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总结篇 第八十章:中国是如何与海洋强国 插肩而过的(一)

《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总结篇

第八十章：中国是如何与海洋强国

插肩而过的（一）

   大航海时代诞生了一批海洋强国，他们靠的是有一定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冒险精神、国家武装或者国家授权武装队伍的护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莫不如此。而同一时代的中国无论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朝廷或者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无一不是世界最强的，中国老百姓也有那种为谋生而具有的不怕死精神，偏偏中国就没有成为海洋强国，还在这个时代逐步失去了在造船、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切都是缺乏战略眼光的明清统治者所赐。失去海洋强国可能的同时，走上了一个屈辱受欺负、受掠夺的时代，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第一节：英国成为海洋霸主之前中国一直拥有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造船与航海是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涉及流体力学、材料力学、运动学、天文学、数学、磁学、地理学、气象学及制造工艺技术等广阔的领域。

  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就以原始的舟筏浮具和原始的导航知识开始了海上航行，揭开了利用原始舟筏在海上航行的序幕。夏、商、周时代，由于木板船与风帆的问世，人们已开始在近海沿岸航行到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 人们已累积了一些天文定向、地文定位、海洋气象等知识，初步形成了近海远航所需的技术和相关的知识，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与海上战争。春秋时期，楼船已经出现，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谈话就提到：“楼船者，当陆军之楼车。”这说明吴、楚水军中均已装备有楼船。

   到秦汉时代，中国造船技术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海船逐步大型化以及掌握了驶风技术，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据古书记载，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用楼船组成的船队攻打楚国。统一中国后，他又几次大规模巡行，乘船在内河游弋或到海上航行。

   到了汉代，随着帆和船尾舵的出现，楼船的建造也进入了辉煌时期。由于汉军大量装备楼船，“楼船”一词成为水军的代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汉武帝时期，大汉海军就多次跨海征战，向北碾压朝鲜，向南平定南越。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已打开。《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的海船在汉代时，就已经打通了从广州到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航线。在印度人看来汉朝楼船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气势雄浑，船共3层，高10丈，载1000人。第一层叫“庐”，第二层叫“飞庐”，第三层叫“雀室”。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船队巡航台湾和南洋，法显从印度航海归国，中国船队远航到了波斯湾。

   唐宋时期为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自此进入了成熟时期。

    唐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十分发达。大唐的大船也是巨无霸，开到波斯湾地区时船体大吃水深，当地的港口无法停靠，只能另换小船进行船上与岸上的人物转移。那个时期把这条从广州和泉州出发的南海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

   到了宋代，以广州和泉州为基地港航海到印度、波斯湾各地区的中国商船，都是坚实牢固的大型船舶。当时被称作是“大食船”的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船与其相形之下，不仅体型小，而且建造的技术也很差。因此，那时来航中国的印度和伊斯兰的商人，搭乘中国船舶的人很多。东来的货物，也大多由中国的船只来装载。

   苏莱曼，这位到过中国和印度的阿拉伯人，在他的游记中就记载了中国商船因为体积的巨大，吃水深而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河口的情形。

   由于对外贸易的繁盛，在宋代相应出现了不少专门记述海外诸国事情的著作。1178年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确地记述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实况。其书云：中国商人往波斯方面者，必须在印度西岸改搭波斯船。而波斯商人要进人中国者，则必须在这里换乘中国的大船。这是因为中国的船舶体积大，不便于在波斯湾航行的缘故，所以要改乘小型的波斯船。与之相反，如果不是大型的中国船，要越过印度洋的风浪是很困难的。可见，航行在印度洋上的商船，大部分是中国的大船。这些大船，一船能容数百人，船中可积一年的粮食。樯帆高挂，浮海而行，犹如垂天之云。此等帆船在海上航行，无风时则用橹，一般备橹八至十支，有的船也有二十几支，船内划分为数区，用严密的防水舱壁分隔开来，是一种即使一处损伤而不致影响全体的水密舱装置。在这些商船上，已经开始使用罗盘了。

   磁石指极针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文献上对此便有了明确的记载。它是一种在一块刻成鱼形的木片上安上磁针，把木鱼放在水中，让其浮在上面可以确定方向的装置。应用这种原理制作的装置，称为“指南鱼”。这种装置可以应用于海上导航。阿拉伯人从中国船上学会了磁石的使用方法，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地把磁石的知识传给了欧洲人。在这之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磁石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季风的知识在古代就被人所了解。当时的航海，便是利用冬季东北风从中国海港出发，然后顺着夏季西南风回国的办法，包括在印度洋上，也同样利用季节风的知识来航海。

   宋代的造船技术，放在当时世界上，具有碾压式优势。首先是造船理念，宋朝以前造船，人类造船重要一步“定龙骨”，在宋朝完美实现。从此中国人不管造大船小船，都是先打好龙骨结构，骨头硬了，别管大船小船，扛风浪的能力得到了颠覆式的提升。

   更叫外国人望尘莫及的是，宋朝造船不但会定龙骨，还会绘建造图纸，每造一艘大船，都有船图规划，甚至有专业化的船坞。至于横隔舱和水密隔舱这些设计，也是更加成熟。

   大约晋代中国已发明水密隔舱，当时晋已具备制造密隔舱的条件，曾制八槽航船，就是八个不漏水的船舱。至宋元时，全国船舶已普遍采用封闭隔舱的水密隔舱法了。其法比国外（西方18世纪才有）至少要早七八百年，因此，我国是世界最早发明水密隔舱的国家。古代泉州素以发达的造船业著称。清嘉庆年间蔡永蒹所撰《西山杂志·王尧造舟》载：“天宝中，王尧于勃泥运来木材为林銮造舟。舟之身长十八丈……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三至四万担之多。”该史料记载了唐天宝年间泉州所造海船的情况，其中“十五格”即为十五个隔舱。这是关于泉州海船中采用隔舱的最早记载。



