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民族考古的承前启后

本文原刊于《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1期

东南民族考古的承前启后

——吴绵吉《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序、编后记

严文明   吴春明

（《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吴绵吉著，邓聪、吴春明选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1月出版，大16开本，正文304页，彩版8页）

一、序

中国东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并不算晚，但是除了江浙以外，其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算是很理想的。这里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在全国考古工作的布局中，长期没有把东南地区放在适当重要的位置，少数人的努力难于从根本上改变相对滞后的局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也许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就是由于湿热多雨的气候和特殊的土壤条件，使得相当一部分遗址保存状况不太好，田野考古工作相对比较困难，短期内不容易取得显著的成效。如果说以前的工作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毕竟水平有限，没有打下很好的基础。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逐步掌握了当地遗址的特点，走上了更科学化的道路。就我所知，厦门大学吴绵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绵吉兄乃科班出身，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数年，受到了很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训练。回到厦门大学任教，一直关心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他带领学生到湖北、江西、江苏和福建等省的许多遗址进行考古实习，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后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正因为有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绵吉兄的科学研究才扎扎实实，不尚浮词，一步一个脚印。

要把东南地区的考古研究深入开展下去，不能不涉及古代百越民族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百越民族曾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族实际上是以华夏族为基础，先后融合了东夷、苗蛮和百越而初步形成的。以后虽然还不断地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以华夏、东夷、苗蛮和百越为主体。由于历史久远，东夷、苗蛮和百越在人们的记忆中已逐渐淡忘，只有通过考古学、历史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共同努力才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通过多学科的合作来研究百越民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进而研究其对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影响，这条学术道路是由厦门大学已故的著名学者林惠祥先生开辟出来的。厦大的不少同仁继承林先生的事业做出了许多成绩，只是各人情况不同，有的偏于人类学，有的偏于考古学，有的在海外交通和外销瓷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把考古学和历史民族学等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绵吉是做得比较好的，这在本文选的内容和分组编排上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来。

本文选分为“百越综论”、“吴越考古”和“闽台文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百越的名称、来源、分布和各种文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所以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其中既有对历史文献的详细考证，又有对考古资料的深刻分析，更有对此前各家说法的客观而公允的评说，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历史上生活于长江左岸即今江苏南部的勾吴人是不是属于百越系统的问题，民族史学家多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勾吴与其邻近的于越语言相通，断发文身和善于舟楫等许多风俗习惯也相同。特别是都流行几何印纹陶和都有铸剑的盛名，其他许多文化特征也相类似，所以考古学界通常把它们连在一起而称之为吴越文化。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风俗习惯、信仰崇拜等精神文化在内。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勾吴显然应属于百越族系。再如濮、越的辨析也是以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相结合，逻辑严密，颇有说服力。关于百越的来源问题，过去有所谓华夏后裔说和马来人种说，都没有可靠的根据。时下多数学者主张土著说，认为百越就是当地原始先民的后裔，但论证多不甚详尽有力。作者在梳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对公认为百越文化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令人信服地证明当地起源的可靠性。作者关于百越文化特征的分析更是十分精到。其中物质文化有种植水稻、治葛麻为衣、住干栏式房屋、喜吃蛇蛤等小动物、使用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善用舟楫和习于水战、普遍用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还有极其精良的铸剑技术等；精神文化则有越人的语言、断发文身、拔牙、鸡卜、崖葬、迷信鬼神、崇拜蛇鸟等许多方面，甚至还从近代惠安女等“不落夫家”的民俗中找到了百越民族的遗风。在作者归纳的这些特征中有些不一定是百越独有的，但却是百越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把这些特征集合在一起，一个特色鲜明的百越民族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注意到其中有不少特征是从考古学资料中归纳出来的，这是由于作者有比较深厚的考古学功底才可能做到的。

