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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章：明朝的海洋经略
——郑和的壮举（二）
第四节：郑和下西洋经历了那些战争
郑和七下西洋，一路艰险，其中经历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
第一战:活捉海盗陈祖义
1405年7月11日，朱棣命正使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这是第一次下西洋。
郑和此行经过三佛齐旧港（今属印度尼西亚）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对当地华侨和南阳诸国向大明朝贡形成威胁。
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盘踞马六甲十多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之一，最鼎盛时成员超过万人，海盗船近百艘。活动在日本、中国台湾、南海、印度洋等地。劫掠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攻陷过五十多座沿海国家城镇，南洋一些国家为了国家安宁甚至向其纳贡。明太祖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永乐年间，赏金更高达750万两，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区区1100万两。这使陈祖义成为有史以来悬赏金最高的通缉犯。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朱元璋时期闭关锁国，很大因素就是因为海盗过于猖獗。
后来，他到了三佛齐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他也到明朝永乐皇帝那里进贡，但却是空船出发，一路抢劫，抢到什么送什么，回国的时候也不落空。最让永乐皇帝受不了的是，他不但抢西洋诸小国的船，连明朝的使船也抢。而且，实行的是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
当时三佛齐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中国。但朱元璋后期，曾猜疑这个蕞尔小国和胡惟庸案有关，资助过胡惟庸，于是断绝了两国间的朝贡。后来三佛齐被近邻强国爪哇攻陷，改称旧港，以有别于新港。旧港船只如梭，商业繁华，吸引了四方八面的商贾。
陈祖义在三佛齐，一手垄断海上贸易；一手组织海盗武装，挣不来钱就抢。
明成祖上台后，开始招抚海外华人，推动朝贡关系。陈祖义在旧港听到后，觉得是个机会，于是派遣自己的儿子陈士良回国参加朝贡，对明成祖表忠心，但遭到冷遇。因为当时回国参加朝贡的不止一家，都说陈祖义在旧港当海盗，为非作歹，声名狼藉。陈祖义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开始忌恨起明朝。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返航途中路过旧港，向拥兵自重的陈祖义发出诏谕，核心的意思是让陈祖义放下武器。郑和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有两点：第一，陈祖义虽然曾打着朝贡的名义，派人回国，但他在海外有海盗行为，干扰了其他国家对明朝的朝贡活动，使“贡使往来者苦之”。第二，陈祖义是中国人，却在西洋诸国长期混迹，而周边国家对这个武装实力强大的“海盗头子”奈何不得。
陈祖义认定郑和浩浩荡荡的船队“有宝物”在船上，于是派人向郑和表示他想投诚，其实陈祖义是想诈降，然后一举抢夺郑和的船队。虽说陈祖义的人数和船只数量都不及郑和，但他鼓动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众，但操船者初涉远洋，大多为河塘之师；明朝的船虽大，但行动迟缓，且不熟地形；明朝的水师虽强，但多年未战，骄兵，且以步兵为主。”更重要的是，陈祖义根本瞧不起郑和：太监算什么东西呀，而且这个太监还是靠陆战出名的……
陈祖义没有料到，郑和对陈祖义早有提防。郑和早已作了反偷袭的准备与部署。
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指挥战船从待机点迅速包围敌船，用火攻烧毁海盗船。经激战，杀海盗5000余人，烧毁敌船10艘，缴获7艘，生擒陈祖义，囚于船中回京。皇帝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施进卿因揭露陈祖义阴谋有功，受到明朝政府嘉奖，被封旧港宣慰史。此次战后，“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郑和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海盗匪患，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为沿海人民带来福祉，受到各国称赞。
通过镇压陈祖义，明朝强大的武力完全震慑住了海外诸国，强化了朝贡体系在海外的地位。“陈祖义至京伏诛。诸夷闻之震慑，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内向矣。”
第二战，生擒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国王。
据《明史·锡兰山传》记载，郑和出使西洋诸国，将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押解来华。
第三次下西洋，郑和指挥了七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可能是世界海洋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战争，就是与锡兰山国之间的战争。
其实在之前两次的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都到达了锡兰山国。此时的锡兰山国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商业贸易集散地和远洋航行的中转站，还是著名的佛教圣地。
在前两次郑和到访时，郑和船队曾捐钱在锡兰山王国建了一座佛光寺庙。彰显对佛教的遵从和对锡兰山国的友好。在郑和访问后，锡兰山王国国王开始向明朝朝贡了，已经成为一个和大明十分友好的国家。
而当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经锡兰山国时，风向突变，时任国王的亚烈苦奈儿已放弃了和大明友好的国策，反而认为郑和船队威胁其国，打算攻击郑和船队。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郑和察觉其变，本身还在出使途中，没有恋战，决定立即离开锡兰山国。
不过在回航时，郑和觉得必须解决锡兰山国这个隐患。
1409年10月（永乐七年九月）回程时，郑和船队再次到了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
