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来袭”虽没能占领日本，但打垮了镰仓幕府

足利家格：出身高门，联姻北条
下野足利氏与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源赖朝系同出一门，为清和源氏分支河内源氏（清和天皇将部分子女降为臣籍，赐姓源氏，是为清和源氏）。其先祖往上可追溯到自八幡太郎源义家（源义家被视为武士之祖）。
源义家三子源义国迁到下野足利庄，并随后让嫡次子源义康继承了足利氏的产业，并以此为苗字。源义康后来协助同为源氏栋梁的源赖朝起兵创立镰仓幕府，最早就有了原始创业股，是为幕府所仰仗的“有力御家人”。
而另外还不得不提的是，源义家庶子源义重后来迁居上野国新田庄（上野、下野国都在日本关东），是为新田氏的开端。同出源家的足利氏和新田氏（此指新田义贞）在灭亡镰仓幕府的短暂联盟后为争夺天下霸权而举刀相向，此为后话。
镰仓源氏将军三代而绝嗣以后，外戚北条氏窃据了幕府实际大权，严格监视源氏豪族，防止源氏势力的反扑。


鹤岗八幡宫  源赖朝起兵之所，镰仓幕府龙兴之地
除了军事力量的威胁和打压以外，其中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靠联姻。下野足利家作为源氏的有力御家人（御家人指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自然也是北条氏着重拉拢和监控的对象。从足利义康的儿子娶北条时政的女儿（尼将军北条政子的妹妹）开始，足利与北条就开始联姻。
到了足利尊氏父亲足利贞氏这一辈，其正室也是北条氏的分支金泽流。但足利尊氏并不是正室所生，其乃贞氏侧室上杉清子所生的庶出，因其嫡长兄早夭，尊氏才得以继为嫡子。
自然，对于这样一位没有流淌着北条氏血液的足利家新当主，北条氏在严加防范的同时又走了联姻这一条老路，将北条氏分支赤桥流的赤桥登子嫁给尊氏，而赤桥登子的哥哥赤桥守时在嘉历元年（西历1326年）的“嘉历骚动”以后出于北条氏内部势力平衡的结果出任职权，虽说只是傀儡，却也是位居高位。
另外，不仅通过联姻进行拉拢，执权北条高时为了彰显对足利家的恩宠，还亲自主持了尊氏的元服，与足利家结成乌帽子亲，并将自己名字中的“高”赐名尊氏，足利尊氏从此成为足利高氏。足利家在幕府中的地位和血统之正，可见一斑。
而足利高氏的家世背景，将在不久与朝廷的恩怨纠葛和军事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蒙古来袭：内忧外患，勤王倒幕
政权崩溃的危机在一步步向幕府逼近。
蒙元侵日战争中，镰仓幕府召集了御家人前往九州进行防御，形成“异国警固番役”，还临时征召了武家以外的朝廷、寺社等势力一起承担海岸防御工事的修筑任务。
这种本来就劳民伤财的行动按道理说应该在战争终止后也随之取消，但是幕府在战后没有立即取消，反而将异国警固番役等军役行为制度化，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战后幕府有限的恩赏都让御家人们和朝廷怨声载道。


《蒙古来袭》绘卷
而最后把局势搞得更糟的是北条得宗家的一系列为了强行集权的大动作。
为了修补战后日本的经济情况，“有力御家人”安达泰盛提倡“德政”，主张得宗家不要过度压榨“御家人”，以让经济恢复，同时反对北条氏“御内人”胡乱干涉幕政，希望以此改变幕府赏罚不公的现状。
要知道“御内人”作为北条氏的代官完完全全是得宗家（北条家排除源氏将军后成为幕府执权后，北条氏历任家督称为“得宗”）中央权力的延伸，而安达泰盛此举恰恰触动了北条得宗家的利益，因此时任执权的北条贞时唆使“御内人”平赖纲于弘安八年（西历1285年）突袭安达家并将其灭门，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此安达家谋反为借口打压捕杀对得宗专制心有不服的“御家人”，是为“霜月骚乱”，一时间国内人人自危，足利家在这场动乱中也受到牵连和搜查。
如果说“霜月骚乱”在政治上成了“御家人”们对镰仓幕府不满的一个起点，那么幕府失败的经济改革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扶持自己的权利基本盘中破产的“御家人”，幕府在永仁五年（西历1297年）出台“永仁德政令”用行政的手段帮助破产“御家人”免除土地债务。结果与预期恰好相反，这一行政命令让商人再也不敢借钱给武士，结果让经济破产的“御家人”信用也破产了，落得“御家人”们对幕府更为怨恨。
在权利的博弈和平衡中，一方衰落，另一方自然会想办法崛起并捅对手一刀。幕府面临的危机让对手以公家为代表势力的朝廷看到了机会、再也坐不住了。
于文保二年（西历1318年）即位的大觉寺统后醍醐天皇早就对幕府从“两统迭立”（镰仓幕府利用大觉院统、持明院统两支皇统的对立，确立两支皇统轮流继任天皇的规则，削弱天皇权力）中作为中间商赚朝廷的差价制造公室混乱一直心怀不满，而自己又是一个心怀寰宇一统的雄主，自然认为在幕府如此衰弱的情况下有机可趁。