第二部分所收吴越考古的论文，主要是研究江浙地区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和土墩墓文化遗存，这些都是学术界关心的热点。第三部分闽台文化所收的文章最多，其中关于昙石山文化的论述占有比较大的分量，文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但为大家所熟知，而且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关于台湾与大陆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海峡两岸学者都很关心的重要课题，把闽、台文化编在一起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用意。记得好友张光直先生在世时多次同我谈到组织两岸考古学家在福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我们两人还做过一些实际的筹划，可惜至今没有实现。他在1988年写的一篇短文章《新年三梦》（载《考古人类学随笔》143-144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年）中，说到他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联合有关学者做海峡两岸的考古工作。他说尽管现在对台湾史前考古的来龙去脉摸了一个大概，“但每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时，总是说得等将来看到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地区考古资料之后才能进行。等来等去，已等了三十多年。两年以前我等不及时，到福建去参观了许多史前文物，发现其中很多与台湾的相同或相似，更觉得两岸的考古工作应当一起进行。如有三五年大规模积极作业，相信可以解决不少考古老问题，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居民文化的起源问题”。他说得多么深切又是多么动情啊！绵吉曾经多次到台湾参加学术考察，对台湾考古和民俗有相当的了解。作为大陆学者，特别是对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地区考古有深切研究的学者，因为拥有一个关系极为密切而又非常明确的参照系，对台湾史前文化的特点和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关系可能看得更明白和真切些，所以这方面的论述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毕竟不如亲自参加田野考古来得直接，而这在当前的状况下是难以做到的。我想横在海峡两岸的人为障碍终将会被拆除，张光直和包括绵吉在内的我们许多人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一个对学术挚着追求的人，是不肯随便写些不疼不痒的文章的。绵吉的所有文章不能说字字珠玑，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写成的，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心和研究中国东南民族考古的人是不可不读的。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二、编后记

“考古”是我国本土的学问，源于汉唐，盛于宋、清，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是，作为近代分类科学之一支的Archaeology（即近、现代的“考古学”）却不是我国本土学问，它是十九世纪在人类进化论的带动、刺激下在欧洲产生的，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主义人文思潮（包括文化相对论、文化特殊论、文化圈与传播论等）的带动下在欧美发展的，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在文化人类学多种深层探索理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族体心理理论、文化生态学等）影响下在欧美进步的。二十世纪初期，近代的Archaeology理论与方法“西学东渐”，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我国，实现了学科的本土化。虽然从我国人文学术的主体上看，Archaeology与我国本土的“考古”、金石之学融为一体，Archaeology也被视同并译为“考古学”，但是由于考古学本土化的途径不同，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学术背景下的具体实践也有不少差别。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最大发掘项目是安阳殷墟，主要是冲着甲骨的“考古”去的，这一学术传统影响了后来我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主体特征。在边缘地带的南方，却有若干另类的考古学学术倾向，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的考古人类学实践就是其中之一。

林惠祥教授受业于美国历史学派考古人类学家拜雅（H.O.Beyer）教授，拜雅教授是美国考古人类学界最早从事东南亚考古的著名学者，代表作《菲律宾与东亚考古》（H.Otley.Beyer,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Philippines, Bulletin 29,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48）一书，其中的史前考古方法和东亚考古实践直接影响了林惠祥教授在中国东南的学术工作。1931年起，林惠祥教授回到他大学时代的母校厦门大学历史系从事人类学体系范畴下的民族学、考古学实践，调查台湾高山族、福建蛋民与惠东、南洋民族等社区文化，调查、发掘台北圆山、闽西武平小径背、马来亚吉打（Kedak）洞穴遗址、闽东昙石山和闽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先后编撰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世界人种志》、《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史》、《菲律宾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考古学通论》、《中国原始社会史》等书，直到1958年因病去世。从林先生的田野实践和著述不难判断，他将民族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重建特定时空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开创了一个极具特色的人文学术传统。林先生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创办民族考古学专门化、招收民族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建设我国高校最早和唯一的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由此成为我国东南民族考古的学术重镇。

林先生去世后，厦门大学的民族考古教学、研究传统后继有人，吴绵吉老师就是这一学术事业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之一。吴老师于1953－1957年就读厦门大学历史系民族考古学专门化，是林惠祥教授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到中国科学院（现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湖北宜都红花套、郧县青龙泉、均县朱家台、乱石滩等遗址的考古发掘。1961年，由于母校教学工作的需要，吴老师调回厦门大学历史系民族考古专门化（1973年起为考古专业、1984年起为人类学系），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并于1991－1994年间担任人类学系主任，是厦大考古学、人类学事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期间，他先后带领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了江苏邳县大墩子、武进断山墩、福建闽侯溪头、昙石山、崇安城村闽越王城等东南地区若干重要的早期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开设《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考古学史》、《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民族史》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1996年以后，吴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但仍担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继续为东南民族考古研究做出贡献。在学术研究上，直接秉承林惠祥教授的东南民族考古研究传统，侧重我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与土著民族史的考古研究，与陈国强、蒋炳钊、辛土成等先生合作撰写《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等，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些著作成为厦大第二代考古学、人类学者的标志性著作。吴老师还在《厦门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东南文化》等刊及有关的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四十多篇，数虽不多，但都是涉及东南沿海史前考古、百越先民历史与文化，充分反映了吴老师对于林先生学术事业的忠实继承，不愧为以东南民族考古事业为核心的厦大文化人类学学术传统的承前启后者。