  宋代的港口及大船示意图

   两宋年代，大宋的海船是海洋上的不二主角，海上武装更是独步天下，专业管理海洋贸易的“元丰法”也在北宋出台。当时中国船只纵横在南洋海面，每到一处都常见国王出来迎接。

  元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宋的先进造船工艺和技术，大量建造了各类船只，其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元军往往为一个战役就能一举建造几千艘战船。当时元朝初期仅水师战舰就已有一万七千九百多艘。此外，还有大量民船分散在全国各地。当时，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南洋、印度洋一带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中国在航海船舶方面居于世界首位，船舶性能远远优越于阿拉伯船。

   此外，宋代海员掌握的深水探测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纯熟的地步。追溯到了唐朝末年，海上已经出现很多的探测设备。在宋元时期这些探测设备得到更广泛地应用，可以使船不至于“搁浅”或者“倾覆”。海上航行还利用信鸽为通信工具，这方面也反应了当时航海技术的进步。这时期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制造的海船可以乘风破浪，还能使航海更加的安全，航海的日程也大大地缩短了。约在公元1329年至1345年，汪大渊从当时中国最大海港——泉州港附乘商船远航，“足迹几半天下”。回国他根据“身所游览，耳目所闻见”写下了包括他到过的九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夷志略》。
   元代政府在今海南海口港外设置白沙水军，负责海上巡逻，进一步加强对南海诸岛海域管辖。元二十九年大将史弼领兵五千远征爪哇，“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域界”。这支舰队取道西沙（也可能包括南沙海域）发动进攻，虽以爪哇路途遥远未能成功，但显示出元代海上活动范围比宋代更为宽广。

  明朝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高峰。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据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大规模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和木材、桐漆、麻类等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为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打下坚实的基础。

  郑和下西洋在航线及航海经验上都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东非。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的远洋航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



   郑和船队的规模有27000余人，大小船只200余艘，这在同时代的世界航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比郑和晚多年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行规模都是几十数百人，船要小得多。

   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方面颇多创造。

   在宋代，“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已经有全天候航海的能力。

  天文航海技术主要是指在海上观测天体来决定船舶位置的各种方法。中国古代在航海上，很早就知道通过观看天体来辨明方向。比如《淮南子》中就说过，如在大海中乘船而不知东方或西方，那观看北极星便明白了。

  至元明时期，中国天文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已能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这是中国古代航海天文学的先驱。这种方法当时叫“牵星术”。牵星术的工具叫“牵星板”。

  比如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以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就可以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中国古代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对于东南亚的太平洋航线来说，如有的古籍中说：“船舶去以11月、12月，就北风；来以5月、6月，就南风。”对于通往朝鲜、日本的东北亚航线，对季风的利用则正好相反。当然，航海中遭遇的并不单单是季风，还有瞬息万变的各种气象。

   中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成就，包括航行仪器如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的发明和创造，以及针路和海图的运用等。航海罗盘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发明指南针后，很快使用到航海上。航海罗盘上定24向，中国汉代就有24向的记载。北宋地理学家沈括的地理图上也用到过24向。把罗盘360度分作24等分，相隔15度为一向，也叫“正针”。

  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就有48向。大约南宋时已有48向的发明了。48向的每向的间隔是7.5度，这要比西方的32向罗盘在定向时精确得多。关于32向的罗盘知识在明末虽从西方传进来，但是中国航海家一直用中国固有的航海罗盘。

  计程仪又叫“测程仪”。三国时期吴国海船航行到南海一带去，有人写过《南州异物志》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船头上把一木片投入海中，然后从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时到达，以此来测算航速航程。这是计程仪的雏形。直至明代还是用这个方法，不过操作方法更为具体。

  中国在唐代末年已有测深的设备。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再稍晚一些，有记载说用纲下水测深，“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纲是大绳，五十多丈，这已是深水探测了。南宋末年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如果航海到外国做买卖，从泉州便可出洋。经过七洲洋，‘船上测水深约有七十余丈’。”可见宋代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深水探测技术了。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作“针路”。有的古籍中叫“针经”，或“针谱”“针策”。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和船到某地等。

  至于海图，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已有海道图，这是中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中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代初期《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明末时期有些古籍注明海上危险物，比如“有草屿”“有芦荻”等，还有浅滩、暗礁、沙洲以及岩石的记载。这些和近代海图上的要求大致符合。

    就是在明朝即将灭亡的时期，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力量。中荷料海湾之战就是最好的见证。

    崇祯六年（163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多次的外交努力之后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以海上武力逼迫明朝政府，让中国同意开放港口、只与荷兰人做生意等一系列无理要求。他们动用了59艘船只，包括最先进的11艘配备有新式加农炮的重型战舰，另外还有招抚的刘香的海盗船约50余艘。1633年10月22日，郑芝龙根据可靠情报，率领150余艘战船来到了位于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发现荷兰人的全部主力。

   荷兰人发现了明朝军队后，摆开了防守的阵势，郑芝龙也毫不犹豫的发起了进攻。邓芝龙的150艘战船中50艘是炮舰，其余的100艘全部是火船，在炮舰的掩护下，100艘火船拖着熊熊火焰顺风蜂拥而上。海战行家的荷兰人傻眼了，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大量的火船投入到一场战争中，他们顶多使用几只而已，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战船的机动性。

   面对意想不到的战术，荷兰人两艘重型战舰一开始就被点燃，另外两艘连撞带炮击，沉于大海，此外被俘虏一艘，其余的落荒而逃了。至于海盗刘香的50艘战船，则全部覆灭，这场海战明军大获全胜。

   料罗湾海战之后，台湾海峡成了郑氏舰队的内湖，荷兰人年年都要向郑芝龙进贡1000万法郎，以保证其远东水域的安全。17世纪，全球水域变成了由中国海商的一言堂，史载：“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所有的商船船头都挂着郑氏令旗，郑芝龙维持着他的海上霸权。