有志于当中式皇帝的后醍醐天皇
元弘八年（西历1331年）后醍醐天皇举兵“御谋反”事泄被幕府提前一网打尽，后醍醐天皇被迫让位于持明院光严天皇，自己被流放隐岐岛。但是这并不是后醍醐天皇“革命”事业的终结——他所仰仗的“恶党”野武士楠木正成又夺回了赤坂城，并以此为基地，四面出击，一时朝廷势力又在河内声势大振。
在这关键的时刻，后醍醐天皇于元弘三年（西历1333年）在伯耆国（在中国地方山阴道，日本战国山名、尼子家地盘，今鸟取县中西部）地方豪强名和长年的帮助下重新回驾并得到了播磨国（中国地方山阳道，即今兵库县南部，姬路城在焉）豪强赤松円心的大力援助。
此时的镰仓幕府屡战屡败，不得不派出以北条高家和足利高氏为首的精锐部队前往近畿对抗官军。结果北条高家在一开始和赤松对战中就阵亡，高氏看到大势已去，天下豪强都在响应天皇倒幕，联想到自己祖父当年“三代取天下”的谶言，含着幕府强逼自己在父丧期间出征的怨恨，终于举起了反旗。
这一下镰仓幕府再也无力回天，足利高氏倒戈进度京都，大破六波罗军，北条幕府六波罗南北方探题自杀（六波罗探题为幕府设置在京都附近监视天皇的机构），自此近畿和西国地方的北条幕府势力已被完全肃清。
在关东方面，同一年（元弘三年）新田义贞也举起了反旗倒幕，足利高氏出征时留在镰仓为质的登子母子也逃出来和新田义贞汇合，新田义贞以足利高氏嫡子千寿丸（即后来的室町幕府二代将军足利义诠）的名义举兵，关东豪族皆慕名来投，关东倒幕军军势大振。
随后新田军出兵三路进军幕府的大本营镰仓，一路上幕府军一触即溃。只除去傀儡执权北条守时，因为自己妹妹是足利高氏妻子的特殊身份，为了忠于自己的家族选择力战而竭、最后自杀身亡，不得不说一条硬汉。
新田军势如破竹攻入镰仓，北条氏最后的余党，前执权北条高时、其心腹权臣长崎父子等人在东胜寺自杀，镰仓幕府彻底灭亡。

东施效颦：建武中兴，黯然收场
元弘三年（西历1333年），幕府覆亡以后，后醍醐天皇再次回驾京都，天下一片欢欣鼓舞，大家都觉得所期望的和平治世终于来了。次年元弘四年（西历1334年），后醍醐天皇改元“建武”，表自己以师汉光武帝刘秀之志，结束内乱，达成中兴。

