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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禁海和闭关锁国的清朝
谈起清朝，似乎有康乾盛世时的强大，也同样有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屈辱。说是因海而起，可能不会令人信服，但事实就是因为轻视海洋，不善加利用海洋，使中国盛而极衰，从一个东方强国成为一个任人欺负的贫穷大国。
第一节：清朝初期的海防重点
清朝初年,大航海时代已经到，新兴的海洋强国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经十分强势，他们扩展殖民地的浪潮已发展到中国周边，凯觑中国沿海，伺机占领中国领土。尽管如此,此时西方海上列强的殖民扩张尚未成为清朝海防安全的主要威胁。对清廷最大的威胁是海上抗清武装。
清军在南下江南和平定东南过程中,残明势力已退守东南,建立起各种反清武装力量。1646年,清军攻入浙、闽,统治浙、闽二省。在绍兴建立监国政权的明鲁王败退入海,依靠在浙、闽沿海活动的张名振、郑彩和周鹤芝等将领从事反清活动。张名振是浙江沿海反清义师中的将领,他先以石浦、南田为据点,后推翻黄斌卿,夺取舟山岛。在巩固自己的据点后,频频攻入浙江内地,与浙江内陆的“山寇”联合行动,互相应援,使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浙江的统治。张名振还一度攻占崇明,朔长江而上,袭扰镇江、京口等重要城镇。郑彩和周鹤芝原来是福建明隆武政权中的将领,在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败亡后,他们纷纷退守漳、泉沿海等地,选择效忠南明鲁王政权。顺治三年十月,郑彩迎明鲁王入闽,一直到至顺治五年,郑彩成为明鲁王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其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福建沿海地区。1647年,为使自己居于更有利地位,同时唤起沿海各地人民反清的热情,郑彩联合力量尚弱的郑成功攻打海澄、漳州等地区。随后他又与周鹤芝等联合,北上福州府沿海活动,攻占福州府等战略要地,“率军数万围福州”,使福州城陷于长时间饥饿中,直到清军增援,才“不克而退”。顺治五年,郑彩又率船千余艘,盘踞连江、长乐等处,对清政府造成极大压力和威胁。郑成功发展的海上抗清武装,是清初海防的最大威胁。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时,“密谕赐姓（指郑成功）欲与俱见贝勒,赐姓不从,定国阴令逸去,至是率所部入海。”郑成功从此开始了海上抗清活动。郑成功集团势力的发展经过了积聚力量、威震闽海、雄视海上三个阶段。
顺治四年（1647年）,“赐姓谋举义,而兵将战舰百无一备,往南澳招募,有众三百人,于厦门之鼓浪屿训练,识者知其可与有为,平国旧将咸归心焉。”其力量逐步发展壮大。顺治七年八月（1650年）,郑成功杀郑联,逐郑彩,并其部众,占领厦、金二岛,势力大增,威震海上。顺治八年（1651年）,浙江舟山被清军攻破,明鲁王入闽投靠郑成功,其将领张名振等也依附郑成功,至此,郑成功集团成为东南沿海最强大的反清武装。其活动足迹遍布沿海地区,顺治十一年（1654年）,郑派遣“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入长江,夺战船百余只,入天津卫,焚夺粮船百余艘,名振直至金山致祭先帝而回,金陵闻风震动。”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开府思明,分陆军为七十二镇,水师二十镇”。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北伐,有兵力“甲士十七万,铁人八千,扬帆而进,号称八十万”。另一种说法是“甲士十七万,习流五万,习马五千,铁人八千,号八十万,戈舟八千”,这说明当时郑成功海上力量非常强大。尽管这次北伐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这无疑给了清朝统治者一个"惨烈的教训"。那就是东南地区人心未附，只要八旗主力部队离开，这些人就可能会立马举起反清的大旗。
郑成功武装不仅规模大,而且注重训练,有很强的战斗力,“成功特种操练,舶舫陈列,进退有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掷上下,矫捷如飞”使“见者增僳”。郑成功指挥这支强大的舰队,以福建金、厦二岛为基地,纵横东南沿海,围漳州,袭福州,南下潮、惠,北伐苏、松,突入金陵,使数十县闻风而降。郑成功集团十多年连续不断的对东南沿海的攻伐和占领,给清初海防力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使清长时间难以在东南沿海建立有效的海防力量。郑成功之所以可以如此的长驱直入，当然是有赖于东南地区百姓的支持。十万大军的军粮补给，兵源都由江南地区的老百姓和地主士绅所提供。对于他们而言，郑成功的军队就是他们盼望已久的王师。就连已经投降了清朝的汉族绿营兵都对郑成功长驱直入保持观望的态度，时时刻刻准备反攻，夹击清军八旗部队。
郑成功收复台湾去世后,大儿子郑经继承了郑氏集团,力量虽然有所削弱,但利用三藩之乱的有利局面,一度重新夺回了沿海一些岛屿,扩张了自己在沿海的势力,给清政府造成很大威胁。
后来郑经退守台湾，澎湖列岛。清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借助于台湾和澎湖的海军基地，郑经的海军势力经常袭击清朝福建广东水师，同时登陆福建地区，出其不意的攻击清军大寨。
第二节：清朝的禁海和开海
由于海上反清势力猖獗，清政府除了组织军事力量围剿外，那就是开展比明朝更为严酷的“禁海”。
由于郑成功队伍的实力强大，加之其“郑家军”大部分来自于沿海一代，他们和沿海百姓联系密切。沿海渔民经常成为“郑家军”的向导，提供朝军队的情报，同时还为“郑家军”提供兵源、给养等。
所以，清朝初期禁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沿海及海上的反清武装势力。
禁海从顺治年间开始。
顺治三年(1646年)编制的《大清律》保留了《大明律》中有关“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条文。不过，当时的海禁政策并未真正执行。
但为了削弱、消灭郑成功等抗清力量，顺治十二年(1655年)浙闽总督屯泰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省督抚提镇曰：“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辑，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然而，海禁实行五年未达到预期效果。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采纳了黄捂的“迁界令”，强令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
清康熙元年(1662)，为防御郑家军的进攻，下令在潮州实行海禁，将沿海居民迁入内地50里。至康熙三年(1664)又再迁徙50里(包括今潮安县庵外阜、彩塘、铁铺、官塘一带)，禁止出海捕鱼和贸易。
康熙五年(1666)撤销澄海县并入海阳县(至康熙八年才恢复)。康熙十年(1671)重申海禁，不准闽粤二省船只过洋。海禁一直延续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准许澄海、南澳等地居民回原籍耕种，准许对外贸易。