   当然这种海上霸权最终葬送在明末清初的皇帝手里。

第二节：海盗还是海商抑或逼商为盗

    宋朝的繁荣和海商的活跃有极大的关系。

    沿海人民靠海吃海，海上捕捞，海上经商一直是其谋生的主要手段。

    明朝开始，由于政治需要，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禁海，清朝前期延续了明朝的政策，后来时进时开，以禁为主，禁海时断了沿海百姓的活路，许多老百姓被迫走私，成为海盗。就是明朝的所谓倭寇，其后期大部分是沿海百姓假借倭寇的名义，行海盗之实。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谋生的唯一出路，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明经世丈编》中曰：“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 “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东西洋考》中载：“一旦海禁不得出海，断了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寇，溃裂以出。”在海禁高压之下，“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无奈选择。

    大部分海盗和倭寇是被逼为盗、被逼为寇。

这里仅列举几个所谓的著名海盗为例：

  东南海商领袖 ——净海汪直，徽州歙县人，少任侠，多智谋。



“海盗”汪直在日本的雕像

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与福建漳州人叶宗满、谢和、方廷助一同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汪直受到日本宇久盛定的引荐，以日本松浦津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在此盖造住宅，此后便长期居住于此。

1543年，汪直的船只载着三名葡萄牙海商前往双屿岛贸易，但是遭遇风浪而偏离航向，抵达日本的种子岛（今属鹿儿岛县），汪直自称“儒生五峰”，作为翻译与当地的武士进行笔谈。种子岛当地大名的儿子对于葡萄牙人所持的火绳枪十分感兴趣，汪直购入并且让手下工匠进行仿制。这便是日本铁炮的由来。

1545年，汪直加入同乡的许栋集团，担任掌柜，往来浙海，进行贸易。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双屿港的走私商和海盗被明朝总督朱纨率领军队剿灭。后李光头等人在福建被擒杀，许栋逃到广东后不再返回浙江沿海。汪直便自立为船主，以金塘岛马迹山为据点，收拢海商、海盗残部。

嘉靖三十年（1551年），汪直与官军配合，消灭了海盗卢七、沈九，吞并了在浙江活动的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移巢烈港，在浙江海道副使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同时和官府中人交游甚密，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汪直部下分为几大船团，代表性的船团长有浙江人毛海峰、徐元亮，安徽人徐惟学、福建人叶宗满。汪直的部下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与百姓进行买卖，百姓则争相把儿子送到汪直的船队中。

汪直对朝廷一直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

5月，汪直受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邀请，和明军把总张四维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然后就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7月，因为汪直无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因此汪直反而被认为主使和策划了这些“入寇”事件。

于是明廷背信弃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败走日本。双屿港与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自此，明清时代的浙江沿海再无和平经营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汪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汪直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为招降汪直，胡宗宪先将事先抓捕的汪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后遣使至日本与汪直养子王滶（毛海峰）交涉，遂见汪直，晓以理，动以情。当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向来使诉苦：“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汪直表示愿意听从命令。汪直将遣使蒋洲留在日本，为表示诚意，他命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通商互市事谊。胡宗宪厚抚毛海峰，使汪直消除了疑虑。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蒋洲在汪直的帮助下，和日本山口、丰后二国的国主源义长、源义镇都达成了协议，日本归还被掠人口，并备方物入贡。胡宗宪以此事上奏朝廷，得到了支持，圣旨诏胡宗宪厚赉其使，使之还。十月，汪直终于率领部分人马和贸易船队，前往浙江，日本政府则派出的使者善妙等人，以及蒋洲一同从五岛出发，一起搭乘汪直船队前来通贡互市，最后到达浙江岑港。但是途中遭遇台风，蒋洲的船只先行到达，遭到官方的怀疑，因此蒋洲遭到逮捕。

稍候到达的汪直等船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舟山停滞不前，被明军水师团团包围，在胡宗宪慰劝下，汪直亲自来到定海关，向其投降。

胡宗宪慰劝汪直至杭州谒巡按王本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五日他在杭州西湖游玩期间被诱捕，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还写下了《自明疏》，他首先说明：“窃臣（汪）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最后他向皇帝恳请：“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也就是说，把广东允许开放通商口岸，设立海关收取关税的做法，推广到浙江沿海，并且恢复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

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此间，明廷命令攻击舟山的毛海峰、大友家朝贡船队，毛海峰据山而守，明军屡攻不克。毛海峰和大友船队趁机打破包围，扬帆而去。此后毛海峰和谢和等率领汪直的旧部多次进犯福建沿海。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斩首于浙江省杭州府官巷口，临刑前见儿子最后一面，父子抱持而泣，汪直拿一根髻金簪授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挠。

汪直被处死后，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又严重起来。据《国榷》卷62载：“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汪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汪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

再来说说另一个所谓大海盗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上节曾提到，中荷海战的指挥者郑芝龙。



中荷料海湾之战题材画

郑芝龙小名一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石井一个小官吏家庭，郑一官十七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赴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一官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

天启六至七年（1626～1627年），郑芝龙自立门户，正值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遍野赤土，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尽。农历二月，郑芝龙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郑芝龙至1627年已有船700艘。

郑芝龙对百姓很仁慈，不但不杀人，甚至救济贫苦，威望比官家还高。“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报官府踪迹），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

郑芝龙深知自己在台湾，陆地资源匮乏，郑芝龙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

开始的郑芝龙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移居到台湾后，他的海上力量越来越强，还仿照明朝的制度在台湾设立官员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割据势力。不仅如此，郑芝龙的海军在对抗外国侵掠中也做出贡献，他曾击败了海上霸主荷兰的舰队，并且凭借一己之力垄断了东南亚的经济贸易往来。