没错，后醍醐天皇确实有一颗雄主中兴的心，他希望天下一统，希望这个国家能按照皇权的意愿，实现皇国的复兴。


后醍醐天皇的偶像是汉光武帝  故而改元建武，期望实现“光武中兴”
首先，为了确立自己牢固的合法性，大觉寺统的后醍醐重新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黜当时镰仓幕府所拥立的光严天皇，逼其退位，这就把持明院的公家一票都得罪了，后面尊氏能够利用持明院的法统对抗南朝，和后醍醐天皇如此粗暴地对待持明院系天皇也不无关系。
第二，为了确保自己政令的权威性，他下令推倒先代幕府所裁定的土地所有权，所有判决必须重新拿到朝廷来裁定。这一竿子触及到的利益方就太多了。
实际上，自平安末期律令制崩溃以后，随着日本庄园经济近数百年的迅猛发展，土地的所有权也被分割成了公家、武家、寺社等势力的体系，他们各自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所一元支配”，即每个体系内有自己的管理规则。而这些规则制定背后，都是不可忽视的、壮大起来的各种武士和寺社势力等。
后醍醐天皇全然不顾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层，强行用行政手段去搞一元化管理，等于说一下子把几方势力都得罪了。
如果说管理是公平管理，可能还能减小反对声浪，通过“温水煮青蛙”来逐渐提振皇权，但是后醍醐天皇的管理本身也是不平等的，这就直观地反应在倒幕后的恩赏分配上。
后醍醐天皇一意偏袒公家，只愿意分配武家功臣们有限的恩赏：对于足利高氏，为了拉拢这个根红苗正的武家栋梁，天皇将自己名字中的“尊”字给他赐名，足利高氏改名为足利尊氏；但是尊氏心心念念的武家最高头衔“征夷大将军”，天皇不但不愿意给这个虚名，反而把这个位置给了一直瞧不起尊氏的皇子护良亲王，这让尊氏大为不满。
同时天皇为了制衡尊氏，故意只给了另一个灭亡幕府的大功臣新田义贞一个从四位的官位，还暗中鼓励其和尊氏竞争，激化两人矛盾，不仅让新田义贞心怀不满，这也让尊氏大为光火于天皇的狠毒心计。
另外一个受委屈的武家就是赤松円心，因为自己拥立有功，在西国方面战功最高，最希望能捞到播磨国的守护，结果这个位置天皇也没给他，这也让赤松心怀怨恨。
后醍醐天皇的风骚操作还不止于此，如果说以前的措施只是得罪到权贵阶级，那接下来为了营建奢侈的新皇宫而强行征收“二十分抽一”税则是把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也得罪了。
后醍醐天皇激进地推动一元化管理，全然不顾自然规律和各方利益，很快他就会被自己的强硬手段带来的恶果所反噬。
后醍醐天皇过于自信于皇权的神格性，又有宋亡以后从中国传来的程朱理学能给他“忠君爱国”的理论强化加持，他仿佛以为自己只要有了这层神圣属性就可以让一大帮像楠木正成这样的“忠臣”死心塌地为自己鞍前马后效劳。殊不知，在现实中自己这种完全不考虑各方利益诉求的行为，恰恰只会适得其反，并且会让自己皇权的神圣属性贬值甚至黯淡无光。
建武二年（西历1335年）爆发的北条氏余孽“中先代之乱”给了足利尊氏契机。
北条氏叛军利用武家对新政的普遍不满情绪裹挟东国武士造反，一时间东国大乱。足利尊氏为了脱离朝廷的控制，在多次请天皇册封自己为“征夷大将军”未果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出征，已经和朝廷事实上决裂。
足利尊氏在平定叛军以后回师京都，在弟弟足利直义和诸武家的劝说下决定打出“清君侧”诛杀新田义贞的旗号，公然举起反旗。而新田义贞也向朝廷告发足利直义在中先代之乱中擅自杀害了护良亲王，后醍醐天皇虽然不喜欢这个权力欲望很重的儿子，但是这也成了朝廷讨伐尊氏的借口之一，于是朝廷将尊氏打为“朝敌”，并下令新田义贞、楠木正成和陆奥的北畠显家南下一起讨伐尊氏。
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兄弟政治谋术俱佳，但是军事能力确实堪忧，而且在近畿和西国自身势力发展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开战初期结果可想而知，足利军被官军打得崩溃，足利尊氏败逃九州。
朝廷也不是傻子，也知道痛打落水狗的道理，于是就想趁着尊氏还在九州镇压内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西征。朝廷除新田义贞为西征统帅，率领大军一路西向，结果被赤松円心中途拦了下来。
赤松氏在对朝廷的恩赏分配不满以后就暗中投靠了足利尊氏，并在其领地、交通关键播磨布下牢固防线死磕新田义贞。
赤松円心在前面拖延住了官军，让足利尊氏在九州击灭了菊池氏，稳住了九州大后方。足利尊氏回师救援赤松円心还得到其建议：拥立持明院系公家，从光严上皇处讨得讨伐新田义贞的院宣，获得大义名分的合法性加持。这样一来足利尊氏合法性强化，从西国过来加入足利军的武士更多了。
足利军来势汹汹，直逼京都，本来朝廷有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两元猛将，如果战术得当，完全可以阻挡住足利大军的攻势。结果后醍醐天皇有一颗雄主微操的心，绝不接受楠木正成避实就虚的战术，硬要和足利大军硬碰硬，这就让让官军从一开始的好牌打成了后面彻头彻尾的烂牌。