迁界令措施对“郑家军”有一定打击，使其兵源、供给等缺乏。不过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其后海盗盛行，民生凋敝。海禁给沿海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生产、贸易损失巨大，许多贸易渠道消失。
此后，也有禁海，主要是为了控制对外贸易。
禁海是一把双刃剑，尽管有效的打击了沿海及海上反清势力，但也将沿海老百姓的生活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当禁海达到一定的目标之后，逐步采取了“开海”的策略。
康熙亲政后，一些地方逐渐“开边展界”，老百姓回乡复业。康熙七年(1668年)，“郑家军”已放弃福建沿岸，退守台湾。
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福建总督范承谟、姚启圣，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巡抚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等先后上疏，要求废除海禁，准民出海贸易。
其中以康熙十五年(1676年)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最具代表性，其中所述“今则盛京、直隶、山东之海船固听其行矣，海洲云台之弃地亦许复业矣，香山、澳门之陆路再准贸贩矣”可知此时北方的沿海省份已解除海禁，唯江浙闽粤四省尚在禁列之中，但江苏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已弛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正式展界。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在顺治十八年前后被迁界令强迁的沿海居民复归故土。十一月，康熙帝将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差往福建、广东主持沿海展界事宜，行前谕曰：“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查明原产给还原主，尔等会同总督巡抚安插，务使兵民得所。”
康熙年间的开海，是全方位的开海，不但东西两洋，而且一向严禁的赴日贸易也在开放范围之内，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1717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南洋禁海。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禁海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重新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
第三节：开放贸易到闭关锁国
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明末清初的海上已经是一片繁荣景象，康熙王朝顺应了这一潮流，中国的对外贸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到乾隆时期，又一次采取了倒退的策略，闭关锁国，最终带来两次鸦片战争。
禁海之后的对外贸易，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康熙到乾隆前期的全面开放阶段和乾隆中后期以后的闭关锁国有限开放阶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但实际上中国整个沿海大小港口都是开放的。史料记载，当时开放进行中外贸易的大小港口计有一百多处。象广东的佛山口、黄埔口、虎门口等共五大总口及43处小口。福建的厦门口、同安口、海澄口等20余处。浙江的大关口、古窑口、镇海口等15处。江苏的常州口、扬州口、镇江口等22处。北方以天津为最盛，另外还有山东的登州，辽东的牛庄等港口。
开海后，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国家都和中国发生了直接的贸易关系。中日之间双边来往的商船逐渐增多?贸易十分繁盛。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有85艘。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增加到193艘。
这些商船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了中国15省的许多物产。如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砂糖、染料、工艺品以及书籍、文具等等。从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铜为大宗，其余则有金银、海味、漆器等。随着贸易的发展，旅居日本的中国商人也日益增多。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日本在长崎港建造了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9128人次。
中国和朝鲜是亲密的邻邦。中朝两国除通过使臣进行贸易外，在义州、会宁、庆源等地还设有定期的贸易市场。中国商人运去绸缎、皮货、布匹、文具等，贩运回纸张、人参、牛马和粮、食盐等物品。
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商船来往也很多。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从福州、厦门等地开往雅加达的商船有10余艘，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多至千余艘。
欧洲各国来中国贸易的商船数量也不断增加。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72年间，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到广州的英国货船，最小者为140吨，最大者达到840吨。
欧美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也非常多，其中西欧各
国的商品有香料、药材、玻璃镜、玛脑等数十种。欧美各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银元最多，其次是毛织品和棉花。据统计：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至乾隆十六年（1757年）的57年间，西欧各国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68073182元，平均每年为1308401元。
清朝盛世时的海上贸易航线
一时“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乾隆即位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洪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
恰在此时，“洪任辉”事件发生了。