双方各有自己的算计。锡兰山国王希望收到更多的保护费。郑和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友好。
锡兰国王派遣自己的儿子迎接郑和，他们要求郑和留下船只靠岸待命，郑和只能率领2000将士上岸会见国王的儿子。
谈判陷入僵局，锡兰山国王随即命人阻断了郑和的退路，并派遣5万兵力向在岸边等候的船只发起进攻。
此时的郑和并未慌乱，先是派人抄小道出去向船队报信，让他们做好战斗的准备。然后对跟随自己的属下说：“贼寇主力已经出动，国都一定空虚，并且他们会以为我们远道而来，力孤胆怯，不能有所作为。若是出其不意进攻他们的国都，则胜利可期。”于是，郑和带领2000多官兵，趁夜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康提古城。正如郑和所料，古城空虚，郑和的将士破城而入，轻易的生擒国王亚烈苦奈儿、家属并一干大臣。
虽然攻占了康提古城，可是郑和知道自己依旧身陷困境，他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命人严加看守王公大臣，同时，也下令所有人一定要严防死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可是郑和也清楚，死守城池对他并没有好处，船队无法实施援救，他必须率军和大部队会合。就在攻城后的第7天，郑和挟持人质，率军冲出城外。一路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回到了岸边，和大部队会合，一起击败锡兰山国王儿子率领的队伍。
1411年7月6日（永乐九年六月十六日），经过2年多的航行，郑和回到了祖国， 并且将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也一同带了回来。当回到国内后，成了阶下囚亚烈苦奈儿，感到后悔，向明成祖请求饶命。明成祖可怜他愚昧无知，还是将他释放回国，并赐予衣服食物，不过回国之后王位没有了，重新选了个听话的当国王，以承国祀。
显然锡兰山一战同样通过武力手段达到了威慑诸番，促成朝贡的目的。毕竟敢于以卵击石的只是少数。“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
第三战，干涉别国内政生擒苏干刺。
第四次下西洋，郑和船队到达苏门答腊时，其国正在内乱之中，郑和以扶助正统的名义，参与其中，现在看来有点干涉别国内政的味道。
《明史·苏门答剌传》中记载了这一故事。
最初，苏门答剌的先王率众与邻国花面王交战，结果这一仗他打败了，不幸中箭身亡。国不可一日无主，于是王位被他的儿子继承。但儿子年龄很小，还是个儿童，无法统兵打仗，替父报仇。
先王妻子脾气刚烈，性格豪放，丈夫去世后，一心要为丈夫报仇。目睹丈夫的冤仇无人去报，就向全国老百姓发出号令。王妻号于众曰：“孰能为我报仇者，我以为夫，与共国事。”言讫，有一渔夫（不知姓名），奋志而言：“我能报之。”遂领兵众当先杀败花面王，复雪其仇。花面王被杀，其众降伏，不敢侵扰。王妻於是不负前盟，即与渔夫结合，称为老王，家室地赋之类，悉听老王裁制。渔夫就这样当上了国王，先王之子尊其为义父。
多年以后，先王之子小王子逐渐长大，不甘心自己的地位被他人夺取，于是秘密和部下串通，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杀了老王渔夫夺回王位。
被杀的渔夫有个弟弟叫苏幹剌，听说哥哥被杀后急忙逃亡。弟弟同样充满血性，为了替兄复仇，组织起一支队伍，连年率众袭扰，王室陷入了矛盾纠葛之中，国家内乱。
永乐十三年（1415年），两支队伍打的不可开交之时，郑和的船队到达苏门答剌。承认谁是正统，谁是僭王，需要郑和决断。
郑和如何决断？也有他自己的依据。十年前，明成祖曾封赏过苏门答剌国王，赏赐的印诰、彩币、袭衣等物都在小王子手中。郑和按照中国传统的父亡子继原则，承认了小王子的合法正统地位。
郑和的这一决断，让苏幹刺极为不满。
本来苏幹剌这几年领兵打仗，地盘不断扩大，按当时的发展势头，整个国家很快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此时苏幹刺眼里的郑和，就是多管闲事。“以颁赐不及己，怒，统数万人邀击。”苏幹刺决心和郑和的人马决一胜负。
苏幹剌虽统辖有数万人，不过他们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而郑和率领的是两万多训练有素的将士，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郑和与小王子的队伍合力一击，便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一直追至南渤利国，俘获了苏幹剌。
1415年8月12日（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回国。10月10日（九月八日），郑和于北京献俘，明廷按律法诛杀了苏干剌。
第五节：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性贡献
郑和下西洋活动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稳定了边境和周边环境，推进了睦邻友好政策，与亚非沿海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彰显了大明帝国形象。在文化上，传播了先进的中国古代文明。在航海上，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展现了中国海洋实力和造船技术的先进性。在经济上引发了海上贸易新高潮。在科学技术上，开创了农业技术交流，创造了远洋医学保障方法，还首创了海洋调查先例，开展了生物考察。
首先是政治上的成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在海外的影响了，带来周边环境长时间的安宁和平。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赖烈德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的历史与文化》中评价说：永乐皇帝多次派遣船队向南进行海上远征。这些海上远征到达了印支地区、爪哇、苏门答剌、柬埔寨、暹罗、印度和锡兰。在锡兰一个君主（亚烈苦奈儿）因为对待中国的使团傲慢无礼被抓，而且引渡到中国，后来这个岛的部分地区在之后几十年当中，一直向中国朝贡。在别的地区，郑和对其君主进行了劝诱，或者是用和平的或者是用暴力的手段，使他们承认了中国的政治支配地位。
《明史》上说：“至其季年”，指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晚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就是30多个国家都来朝贡，“幅员之广，远迈汉唐”。就是朝贡的范围的广比汉朝、唐朝大得多，“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郑和在多次下南洋的过程中，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告诫那些“喜战好斗”的岛国：“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不服，则耀武以慑之”，于是“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那些“风俗劲悍，专尚豪强”，素好“侵掠邻境”的国家，不得不偃兵息武了。