立志“七生报国”之名将楠木正成  在明治时代的皇国史观中被推崇为军神
建武三年（西历1336年）足利大军在与新田军经过几轮攻防战以后攻入京都，复立持明院系光明天皇继位，同时继续进围后醍醐天皇驻跸之处延历寺。后醍醐天皇无奈出降，交出象征皇位合法性的“三神器”，随后被软禁起来。
在和朝廷博弈的第一个环节中，足利尊氏靠着自己出身的强大号召力和对手的不得人心及战术上的失策，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朝廷快速兵败的原因，除了新政不得人心以外，其实朝廷方将领们在合作中的三心二意也是加速了官军的溃败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实际上，为朝廷所依仗为支柱的三员武将：一个是不受公家建制派待见的乡村野武士楠木正成，一个是武家化的公卿、没断奶的孩子北畠显家，还有一个是心怀自己小九九的“没落御家人”新田义贞，可以说三个人的门第差异和人生目标迥异导致其之间并不能精诚合作，以至于后来并被尊氏分别一一击破：
新田义贞的配合失误导致楠木正成陷入包围圈，最后楠木含恨自杀，只能七生种地；新田义贞死得就更窝囊了，后醍醐天皇的隔空指挥让本来被新田义贞压着打的斯波高经夺得了战机并顺势拿了新田的人头；北畠显家看不上新田义贞，两军并没有精诚配合，北畠用自己发明的“风林火山”战术玩长途奔袭被足利尊氏以逸待劳收拾掉。

足利家格：出身高门，联姻北条
下野足利氏与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源赖朝系同出一门，为清和源氏分支河内源氏（清和天皇将部分子女降为臣籍，赐姓源氏，是为清和源氏）。其先祖往上可追溯到自八幡太郎源义家（源义家被视为武士之祖）。
源义家三子源义国迁到下野足利庄，并随后让嫡次子源义康继承了足利氏的产业，并以此为苗字。源义康后来协助同为源氏栋梁的源赖朝起兵创立镰仓幕府，最早就有了原始创业股，是为幕府所仰仗的“有力御家人”。
而另外还不得不提的是，源义家庶子源义重后来迁居上野国新田庄（上野、下野国都在日本关东），是为新田氏的开端。同出源家的足利氏和新田氏（此指新田义贞）在灭亡镰仓幕府的短暂联盟后为争夺天下霸权而举刀相向，此为后话。
镰仓源氏将军三代而绝嗣以后，外戚北条氏窃据了幕府实际大权，严格监视源氏豪族，防止源氏势力的反扑。


鹤岗八幡宫  源赖朝起兵之所，镰仓幕府龙兴之地
除了军事力量的威胁和打压以外，其中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靠联姻。下野足利家作为源氏的有力御家人（御家人指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自然也是北条氏着重拉拢和监控的对象。从足利义康的儿子娶北条时政的女儿（尼将军北条政子的妹妹）开始，足利与北条就开始联姻。
到了足利尊氏父亲足利贞氏这一辈，其正室也是北条氏的分支金泽流。但足利尊氏并不是正室所生，其乃贞氏侧室上杉清子所生的庶出，因其嫡长兄早夭，尊氏才得以继为嫡子。
自然，对于这样一位没有流淌着北条氏血液的足利家新当主，北条氏在严加防范的同时又走了联姻这一条老路，将北条氏分支赤桥流的赤桥登子嫁给尊氏，而赤桥登子的哥哥赤桥守时在嘉历元年（西历1326年）的“嘉历骚动”以后出于北条氏内部势力平衡的结果出任职权，虽说只是傀儡，却也是位居高位。
另外，不仅通过联姻进行拉拢，执权北条高时为了彰显对足利家的恩宠，还亲自主持了尊氏的元服，与足利家结成乌帽子亲，并将自己名字中的“高”赐名尊氏，足利尊氏从此成为足利高氏。足利家在幕府中的地位和血统之正，可见一斑。
而足利高氏的家世背景，将在不久与朝廷的恩怨纠葛和军事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蒙古来袭：内忧外患，勤王倒幕
政权崩溃的危机在一步步向幕府逼近。
蒙元侵日战争中，镰仓幕府召集了御家人前往九州进行防御，形成“异国警固番役”，还临时征召了武家以外的朝廷、寺社等势力一起承担海岸防御工事的修筑任务。
这种本来就劳民伤财的行动按道理说应该在战争终止后也随之取消，但是幕府在战后没有立即取消，反而将异国警固番役等军役行为制度化，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战后幕府有限的恩赏都让御家人们和朝廷怨声载道。


