支撑下去。
于是有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之举。这一年嘉靖帝死，隆庆帝即位，改革家张居正入阁当家，隆庆帝立即准奏。
正如后任福建巡抚许孚远所说：“隆庆初年，前任巡抚涂泽民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止通东西二洋，不得（通）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许。几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庆开放的当年，正式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在此设置海澄县，并建立督饷馆，专门管理私人海外贸易，月港顿时繁荣起来。不仅开发了新的月港，也带动了老港（广州和澳门）的兴盛。还有如安平、梅岭和台湾的鸡笼（基隆），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明朝国库收入因此大增。万历四年（1576年）月港税收万金，万历十一年（1583年）增至二万余，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再增至二万九千余。
隆庆开海带来的繁荣景象
据统计，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从吕宋、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约1亿两左右，相当于明嘉靖年间44年和万历年间25年的白银赋税收入。
《初修海澄县志序》精辟地总结道，“澄以舶故寇，寇故县。自县成，舶发于官，而寇祸息”。一时间，在此经营海上贸易的中外“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帆，约千寻之修缆”。“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小小的月港竟夸称大明天子的“南库”，令时人发出“共喜一槎乘使者，欣观万国奉天王”的赞叹。
再来看看清代的开海。
清代初期，随着清廷从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手里夺回台湾，沿海的经济开发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上议事日程。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廷允许浙江沿海商民，可驾500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同年七月，因闽粤两地迟不议请海上贸易一事，康熙帝曾质问席柱等人“何以不议准行”，决定立即实施开海贸易，其目的康熙帝自己阐述得十分清楚：“向令开海贸易，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丰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同年十月，清廷正式宣布解除海禁，令满汉人民“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
清初开海后，明清两朝300余年的海禁政策一旦明令解除，东南海疆形势登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海上贸易盛况空前。“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喇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
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二十二年，约73年间，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达3017艘，而往南洋诸国贸易的船只更是与日俱增。如康熙二十四年，从福州、厦门等地开往雅加达的商船仅有10余艘，康熙四十二年有50余艘，到康熙五十五年则多至千余艘。而世界各国的商人亦纷至沓来，几乎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关系。史料记载，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的72年中，来华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达312艘。
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康熙帝对外的宽容政策，海外华人急剧增加。自海禁开放以后，那些深受海禁与迁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相率出洋，“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且籍公行私，多载人民……相引而至外国”。仅康熙二十七年一年中抵达日本长崎的中国人，就达9100人。
到乾隆朝，在荷兰统治下的巴达维亚有华人10万。
可惜到乾隆朝，闭关锁国开始了，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开启了国弱民穷的时代。
明清两代的开海禁海结果证明，禁海则民穷，海盗倭寇四起；开海则民富，海盗倭寇则少。
第四节：郑成功的船队如果是为渔民和海商保驾护航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这是《大国崛起》的开篇语。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分居在几块隔绝的陆地上。虽然航海活动早已有之，但正是通过始于15世纪的，以迪亚斯、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为代表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人类才将分散的世界连在一起。
这个大幕的开启者其实更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从船舶制造，航海技术和经验，无论是朝廷或者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中国都不是一个档次。但中国错过了。
强大的郑和船队，无疑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大的海军。如果这样一支海军，用来为中国的海商、渔民保驾护航，维持海上秩序。或者说，郑和七下西洋的同时带上民间的海商船队，那可能带来的轰动和长久效益与郑和自身有限的以物易物不可同日而语。
对中国人来说，在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已经处于“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海商年代，发起并主导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海洋贸易源于秦汉，成于三国、隋朝，兴于唐宋。因隋唐时海运的最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故有“海上丝绸之路”说。宋元时期瓷器出口勃兴，又有“海上陶瓷之路”说。由于中国的进口商品主要是香料，还有“海上香料之路”说。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并不是只有陆商，也有海商。
海商文明在中国绵延千年。唐代诗人刘禹锡面对珠江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贸易奇观，写下了“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的诗句。南宋时，宋高宗在南渡之初财政困窘，遂鼓励海商造船出海贸易，并按每30里一个灯塔的配置，建起灯塔导航系统。靠着海外贸易的厚利，南宋财政收入很快恢复，至宋孝宗时财政规模已经全面超越北宋。当时的中国船队完全有实力代替阿拉伯人的印度洋制海权。
如果明清能够延续宋元时期的海商政策，那中国后来的发展和强大则不可思议。
令人哀婉叹息的是，明廷开始了禁海，清朝在大部分时期延续了禁海政策。明朝有强大的海军，当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可惜在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后，突然逆转，放弃了继续下西洋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国家在海洋上的强势地位。
按照大部分学者的观点，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这和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的说法相似，即明成祖朱棣在天下初定、国力大充的背景下，“乃思扬威德于域外”，通欧西，造航海利器，“宣德化而柔远人”。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本质是搞政治，当然不可能发动民间商贸，故全部开支依赖朝廷。由于没有实惠，最后撑不下去只好停止。
西方航海事业的兴起和成功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无论是弹丸之地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后来的英国，航海首先是谋取经济利益，同时国家要么军队保护、要么授权、要么参股，使其民间的探险、开拓、贸易行为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国家给予必要的保护。
尽管中国商人并不比西方商人智商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世纪》中指出， “但是中华帝国的官僚体制却像东罗马帝国的政府一样，扼杀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将商业活动完全置于官府的控制之下。”
反观中国，民间不乏冒险者和开拓者，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最丰富的的航海经验，如果几者能够有机结合，尤其是强大的国家海军能够成为保护民探险、开拓、贸易的保护者，民间的贸易会更加强大，海军也不可能因缺乏经费而难以为继。可惜的是国家强大的海军没有成为民间贸易的保护者，而成为闭关锁国、“禁海”、镇压“倭寇”的工具，一正一反，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霸主的大好机会，进而沦落为西方海洋强国欺负蹂躏的战场。
参考资料及文献：
1、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2、张苏《嘉靖年间徽州海商的反海禁斗争——以王直为例》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03期
3、张雅娟《19世纪初东南海商与海盗、水师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02期
4、王日根《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社会科学2013年10期
5、李金明《清嘉庆年间的海盗及其性质试析》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02期
6、[明] 万表,海寇议后 , 郑广南著, 中国海盗史,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7、[明]王世贞,倭志,郑广南著,《中国海盗史》,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8、梁晓天．《倭寇战争全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海禁下的民间活力：尼古拉一官》,国立故宫博物院：十七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
10、江日昇.《台湾外纪》卷一: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 第 2 页。
11、阮明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2、汤锦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 发现台湾．台北市：大雁出版基地发行，2011年。
13、厦门郑成功研究会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郑成功族谱三种（含《郑氏宗谱》、《郑氏家谱》和《石井本宗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14、汤锦台，《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台北，果实出版，2002。
15、汪敬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1983年02期。
16、《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
17、互联网
免责声明：部分文字内容，来自互联网，未查明出处。图片来自互联网，如果影响到您的权益，我将立即删除。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