电影中的郑芝龙形象

明朝终于意识到在自己国土的西南角，有一股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原本不重视海上主权的明朝，开始有所准备，先是派兵镇压，但是郑芝龙的部队骁勇善战，明朝原本海上实力就不强，更是节节败退。

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但民间海上力量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只好对郑芝龙施行绥抚。

天启七年（1627年），明廷起用曾经担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继任泉州巡海道，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众到了泉州，见到了蔡善继。郑芝龙之弟郑芝虎、郑芝豹在会见后，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重新过起海上称雄的生活。

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郑芝龙欲投降明朝中央政府，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九月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仍率领原部，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官至总兵。不久便返回福建泉州南安老家。

1633年芝龙于福建沿海金门海战击溃荷兰舰队，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至此，郑芝龙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据估计，兵力有高达二十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队，成为华东与华南海上的霸主。

不久福建省内发生旱灾，郑芝龙提议载饥民移民台湾，并给予移民十分优惠的资助条件，开创了大规模移民台湾之先河。

在本业的贸易商业上，在日本锁国后，只许中国人和荷兰人前往贸易，郑芝龙借由对日本的贸易，因而更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明弘光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

弘光元年（1645年），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建为帝，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侯。

南明实力最强大的弘光政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崩溃，清军过了长江占领了南方最具政治意义的南京城，浙江的鲁王政权亦完结，清军之精锐，进展之神速让人始料未及，时对福建造成重大冲击，郑芝龙自知不敌，心灰意冷，六月，清军兵进逼福建，隆武帝被俘，后绝食死於福京。同月，清廷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郑芝龙知其为权益之计及调虎离山之计，然其坐以待毙，人到中年亦不愿逃亡，被送往北京，其子郑成功劝止郑芝龙未果，遂至孔庙哭庙、焚儒服，对自己的父亲说：“若父亲一去不回，孩儿将来自当为父报仇。”后率部出海，继续反清。同年，清军攻克福建。

郑芝龙被执送京师，编入汉军正红旗。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晋封同安侯。为安抚郑成功，清朝对投降的郑芝龙优待有加，芝龙数次奉令命郑成功归顺，郑成功已在闽南奠定抗清战斗基础。二月，清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二位使臣送海澄公敕印入闽，招成功降，福建总督刘清泰并附书保其安全；且派遣其弟郑世忠持郑芝龙书劝之，郑成功坚辞不受。

以后郑成功还进犯大陆沿海，郑芝龙也多次劝降，但均未成功。

郑成功不降，朝廷认为留着郑芝龙已无用处，永历十五年（1661年）农历十月初三日（11月24日），清廷斩郑芝龙与其亲族于燕京柴市口。

  汪直、郑芝龙算是两个最为著名的“海盗”，下场几乎相同。

   沿海居民入海为盗是为了谋生，而想让他们谋生就必须开放海禁。这一点，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

   唐枢就写信给胡宗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

   谢杰则说的更为明了透彻：“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漳、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谢杰明白的指出，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经过时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为明朝政府献言献计，但是明朝依然丧失了开放海禁的最好时机，当时大海盗汪直主动向政府示好，提出了“开港通市”的建议，汪直主张明朝废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这样，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汪直的死不但没有平息倭患，反而让倭乱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朝廷的背信弃义，再也不会有海盗会轻信朝廷了，这无疑使朝廷剿灭倭寇的行动更为艰难。

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绅（山西人）居然上奏严禁出海捕鱼打柴，甚至毫无人性地声称“人民虽失山泽之利，地方实免杀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议，无异于朝廷已视东南子民为草芥。随着两者对立的陡然激化，一场震动海疆的“倭乱”便接踵而至了：“数千里间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

时人已觉察到这一时期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海商（海盗）。南京御史屠仲律（嘉兴人）就直言，“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宁（波）、绍（兴）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这里道出倭寇的真相。唐枢（湖州人）更是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东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产农民迫于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民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沦为海盗（“寇”）。嘉靖年间厉行海禁结果是禁之愈严，盗起愈烈，“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海禁与“倭患”竟成恶性循环，实在是高压政策下的时代悲剧。

  大部分海盗经历了一个渔民或海商——海上走私犯——海盗或者倭寇的过程，是明清政府逼良为娼的无奈过程。

参考资料

1、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2、张苏《嘉靖年间徽州海商的反海禁斗争——以王直为例》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03期

    3、张雅娟《19世纪初东南海商与海盗、水师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02期

    4、王日根《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社会科学2013年10期

    5、李金明《清嘉庆年间的海盗及其性质试析》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02期

   6、[明] 万表,海寇议后 , 郑广南著, 中国海盗史,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7、[明]王世贞,倭志,郑广南著,《中国海盗史》,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8、梁晓天．《倭寇战争全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海禁下的民间活力：尼古拉一官》,国立故宫博物院：十七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

    10、江日昇.《台湾外纪》卷一: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 第 2 页。

11、阮明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2、汤锦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 发现台湾．台北市：大雁出版基地发行，2011年。

13、厦门郑成功研究会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郑成功族谱三种（含《郑氏宗谱》、《郑氏家谱》和《石井本宗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14、汤锦台，《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台北，果实出版，2002。

15、汪敬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1983年02期。

16、《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

117、互联网

免责声明：部分文字内容，来自互联网，未查明出处。图片来自互联网，如果影响到您的权益，我将立即删除。

《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总结篇

第八十章：中国是如何与海洋强国

插肩而过的（一）

   大航海时代诞生了一批海洋强国，他们靠的是有一定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冒险精神、国家武装或者国家授权武装队伍的护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莫不如此。而同一时代的中国无论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朝廷或者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无一不是世界最强的，中国老百姓也有那种为谋生而具有的不怕死精神，偏偏中国就没有成为海洋强国，还在这个时代逐步失去了在造船、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切都是缺乏战略眼光的明清统治者所赐。失去海洋强国可能的同时，走上了一个屈辱受欺负、受掠夺的时代，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第一节：英国成为海洋霸主之前中国一直拥有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造船与航海是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涉及流体力学、材料力学、运动学、天文学、数学、磁学、地理学、气象学及制造工艺技术等广阔的领域。