2001年初我们就向吴老师提出，将他的主要学术论述编印成一本专题文集，收录他不同时期发表的文论，大致属于“百越综论”、“吴越考古”、“闽台文化”，以反映他在我国东南民族考古三个主要领域研究、探索的学术历程，定名为《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起初，吴老师并不同意我们的想法，认为自己已经退休，不必给集体增加额外的负担。但是，我们强烈地认为，吴老师的学术经历和成果对于厦门大学考古学、人类学事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份宝贵的学术财富，年轻一代理应予以学习、继承和发扬，所在单位理应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编印这本论文集，并不是要给吴老师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要给东南民族考古的后人、厦门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事业的年轻学人提供一个好的教材，这本身就是对厦大人文学术事业的彰显。

（吴春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于《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1期

东南民族考古的承前启后

——吴绵吉《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序、编后记

严文明   吴春明

（《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吴绵吉著，邓聪、吴春明选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1月出版，大16开本，正文304页，彩版8页）

一、序

中国东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并不算晚，但是除了江浙以外，其发展速度和取得的成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能算是很理想的。这里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在全国考古工作的布局中，长期没有把东南地区放在适当重要的位置，少数人的努力难于从根本上改变相对滞后的局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也许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就是由于湿热多雨的气候和特殊的土壤条件，使得相当一部分遗址保存状况不太好，田野考古工作相对比较困难，短期内不容易取得显著的成效。如果说以前的工作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毕竟水平有限，没有打下很好的基础。后来情况有了一些变化，逐步掌握了当地遗址的特点，走上了更科学化的道路。就我所知，厦门大学吴绵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绵吉兄乃科班出身，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数年，受到了很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训练。回到厦门大学任教，一直关心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他带领学生到湖北、江西、江苏和福建等省的许多遗址进行考古实习，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后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正因为有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绵吉兄的科学研究才扎扎实实，不尚浮词，一步一个脚印。

要把东南地区的考古研究深入开展下去，不能不涉及古代百越民族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百越民族曾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族实际上是以华夏族为基础，先后融合了东夷、苗蛮和百越而初步形成的。以后虽然还不断地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以华夏、东夷、苗蛮和百越为主体。由于历史久远，东夷、苗蛮和百越在人们的记忆中已逐渐淡忘，只有通过考古学、历史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共同努力才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而通过多学科的合作来研究百越民族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进而研究其对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影响，这条学术道路是由厦门大学已故的著名学者林惠祥先生开辟出来的。厦大的不少同仁继承林先生的事业做出了许多成绩，只是各人情况不同，有的偏于人类学，有的偏于考古学，有的在海外交通和外销瓷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把考古学和历史民族学等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绵吉是做得比较好的，这在本文选的内容和分组编排上也可以大致反映出来。

本文选分为“百越综论”、“吴越考古”和“闽台文化”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百越的名称、来源、分布和各种文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所以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其中既有对历史文献的详细考证，又有对考古资料的深刻分析，更有对此前各家说法的客观而公允的评说，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历史上生活于长江左岸即今江苏南部的勾吴人是不是属于百越系统的问题，民族史学家多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勾吴与其邻近的于越语言相通，断发文身和善于舟楫等许多风俗习惯也相同。特别是都流行几何印纹陶和都有铸剑的盛名，其他许多文化特征也相类似，所以考古学界通常把它们连在一起而称之为吴越文化。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风俗习惯、信仰崇拜等精神文化在内。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勾吴显然应属于百越族系。再如濮、越的辨析也是以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相结合，逻辑严密，颇有说服力。关于百越的来源问题，过去有所谓华夏后裔说和马来人种说，都没有可靠的根据。时下多数学者主张土著说，认为百越就是当地原始先民的后裔，但论证多不甚详尽有力。作者在梳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对公认为百越文化的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与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令人信服地证明当地起源的可靠性。作者关于百越文化特征的分析更是十分精到。其中物质文化有种植水稻、治葛麻为衣、住干栏式房屋、喜吃蛇蛤等小动物、使用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善用舟楫和习于水战、普遍用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还有极其精良的铸剑技术等；精神文化则有越人的语言、断发文身、拔牙、鸡卜、崖葬、迷信鬼神、崇拜蛇鸟等许多方面，甚至还从近代惠安女等“不落夫家”的民俗中找到了百越民族的遗风。在作者归纳的这些特征中有些不一定是百越独有的，但却是百越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把这些特征集合在一起，一个特色鲜明的百越民族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注意到其中有不少特征是从考古学资料中归纳出来的，这是由于作者有比较深厚的考古学功底才可能做到的。