《蒙古来袭》绘卷
而最后把局势搞得更糟的是北条得宗家的一系列为了强行集权的大动作。
为了修补战后日本的经济情况，“有力御家人”安达泰盛提倡“德政”，主张得宗家不要过度压榨“御家人”，以让经济恢复，同时反对北条氏“御内人”胡乱干涉幕政，希望以此改变幕府赏罚不公的现状。
要知道“御内人”作为北条氏的代官完完全全是得宗家（北条家排除源氏将军后成为幕府执权后，北条氏历任家督称为“得宗”）中央权力的延伸，而安达泰盛此举恰恰触动了北条得宗家的利益，因此时任执权的北条贞时唆使“御内人”平赖纲于弘安八年（西历1285年）突袭安达家并将其灭门，并在全国范围内以此安达家谋反为借口打压捕杀对得宗专制心有不服的“御家人”，是为“霜月骚乱”，一时间国内人人自危，足利家在这场动乱中也受到牵连和搜查。
如果说“霜月骚乱”在政治上成了“御家人”们对镰仓幕府不满的一个起点，那么幕府失败的经济改革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扶持自己的权利基本盘中破产的“御家人”，幕府在永仁五年（西历1297年）出台“永仁德政令”用行政的手段帮助破产“御家人”免除土地债务。结果与预期恰好相反，这一行政命令让商人再也不敢借钱给武士，结果让经济破产的“御家人”信用也破产了，落得“御家人”们对幕府更为怨恨。
在权利的博弈和平衡中，一方衰落，另一方自然会想办法崛起并捅对手一刀。幕府面临的危机让对手以公家为代表势力的朝廷看到了机会、再也坐不住了。
于文保二年（西历1318年）即位的大觉寺统后醍醐天皇早就对幕府从“两统迭立”（镰仓幕府利用大觉院统、持明院统两支皇统的对立，确立两支皇统轮流继任天皇的规则，削弱天皇权力）中作为中间商赚朝廷的差价制造公室混乱一直心怀不满，而自己又是一个心怀寰宇一统的雄主，自然认为在幕府如此衰弱的情况下有机可趁。


有志于当中式皇帝的后醍醐天皇
元弘八年（西历1331年）后醍醐天皇举兵“御谋反”事泄被幕府提前一网打尽，后醍醐天皇被迫让位于持明院光严天皇，自己被流放隐岐岛。但是这并不是后醍醐天皇“革命”事业的终结——他所仰仗的“恶党”野武士楠木正成又夺回了赤坂城，并以此为基地，四面出击，一时朝廷势力又在河内声势大振。
在这关键的时刻，后醍醐天皇于元弘三年（西历1333年）在伯耆国（在中国地方山阴道，日本战国山名、尼子家地盘，今鸟取县中西部）地方豪强名和长年的帮助下重新回驾并得到了播磨国（中国地方山阳道，即今兵库县南部，姬路城在焉）豪强赤松円心的大力援助。
此时的镰仓幕府屡战屡败，不得不派出以北条高家和足利高氏为首的精锐部队前往近畿对抗官军。结果北条高家在一开始和赤松对战中就阵亡，高氏看到大势已去，天下豪强都在响应天皇倒幕，联想到自己祖父当年“三代取天下”的谶言，含着幕府强逼自己在父丧期间出征的怨恨，终于举起了反旗。
这一下镰仓幕府再也无力回天，足利高氏倒戈进度京都，大破六波罗军，北条幕府六波罗南北方探题自杀（六波罗探题为幕府设置在京都附近监视天皇的机构），自此近畿和西国地方的北条幕府势力已被完全肃清。
在关东方面，同一年（元弘三年）新田义贞也举起了反旗倒幕，足利高氏出征时留在镰仓为质的登子母子也逃出来和新田义贞汇合，新田义贞以足利高氏嫡子千寿丸（即后来的室町幕府二代将军足利义诠）的名义举兵，关东豪族皆慕名来投，关东倒幕军军势大振。
随后新田军出兵三路进军幕府的大本营镰仓，一路上幕府军一触即溃。只除去傀儡执权北条守时，因为自己妹妹是足利高氏妻子的特殊身份，为了忠于自己的家族选择力战而竭、最后自杀身亡，不得不说一条硬汉。
新田军势如破竹攻入镰仓，北条氏最后的余党，前执权北条高时、其心腹权臣长崎父子等人在东胜寺自杀，镰仓幕府彻底灭亡。