  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就以原始的舟筏浮具和原始的导航知识开始了海上航行，揭开了利用原始舟筏在海上航行的序幕。夏、商、周时代，由于木板船与风帆的问世，人们已开始在近海沿岸航行到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形成时期, 人们已累积了一些天文定向、地文定位、海洋气象等知识，初步形成了近海远航所需的技术和相关的知识，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与海上战争。春秋时期，楼船已经出现，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的谈话就提到：“楼船者，当陆军之楼车。”这说明吴、楚水军中均已装备有楼船。

   到秦汉时代，中国造船技术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海船逐步大型化以及掌握了驶风技术，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组织过一支能运输50万石粮食的大船队。据古书记载，秦始皇曾派大将率领用楼船组成的船队攻打楚国。统一中国后，他又几次大规模巡行，乘船在内河游弋或到海上航行。

   到了汉代，随着帆和船尾舵的出现，楼船的建造也进入了辉煌时期。由于汉军大量装备楼船，“楼船”一词成为水军的代称，如把水兵称为楼船卒、楼船士，水军将校称为楼船将军、楼船校尉等。汉武帝时期，大汉海军就多次跨海征战，向北碾压朝鲜，向南平定南越。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已打开。《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的海船在汉代时，就已经打通了从广州到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航线。在印度人看来汉朝楼船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气势雄浑，船共3层，高10丈，载1000人。第一层叫“庐”，第二层叫“飞庐”，第三层叫“雀室”。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船队巡航台湾和南洋，法显从印度航海归国，中国船队远航到了波斯湾。

   唐宋时期为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我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自此进入了成熟时期。

    唐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十分发达。大唐的大船也是巨无霸，开到波斯湾地区时船体大吃水深，当地的港口无法停靠，只能另换小船进行船上与岸上的人物转移。那个时期把这条从广州和泉州出发的南海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

   到了宋代，以广州和泉州为基地港航海到印度、波斯湾各地区的中国商船，都是坚实牢固的大型船舶。当时被称作是“大食船”的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船与其相形之下，不仅体型小，而且建造的技术也很差。因此，那时来航中国的印度和伊斯兰的商人，搭乘中国船舶的人很多。东来的货物，也大多由中国的船只来装载。

   苏莱曼，这位到过中国和印度的阿拉伯人，在他的游记中就记载了中国商船因为体积的巨大，吃水深而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河口的情形。

   由于对外贸易的繁盛，在宋代相应出现了不少专门记述海外诸国事情的著作。1178年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确地记述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实况。其书云：中国商人往波斯方面者，必须在印度西岸改搭波斯船。而波斯商人要进人中国者，则必须在这里换乘中国的大船。这是因为中国的船舶体积大，不便于在波斯湾航行的缘故，所以要改乘小型的波斯船。与之相反，如果不是大型的中国船，要越过印度洋的风浪是很困难的。可见，航行在印度洋上的商船，大部分是中国的大船。这些大船，一船能容数百人，船中可积一年的粮食。樯帆高挂，浮海而行，犹如垂天之云。此等帆船在海上航行，无风时则用橹，一般备橹八至十支，有的船也有二十几支，船内划分为数区，用严密的防水舱壁分隔开来，是一种即使一处损伤而不致影响全体的水密舱装置。在这些商船上，已经开始使用罗盘了。

   磁石指极针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文献上对此便有了明确的记载。它是一种在一块刻成鱼形的木片上安上磁针，把木鱼放在水中，让其浮在上面可以确定方向的装置。应用这种原理制作的装置，称为“指南鱼”。这种装置可以应用于海上导航。阿拉伯人从中国船上学会了磁石的使用方法，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地把磁石的知识传给了欧洲人。在这之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磁石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季风的知识在古代就被人所了解。当时的航海，便是利用冬季东北风从中国海港出发，然后顺着夏季西南风回国的办法，包括在印度洋上，也同样利用季节风的知识来航海。

   宋代的造船技术，放在当时世界上，具有碾压式优势。首先是造船理念，宋朝以前造船，人类造船重要一步“定龙骨”，在宋朝完美实现。从此中国人不管造大船小船，都是先打好龙骨结构，骨头硬了，别管大船小船，扛风浪的能力得到了颠覆式的提升。

   更叫外国人望尘莫及的是，宋朝造船不但会定龙骨，还会绘建造图纸，每造一艘大船，都有船图规划，甚至有专业化的船坞。至于横隔舱和水密隔舱这些设计，也是更加成熟。

   大约晋代中国已发明水密隔舱，当时晋已具备制造密隔舱的条件，曾制八槽航船，就是八个不漏水的船舱。至宋元时，全国船舶已普遍采用封闭隔舱的水密隔舱法了。其法比国外（西方18世纪才有）至少要早七八百年，因此，我国是世界最早发明水密隔舱的国家。古代泉州素以发达的造船业著称。清嘉庆年间蔡永蒹所撰《西山杂志·王尧造舟》载：“天宝中，王尧于勃泥运来木材为林銮造舟。舟之身长十八丈……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三至四万担之多。”该史料记载了唐天宝年间泉州所造海船的情况，其中“十五格”即为十五个隔舱。这是关于泉州海船中采用隔舱的最早记载。



  宋代的港口及大船示意图

   两宋年代，大宋的海船是海洋上的不二主角，海上武装更是独步天下，专业管理海洋贸易的“元丰法”也在北宋出台。当时中国船只纵横在南洋海面，每到一处都常见国王出来迎接。

  元朝继承和发展了唐宋的先进造船工艺和技术，大量建造了各类船只，其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元军往往为一个战役就能一举建造几千艘战船。当时元朝初期仅水师战舰就已有一万七千九百多艘。此外，还有大量民船分散在全国各地。当时，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南洋、印度洋一带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中国在航海船舶方面居于世界首位，船舶性能远远优越于阿拉伯船。