洪任辉（James Flint）是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或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乾隆二十年（1755），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喇生（Samuel Harrison）和洪任辉前往宁波贸易。自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增加了宁波的贸易量并导致广州港大受影响。朝廷因此将浙江海关的关税提高一倍。洪任辉在前往宁波受阻后又直航天津，通过行贿将一纸诉状告到乾隆皇帝，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这件事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中国相关人等受到惩罚，洪任辉被拘押于澳门前山寨判刑三年，并在期满后驱逐回国。
“洪任辉事件”也成为清政府彻底实行“闭关锁国”的标志。
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被英商逐渐放弃。英船久不北上，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皇帝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为了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不久，乾隆帝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为了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面辽阔，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奏报中不无担心：“洋船高大如屋，来去无常，尤其是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乾隆帝当即朱笔批示：“所见甚是”。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宣布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三个海关下辖口岸不再对西洋船只开放，只留下粤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对于南洋贸易，并不受此局限。
1759年颁布过所谓《防范夷商规条》：规定外国商人销货后即须回国，禁止住冬；商馆不准交易；公行行商不许拖欠夷商债务，使夷商有所借口；夷商不许雇用中国仆役，居住地由中国加派兵丁防范。这些条规以后又加改订，限制更严。关于贸易和生活起居都有限制，如禁止外商打听中国行情，夷商不许坐轿，禁止夷商家眷上岸，捐税有一定的规定等等。
广州一口通关，带来了唯一口岸的日益繁荣，“十三行”的生意更加兴隆。
十三行指的是广州的洋货行，简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废除禁海令，但当时的清政府並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无力接待外来商船。於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海关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贸易业务，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四家，多时二十多家，但 “十三行”始终是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广东十三行是经清政府特许设立的对外贸易组织，带有官商的性质，是一种封建性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一方面垄断对外贸易，所有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內地出口货物亦由其代购，並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同时，他们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权，负责向外商征收进口货税，並代政府经办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为传达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意见、禀帖等。
可以说，“十三行”是清王朝的“外贸特区”。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十三行”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甚至世界贸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大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从广州运往世界各地。此后的100年间，广东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明清诗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形容：“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清朝试图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保证其贸易的市场主导地位，遗憾的是十三行制度仅仅起到了让企业强大的作用，并未在全球贸易中获得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未能做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调和”。
十三行制度不能获得良好发展，因为它只是清朝政府用来约束外国商人的工具，并且十三行还要承担很多的风险，政府却不能给予很好的保护。
参考资料
1、刘军《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赘述》，《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2、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3、陈尚胜，《文史哲》：“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2002年06期
4、佚名．《清圣祖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卷一一三
5、清朝史官，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
6、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第6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7、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书店，1986年
8、汪敬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1983年02期
9、《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
10、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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