东施效颦：建武中兴，黯然收场
元弘三年（西历1333年），幕府覆亡以后，后醍醐天皇再次回驾京都，天下一片欢欣鼓舞，大家都觉得所期望的和平治世终于来了。次年元弘四年（西历1334年），后醍醐天皇改元“建武”，表自己以师汉光武帝刘秀之志，结束内乱，达成中兴。

没错，后醍醐天皇确实有一颗雄主中兴的心，他希望天下一统，希望这个国家能按照皇权的意愿，实现皇国的复兴。


后醍醐天皇的偶像是汉光武帝  故而改元建武，期望实现“光武中兴”
首先，为了确立自己牢固的合法性，大觉寺统的后醍醐重新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黜当时镰仓幕府所拥立的光严天皇，逼其退位，这就把持明院的公家一票都得罪了，后面尊氏能够利用持明院的法统对抗南朝，和后醍醐天皇如此粗暴地对待持明院系天皇也不无关系。
第二，为了确保自己政令的权威性，他下令推倒先代幕府所裁定的土地所有权，所有判决必须重新拿到朝廷来裁定。这一竿子触及到的利益方就太多了。
实际上，自平安末期律令制崩溃以后，随着日本庄园经济近数百年的迅猛发展，土地的所有权也被分割成了公家、武家、寺社等势力的体系，他们各自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本所一元支配”，即每个体系内有自己的管理规则。而这些规则制定背后，都是不可忽视的、壮大起来的各种武士和寺社势力等。
后醍醐天皇全然不顾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层，强行用行政手段去搞一元化管理，等于说一下子把几方势力都得罪了。
如果说管理是公平管理，可能还能减小反对声浪，通过“温水煮青蛙”来逐渐提振皇权，但是后醍醐天皇的管理本身也是不平等的，这就直观地反应在倒幕后的恩赏分配上。
后醍醐天皇一意偏袒公家，只愿意分配武家功臣们有限的恩赏：对于足利高氏，为了拉拢这个根红苗正的武家栋梁，天皇将自己名字中的“尊”字给他赐名，足利高氏改名为足利尊氏；但是尊氏心心念念的武家最高头衔“征夷大将军”，天皇不但不愿意给这个虚名，反而把这个位置给了一直瞧不起尊氏的皇子护良亲王，这让尊氏大为不满。
同时天皇为了制衡尊氏，故意只给了另一个灭亡幕府的大功臣新田义贞一个从四位的官位，还暗中鼓励其和尊氏竞争，激化两人矛盾，不仅让新田义贞心怀不满，这也让尊氏大为光火于天皇的狠毒心计。
另外一个受委屈的武家就是赤松円心，因为自己拥立有功，在西国方面战功最高，最希望能捞到播磨国的守护，结果这个位置天皇也没给他，这也让赤松心怀怨恨。
后醍醐天皇的风骚操作还不止于此，如果说以前的措施只是得罪到权贵阶级，那接下来为了营建奢侈的新皇宫而强行征收“二十分抽一”税则是把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也得罪了。
后醍醐天皇激进地推动一元化管理，全然不顾自然规律和各方利益，很快他就会被自己的强硬手段带来的恶果所反噬。
后醍醐天皇过于自信于皇权的神格性，又有宋亡以后从中国传来的程朱理学能给他“忠君爱国”的理论强化加持，他仿佛以为自己只要有了这层神圣属性就可以让一大帮像楠木正成这样的“忠臣”死心塌地为自己鞍前马后效劳。殊不知，在现实中自己这种完全不考虑各方利益诉求的行为，恰恰只会适得其反，并且会让自己皇权的神圣属性贬值甚至黯淡无光。
建武二年（西历1335年）爆发的北条氏余孽“中先代之乱”给了足利尊氏契机。
北条氏叛军利用武家对新政的普遍不满情绪裹挟东国武士造反，一时间东国大乱。足利尊氏为了脱离朝廷的控制，在多次请天皇册封自己为“征夷大将军”未果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出征，已经和朝廷事实上决裂。