   此外，宋代海员掌握的深水探测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纯熟的地步。追溯到了唐朝末年，海上已经出现很多的探测设备。在宋元时期这些探测设备得到更广泛地应用，可以使船不至于“搁浅”或者“倾覆”。海上航行还利用信鸽为通信工具，这方面也反应了当时航海技术的进步。这时期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制造的海船可以乘风破浪，还能使航海更加的安全，航海的日程也大大地缩短了。约在公元1329年至1345年，汪大渊从当时中国最大海港——泉州港附乘商船远航，“足迹几半天下”。回国他根据“身所游览，耳目所闻见”写下了包括他到过的九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夷志略》。
   元代政府在今海南海口港外设置白沙水军，负责海上巡逻，进一步加强对南海诸岛海域管辖。元二十九年大将史弼领兵五千远征爪哇，“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域界”。这支舰队取道西沙（也可能包括南沙海域）发动进攻，虽以爪哇路途遥远未能成功，但显示出元代海上活动范围比宋代更为宽广。

  明朝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高峰。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据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和古书上的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大规模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

   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和木材、桐漆、麻类等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正是有了这样雄厚的造船业基础，才会为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远航壮举打下坚实的基础。

  郑和下西洋在航线及航海经验上都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东非。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的远洋航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



   郑和船队的规模有27000余人，大小船只200余艘，这在同时代的世界航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比郑和晚多年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行规模都是几十数百人，船要小得多。

   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天文航海技术和地文航海技术方面颇多创造。

   在宋代，“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已经有全天候航海的能力。

  天文航海技术主要是指在海上观测天体来决定船舶位置的各种方法。中国古代在航海上，很早就知道通过观看天体来辨明方向。比如《淮南子》中就说过，如在大海中乘船而不知东方或西方，那观看北极星便明白了。

  至元明时期，中国天文航海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已能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这是中国古代航海天文学的先驱。这种方法当时叫“牵星术”。牵星术的工具叫“牵星板”。

  比如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以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就可以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中国古代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对于东南亚的太平洋航线来说，如有的古籍中说：“船舶去以11月、12月，就北风；来以5月、6月，就南风。”对于通往朝鲜、日本的东北亚航线，对季风的利用则正好相反。当然，航海中遭遇的并不单单是季风，还有瞬息万变的各种气象。

   中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成就，包括航行仪器如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的发明和创造，以及针路和海图的运用等。航海罗盘是中国发明的。中国发明指南针后，很快使用到航海上。航海罗盘上定24向，中国汉代就有24向的记载。北宋地理学家沈括的地理图上也用到过24向。把罗盘360度分作24等分，相隔15度为一向，也叫“正针”。

  但在使用时还有缝针，缝针是两正针夹缝间的一向，因此航海罗盘就有48向。大约南宋时已有48向的发明了。48向的每向的间隔是7.5度，这要比西方的32向罗盘在定向时精确得多。关于32向的罗盘知识在明末虽从西方传进来，但是中国航海家一直用中国固有的航海罗盘。

  计程仪又叫“测程仪”。三国时期吴国海船航行到南海一带去，有人写过《南州异物志》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船头上把一木片投入海中，然后从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时到达，以此来测算航速航程。这是计程仪的雏形。直至明代还是用这个方法，不过操作方法更为具体。

  中国在唐代末年已有测深的设备。一种是“下钩”测深，一种是“以绳结铁”测深。再稍晚一些，有记载说用纲下水测深，“纲长五十余丈，才及水底”。纲是大绳，五十多丈，这已是深水探测了。南宋末年吴自牧的《梦粱录》上说：“如果航海到外国做买卖，从泉州便可出洋。经过七洲洋，‘船上测水深约有七十余丈’。”可见宋代已经有比较熟练的深水探测技术了。

  宋代已经有针路的设计。航海中主要是用指南针引路，所以叫作“针路”。有的古籍中叫“针经”，或“针谱”“针策”。凡是针路一般都必写明某地开船、航向、航程和船到某地等。

  至于海图，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上已有海道图，这是中国航海海图最早的记载。中国现存最早的海道图是明代初期《海道经》里附刻的《海道指南图》。明末时期有些古籍注明海上危险物，比如“有草屿”“有芦荻”等，还有浅滩、暗礁、沙洲以及岩石的记载。这些和近代海图上的要求大致符合。

    就是在明朝即将灭亡的时期，中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力量。中荷料海湾之战就是最好的见证。

    崇祯六年（163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多次的外交努力之后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以海上武力逼迫明朝政府，让中国同意开放港口、只与荷兰人做生意等一系列无理要求。他们动用了59艘船只，包括最先进的11艘配备有新式加农炮的重型战舰，另外还有招抚的刘香的海盗船约50余艘。1633年10月22日，郑芝龙根据可靠情报，率领150余艘战船来到了位于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发现荷兰人的全部主力。

   荷兰人发现了明朝军队后，摆开了防守的阵势，郑芝龙也毫不犹豫的发起了进攻。邓芝龙的150艘战船中50艘是炮舰，其余的100艘全部是火船，在炮舰的掩护下，100艘火船拖着熊熊火焰顺风蜂拥而上。海战行家的荷兰人傻眼了，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大量的火船投入到一场战争中，他们顶多使用几只而已，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战船的机动性。

   面对意想不到的战术，荷兰人两艘重型战舰一开始就被点燃，另外两艘连撞带炮击，沉于大海，此外被俘虏一艘，其余的落荒而逃了。至于海盗刘香的50艘战船，则全部覆灭，这场海战明军大获全胜。