此外，郑和还通过敷宣教化，扶助弱小民族，抑止强暴，促成了各国间和平格局的建立。
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其次是进一步延伸开拓了丝绸贸易之路，为中外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亚非国家间的贸易交往、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和沿途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华文化的向外传播，也在这种和平局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朝仍然沿袭着自元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并指定沿海港口与周边各国进行贸易，但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处于“永乐盛世”的明王朝需要同海外各国展开更密切的贸易往来，促进经济交流。
当时的贸易形式有三种形式：
首先是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以前在唐宋元时期就存在，朝贡贸易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但由于海盗的猖獗，很不稳定，规模也在不断减小。郑和下西洋之后，航路畅通了，朝贡贸易就越来越频繁了。
其次是官方贸易。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但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郑和在东南亚曾于两处设立商馆，一处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须文答腊，另一处即在马六甲。
再次是民间贸易。民间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了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劳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
再次是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中外的文化交流和科技传播。
郑和等人长时期大规模的远航活动和明廷的其它相应措施，将中外交流推向了极盛。当时往来中国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仅自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年—1424年），各相关国家多次派使臣来中国，其中占婆18次、暹罗22次、满刺加15次、苏门答剌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到中国，盛况空前。据统计,朱棣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11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病逝时要求“体魄托葬中华”，并遗嘱子孙世世毋忘天子恩”。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他们。
许多使团来华 规模盛大。永乐六年，浡泥国王率亲属臣僚150余人访问明朝。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率领5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到明朝。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乐、西、峒三王同时来访。所有这一切，成为中华文化深深吸引“远人归慕之心”的典型事例。
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还起到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作用。郑和的队伍传播和推广了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还有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到中国。
第六节：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事业
的巨大贡献
天下全舆总图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
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证据出自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名称为《天下全舆总图》，反映了天下诸番向永乐皇帝朱棣进贡的场景。
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和他的船队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和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
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诉他们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达·伽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将天文、地文、气象、山势、水文、测量等知识和技术综合运用到航海过程中。
要作大洋万里远航，必须熟悉了解所经海道、海岛、山川水势、水文气象、东西洋水域分布和环境条件。为此，早在第一次下西洋前的几年中，郑和就对东南沿海海道多次测量，广泛征集海图和各种航海资料。《顺风相送·序》载：“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线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深要宜用心，反覆仔细推详，莫作泛常，必不误也。”这段文字，似是明廷旨令出使西洋者预先做好航海事务的准备工作。据《海底簿》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兴、杨敏等，出使异域，前往东西洋等处。一开谕后，下文索图，星槎、山峡、海屿与水势，图为一书。务要选取山形水势，日夜不致误也。”又据《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记载：“永乐元年，奉旨差官郑和、李恺、杨敏等，出使异域，弓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输贡累累，较正牵星图样，海岛、山屿、水势图画一本，务要选取能山形水势，日夜无歧误也。＂可见屡次校正牵星图样，测量海岛山屿水势，绘成航海图录的就是大规模下西洋的郑和等人。