足利尊氏在平定叛军以后回师京都，在弟弟足利直义和诸武家的劝说下决定打出“清君侧”诛杀新田义贞的旗号，公然举起反旗。而新田义贞也向朝廷告发足利直义在中先代之乱中擅自杀害了护良亲王，后醍醐天皇虽然不喜欢这个权力欲望很重的儿子，但是这也成了朝廷讨伐尊氏的借口之一，于是朝廷将尊氏打为“朝敌”，并下令新田义贞、楠木正成和陆奥的北畠显家南下一起讨伐尊氏。
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兄弟政治谋术俱佳，但是军事能力确实堪忧，而且在近畿和西国自身势力发展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开战初期结果可想而知，足利军被官军打得崩溃，足利尊氏败逃九州。
朝廷也不是傻子，也知道痛打落水狗的道理，于是就想趁着尊氏还在九州镇压内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西征。朝廷除新田义贞为西征统帅，率领大军一路西向，结果被赤松円心中途拦了下来。
赤松氏在对朝廷的恩赏分配不满以后就暗中投靠了足利尊氏，并在其领地、交通关键播磨布下牢固防线死磕新田义贞。
赤松円心在前面拖延住了官军，让足利尊氏在九州击灭了菊池氏，稳住了九州大后方。足利尊氏回师救援赤松円心还得到其建议：拥立持明院系公家，从光严上皇处讨得讨伐新田义贞的院宣，获得大义名分的合法性加持。这样一来足利尊氏合法性强化，从西国过来加入足利军的武士更多了。
足利军来势汹汹，直逼京都，本来朝廷有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两元猛将，如果战术得当，完全可以阻挡住足利大军的攻势。结果后醍醐天皇有一颗雄主微操的心，绝不接受楠木正成避实就虚的战术，硬要和足利大军硬碰硬，这就让让官军从一开始的好牌打成了后面彻头彻尾的烂牌。


立志“七生报国”之名将楠木正成  在明治时代的皇国史观中被推崇为军神
建武三年（西历1336年）足利大军在与新田军经过几轮攻防战以后攻入京都，复立持明院系光明天皇继位，同时继续进围后醍醐天皇驻跸之处延历寺。后醍醐天皇无奈出降，交出象征皇位合法性的“三神器”，随后被软禁起来。
在和朝廷博弈的第一个环节中，足利尊氏靠着自己出身的强大号召力和对手的不得人心及战术上的失策，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朝廷快速兵败的原因，除了新政不得人心以外，其实朝廷方将领们在合作中的三心二意也是加速了官军的溃败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实际上，为朝廷所依仗为支柱的三员武将：一个是不受公家建制派待见的乡村野武士楠木正成，一个是武家化的公卿、没断奶的孩子北畠显家，还有一个是心怀自己小九九的“没落御家人”新田义贞，可以说三个人的门第差异和人生目标迥异导致其之间并不能精诚合作，以至于后来并被尊氏分别一一击破：
新田义贞的配合失误导致楠木正成陷入包围圈，最后楠木含恨自杀，只能七生种地；新田义贞死得就更窝囊了，后醍醐天皇的隔空指挥让本来被新田义贞压着打的斯波高经夺得了战机并顺势拿了新田的人头；北畠显家看不上新田义贞，两军并没有精诚配合，北畠用自己发明的“风林火山”战术玩长途奔袭被足利尊氏以逸待劳收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