   料罗湾海战之后，台湾海峡成了郑氏舰队的内湖，荷兰人年年都要向郑芝龙进贡1000万法郎，以保证其远东水域的安全。17世纪，全球水域变成了由中国海商的一言堂，史载：“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所有的商船船头都挂着郑氏令旗，郑芝龙维持着他的海上霸权。

   当然这种海上霸权最终葬送在明末清初的皇帝手里。

第二节：海盗还是海商抑或逼商为盗

    宋朝的繁荣和海商的活跃有极大的关系。

    沿海人民靠海吃海，海上捕捞，海上经商一直是其谋生的主要手段。

    明朝开始，由于政治需要，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禁海，清朝前期延续了明朝的政策，后来时进时开，以禁为主，禁海时断了沿海百姓的活路，许多老百姓被迫走私，成为海盗。就是明朝的所谓倭寇，其后期大部分是沿海百姓假借倭寇的名义，行海盗之实。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谋生的唯一出路，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明经世丈编》中曰：“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 “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东西洋考》中载：“一旦海禁不得出海，断了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寇，溃裂以出。”在海禁高压之下，“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无奈选择。

    大部分海盗和倭寇是被逼为盗、被逼为寇。

这里仅列举几个所谓的著名海盗为例：

  东南海商领袖 ——净海汪直，徽州歙县人，少任侠，多智谋。



“海盗”汪直在日本的雕像

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与福建漳州人叶宗满、谢和、方廷助一同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汪直受到日本宇久盛定的引荐，以日本松浦津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在此盖造住宅，此后便长期居住于此。

1543年，汪直的船只载着三名葡萄牙海商前往双屿岛贸易，但是遭遇风浪而偏离航向，抵达日本的种子岛（今属鹿儿岛县），汪直自称“儒生五峰”，作为翻译与当地的武士进行笔谈。种子岛当地大名的儿子对于葡萄牙人所持的火绳枪十分感兴趣，汪直购入并且让手下工匠进行仿制。这便是日本铁炮的由来。

1545年，汪直加入同乡的许栋集团，担任掌柜，往来浙海，进行贸易。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双屿港的走私商和海盗被明朝总督朱纨率领军队剿灭。后李光头等人在福建被擒杀，许栋逃到广东后不再返回浙江沿海。汪直便自立为船主，以金塘岛马迹山为据点，收拢海商、海盗残部。

嘉靖三十年（1551年），汪直与官军配合，消灭了海盗卢七、沈九，吞并了在浙江活动的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移巢烈港，在浙江海道副使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同时和官府中人交游甚密，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并试图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汪直部下分为几大船团，代表性的船团长有浙江人毛海峰、徐元亮，安徽人徐惟学、福建人叶宗满。汪直的部下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与百姓进行买卖，百姓则争相把儿子送到汪直的船队中。

汪直对朝廷一直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

5月，汪直受明海道副使李文进邀请，和明军把总张四维击破一股倭寇，俘获倭寇海船两艘，然后就带领人马在定海主持开市。7月，因为汪直无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因此汪直反而被认为主使和策划了这些“入寇”事件。

于是明廷背信弃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败走日本。双屿港与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自此，明清时代的浙江沿海再无和平经营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汪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汪直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为招降汪直，胡宗宪先将事先抓捕的汪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后遣使至日本与汪直养子王滶（毛海峰）交涉，遂见汪直，晓以理，动以情。当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向来使诉苦：“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汪直表示愿意听从命令。汪直将遣使蒋洲留在日本，为表示诚意，他命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和通商互市事谊。胡宗宪厚抚毛海峰，使汪直消除了疑虑。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蒋洲在汪直的帮助下，和日本山口、丰后二国的国主源义长、源义镇都达成了协议，日本归还被掠人口，并备方物入贡。胡宗宪以此事上奏朝廷，得到了支持，圣旨诏胡宗宪厚赉其使，使之还。十月，汪直终于率领部分人马和贸易船队，前往浙江，日本政府则派出的使者善妙等人，以及蒋洲一同从五岛出发，一起搭乘汪直船队前来通贡互市，最后到达浙江岑港。但是途中遭遇台风，蒋洲的船只先行到达，遭到官方的怀疑，因此蒋洲遭到逮捕。

稍候到达的汪直等船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舟山停滞不前，被明军水师团团包围，在胡宗宪慰劝下，汪直亲自来到定海关，向其投降。

胡宗宪慰劝汪直至杭州谒巡按王本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二月五日他在杭州西湖游玩期间被诱捕，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还写下了《自明疏》，他首先说明：“窃臣（汪）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最后他向皇帝恳请：“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也就是说，把广东允许开放通商口岸，设立海关收取关税的做法，推广到浙江沿海，并且恢复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

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

此间，明廷命令攻击舟山的毛海峰、大友家朝贡船队，毛海峰据山而守，明军屡攻不克。毛海峰和大友船队趁机打破包围，扬帆而去。此后毛海峰和谢和等率领汪直的旧部多次进犯福建沿海。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汪直被斩首于浙江省杭州府官巷口，临刑前见儿子最后一面，父子抱持而泣，汪直拿一根髻金簪授其子叹曰：“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挠。

汪直被处死后，由于群龙无首，倭寇之患又严重起来。据《国榷》卷62载：“胡宗宪许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汪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汪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

再来说说另一个所谓大海盗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上节曾提到，中荷海战的指挥者郑芝龙。



中荷料海湾之战题材画

郑芝龙小名一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石井一个小官吏家庭，郑一官十七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赴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一官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

天启六至七年（1626～1627年），郑芝龙自立门户，正值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遍野赤土，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尽。农历二月，郑芝龙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郑芝龙至1627年已有船700艘。

郑芝龙对百姓很仁慈，不但不杀人，甚至救济贫苦，威望比官家还高。“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报官府踪迹），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