明朝时期的航海知识与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达到了我国古代海运技术的顶峰。
在地文航海技术方面，《郑和航海图》被绘制出来，相对之前的航海记录而言更加综合化与具体化，并且叠加进沿途航区的地文、水文、气象、天文诸多自然因素的综合线路；郑和所用测定航向的罗盘的指向单位十分细致、精确。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郑和船队的天文观测已经发展成定量化，并使用专门观测天体高度的航海天文仪器“牵星板”进行观测；郑和船队的天文航海技术，不但体现在众多的天体定位数据之上，还体现在利用航行过程中观测天体高度变化进行导航的“过洋牵星图”上。
在季风航海技术方面，郑和船队对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已经完全掌握并能熟练地运用到实际航行当中。
在航海气象知识方面，郑和船队中设有专门的“阴阳官”监测海上气象变换，并且每一艘船上都有三层“天盘”，每一个“天盘”中有官军专门测看天象数据。
郑和使团的天文航海技术，与汉代以来单纯的海中占星法不同，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到牵星过洋，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过洋牵星”的航海术。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的《郑和航海图》及所附“过洋牵星图”四幅，为我们提供了郑和下西洋如何应用这种航海术的实例。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郑和使团的天文航海技术，就应用范围而言，也进一步发展了我国传统的航海天文学。
海洋气象是复杂多变的，一旦阴云蔽天或海雾迷漫的时候，舟师看不见日月星辰，就无法用天文航海技术，就必须依靠地文航海技术。另外，测定航路也必须应用地文航海技术。舟师以航海图为依据，利用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航海图、线路簿所记沿途各地的线路、里程、海水深度、海底底质等导航，确保海舶沿着正常的航线驶抵目的港。我国古代在地文航海技术方面有着许多发明创造，郑和使团在航海实践中继承了这些成就，集其大成，形成了一整套有独创性的地文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时，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已大大超出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而主要用于测定线路。郑和航海在线路的测定和应用方面，对我国古代地文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的应用，以及对海底情况的了解等方面，郑和船队的贡献是很大的。
由于强大的需求，将中国造船技术推向了一个世界高峰。
宋元时期我国造船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
据一些考古的新发现和古迹资料记载，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造船技术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的造船场有南京龙江船场、淮南清江船场、山东北清河船场等，它们规模都很大。如龙江船场年产就超过200艘，它还以建造大型海船而著称。
1957年在南京宝船场遗址出土一个全长11米以上的巨型舵杆，令人叹为观止。再如清江船场，有总部四处，分部82处，工匠3000多人，规模也甚为可观。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还有木材、桐漆、麻类等的堆放仓库。当时造船材料的验收，以及船只的修造和交付等，也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从公元1405年开始，郑和第一次奉命出海，首次出去带领的船队规模就达到了200余艘，这些船根据规模、作用和载重的不同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最大的“宝船”长度为151米，宽度为60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能够承载的重量高达800吨，能够同时容纳上千人。有古迹形容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而这种“宝船”在船队中就有62多艘，占到了三成以上的比例，此外船队中还有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每一种都在船队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当时的造船技术包括水密隔舱、罗盘、计程法、测探器、牵星板以及线路的记载和海图的绘制等，应有尽有。
根据武汉理工大学夏劲等的数据，“郑和先后7次奉诏出使西洋率领的船队，是15世纪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其船员每次都有27000人左右。船舶庞大，每次都有大、小海船200余艘，队伍庞大。相比较而言，哥伦布自1492年至1505年曾先后进行4次美洲之行，“第一次远航时，只有87名水手，3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旗舰‘圣玛丽亚’不过250吨，仅为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规模最大的是1493年的第二次美洲行，“船员为2500名，船只17艘，仅为郑和船队人员和船只总数的十一分之一”。其他几支著名的西方远洋船体和船队规模更小，如1497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葡萄牙达·伽马船队，只有160人，4艘小帆船,其主力旗舰仅120吨，船长25米。1519年进行环球航行的西班牙麦哲伦船队，也只有265人，5艘小帆船,其中两艘130吨，两艘90吨，1艘只有60吨，“加起来的总吨位也不过是郑和一艘宝船的五分之一”。他们都是比郑和晚了87年到114年的海上海航行，可见当时大明造船技术的先进。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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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严小青,惠富平.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J].江海学刊,2008(1)
16、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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