郑芝龙深知自己在台湾，陆地资源匮乏，郑芝龙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

开始的郑芝龙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移居到台湾后，他的海上力量越来越强，还仿照明朝的制度在台湾设立官员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割据势力。不仅如此，郑芝龙的海军在对抗外国侵掠中也做出贡献，他曾击败了海上霸主荷兰的舰队，并且凭借一己之力垄断了东南亚的经济贸易往来。



电影中的郑芝龙形象

明朝终于意识到在自己国土的西南角，有一股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原本不重视海上主权的明朝，开始有所准备，先是派兵镇压，但是郑芝龙的部队骁勇善战，明朝原本海上实力就不强，更是节节败退。

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但民间海上力量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只好对郑芝龙施行绥抚。

天启七年（1627年），明廷起用曾经担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继任泉州巡海道，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众到了泉州，见到了蔡善继。郑芝龙之弟郑芝虎、郑芝豹在会见后，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重新过起海上称雄的生活。

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郑芝龙欲投降明朝中央政府，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九月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仍率领原部，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官至总兵。不久便返回福建泉州南安老家。

1633年芝龙于福建沿海金门海战击溃荷兰舰队，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至此，郑芝龙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据估计，兵力有高达二十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队，成为华东与华南海上的霸主。

不久福建省内发生旱灾，郑芝龙提议载饥民移民台湾，并给予移民十分优惠的资助条件，开创了大规模移民台湾之先河。

在本业的贸易商业上，在日本锁国后，只许中国人和荷兰人前往贸易，郑芝龙借由对日本的贸易，因而更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明弘光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

弘光元年（1645年），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建为帝，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侯。

南明实力最强大的弘光政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崩溃，清军过了长江占领了南方最具政治意义的南京城，浙江的鲁王政权亦完结，清军之精锐，进展之神速让人始料未及，时对福建造成重大冲击，郑芝龙自知不敌，心灰意冷，六月，清军兵进逼福建，隆武帝被俘，后绝食死於福京。同月，清廷遣泉州绅士郭必昌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许以闽粤总督，郑芝龙知其为权益之计及调虎离山之计，然其坐以待毙，人到中年亦不愿逃亡，被送往北京，其子郑成功劝止郑芝龙未果，遂至孔庙哭庙、焚儒服，对自己的父亲说：“若父亲一去不回，孩儿将来自当为父报仇。”后率部出海，继续反清。同年，清军攻克福建。

郑芝龙被执送京师，编入汉军正红旗。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晋封同安侯。为安抚郑成功，清朝对投降的郑芝龙优待有加，芝龙数次奉令命郑成功归顺，郑成功已在闽南奠定抗清战斗基础。二月，清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与二位使臣送海澄公敕印入闽，招成功降，福建总督刘清泰并附书保其安全；且派遣其弟郑世忠持郑芝龙书劝之，郑成功坚辞不受。

以后郑成功还进犯大陆沿海，郑芝龙也多次劝降，但均未成功。

郑成功不降，朝廷认为留着郑芝龙已无用处，永历十五年（1661年）农历十月初三日（11月24日），清廷斩郑芝龙与其亲族于燕京柴市口。

  汪直、郑芝龙算是两个最为著名的“海盗”，下场几乎相同。

   沿海居民入海为盗是为了谋生，而想让他们谋生就必须开放海禁。这一点，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

   唐枢就写信给胡宗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

   谢杰则说的更为明了透彻：“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漳、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谢杰明白的指出，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经过时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为明朝政府献言献计，但是明朝依然丧失了开放海禁的最好时机，当时大海盗汪直主动向政府示好，提出了“开港通市”的建议，汪直主张明朝废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这样，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汪直的死不但没有平息倭患，反而让倭乱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朝廷的背信弃义，再也不会有海盗会轻信朝廷了，这无疑使朝廷剿灭倭寇的行动更为艰难。

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绅（山西人）居然上奏严禁出海捕鱼打柴，甚至毫无人性地声称“人民虽失山泽之利，地方实免杀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议，无异于朝廷已视东南子民为草芥。随着两者对立的陡然激化，一场震动海疆的“倭乱”便接踵而至了：“数千里间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所杀将、吏、民以数千计，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

时人已觉察到这一时期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海商（海盗）。南京御史屠仲律（嘉兴人）就直言，“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宁（波）、绍（兴）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这里道出倭寇的真相。唐枢（湖州人）更是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东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产农民迫于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民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沦为海盗（“寇”）。嘉靖年间厉行海禁结果是禁之愈严，盗起愈烈，“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海禁与“倭患”竟成恶性循环，实在是高压政策下的时代悲剧。

  大部分海盗经历了一个渔民或海商——海上走私犯——海盗或者倭寇的过程，是明清政府逼良为娼的无奈过程。

参考资料

1、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2、张苏《嘉靖年间徽州海商的反海禁斗争——以王直为例》昭通学院学报2014年03期

    3、张雅娟《19世纪初东南海商与海盗、水师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02期

    4、王日根《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社会科学2013年10期

    5、李金明《清嘉庆年间的海盗及其性质试析》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02期

   6、[明] 万表,海寇议后 , 郑广南著, 中国海盗史,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7、[明]王世贞,倭志,郑广南著,《中国海盗史》,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8、梁晓天．《倭寇战争全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9、《海禁下的民间活力：尼古拉一官》,国立故宫博物院：十七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

    10、江日昇.《台湾外纪》卷一: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 第 2 页。

11、阮明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2、汤锦台．大航海时代的台湾. 发现台湾．台北市：大雁出版基地发行，2011年。

13、厦门郑成功研究会 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郑成功族谱三种（含《郑氏宗谱》、《郑氏家谱》和《石井本宗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14、汤锦台，《开启台湾第一人郑芝龙》：台北，果实出版，2002。

15、汪敬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1983年02期。

16、《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

117、互联网

免责声明：部分文字内容，来自互联网，未查明出处。图片来自互联网，如果影响到您的权益，我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