第二部分所收吴越考古的论文，主要是研究江浙地区的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和土墩墓文化遗存，这些都是学术界关心的热点。第三部分闽台文化所收的文章最多，其中关于昙石山文化的论述占有比较大的分量，文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但为大家所熟知，而且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关于台湾与大陆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海峡两岸学者都很关心的重要课题，把闽、台文化编在一起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用意。记得好友张光直先生在世时多次同我谈到组织两岸考古学家在福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我们两人还做过一些实际的筹划，可惜至今没有实现。他在1988年写的一篇短文章《新年三梦》（载《考古人类学随笔》143-144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95年）中，说到他的第一个梦想就是联合有关学者做海峡两岸的考古工作。他说尽管现在对台湾史前考古的来龙去脉摸了一个大概，“但每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时，总是说得等将来看到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地区考古资料之后才能进行。等来等去，已等了三十多年。两年以前我等不及时，到福建去参观了许多史前文物，发现其中很多与台湾的相同或相似，更觉得两岸的考古工作应当一起进行。如有三五年大规模积极作业，相信可以解决不少考古老问题，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居民文化的起源问题”。他说得多么深切又是多么动情啊！绵吉曾经多次到台湾参加学术考察，对台湾考古和民俗有相当的了解。作为大陆学者，特别是对包括福建在内的东南地区考古有深切研究的学者，因为拥有一个关系极为密切而又非常明确的参照系，对台湾史前文化的特点和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关系可能看得更明白和真切些，所以这方面的论述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毕竟不如亲自参加田野考古来得直接，而这在当前的状况下是难以做到的。我想横在海峡两岸的人为障碍终将会被拆除，张光直和包括绵吉在内的我们许多人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一个对学术挚着追求的人，是不肯随便写些不疼不痒的文章的。绵吉的所有文章不能说字字珠玑，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写成的，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心和研究中国东南民族考古的人是不可不读的。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二、编后记

“考古”是我国本土的学问，源于汉唐，盛于宋、清，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是，作为近代分类科学之一支的Archaeology（即近、现代的“考古学”）却不是我国本土学问，它是十九世纪在人类进化论的带动、刺激下在欧洲产生的，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主义人文思潮（包括文化相对论、文化特殊论、文化圈与传播论等）的带动下在欧美发展的，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在文化人类学多种深层探索理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族体心理理论、文化生态学等）影响下在欧美进步的。二十世纪初期，近代的Archaeology理论与方法“西学东渐”，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我国，实现了学科的本土化。虽然从我国人文学术的主体上看，Archaeology与我国本土的“考古”、金石之学融为一体，Archaeology也被视同并译为“考古学”，但是由于考古学本土化的途径不同，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术机构、不同学术背景下的具体实践也有不少差别。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最大发掘项目是安阳殷墟，主要是冲着甲骨的“考古”去的，这一学术传统影响了后来我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主体特征。在边缘地带的南方，却有若干另类的考古学学术倾向，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的考古人类学实践就是其中之一。

林惠祥教授受业于美国历史学派考古人类学家拜雅（H.O.Beyer）教授，拜雅教授是美国考古人类学界最早从事东南亚考古的著名学者，代表作《菲律宾与东亚考古》（H.Otley.Beyer,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Philippines, Bulletin 29,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48）一书，其中的史前考古方法和东亚考古实践直接影响了林惠祥教授在中国东南的学术工作。1931年起，林惠祥教授回到他大学时代的母校厦门大学历史系从事人类学体系范畴下的民族学、考古学实践，调查台湾高山族、福建蛋民与惠东、南洋民族等社区文化，调查、发掘台北圆山、闽西武平小径背、马来亚吉打（Kedak）洞穴遗址、闽东昙石山和闽南沿海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先后编撰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世界人种志》、《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史》、《菲律宾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考古学通论》、《中国原始社会史》等书，直到1958年因病去世。从林先生的田野实践和著述不难判断，他将民族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重建特定时空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开创了一个极具特色的人文学术传统。林先生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创办民族考古学专门化、招收民族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建设我国高校最早和唯一的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由此成为我国东南民族考古的学术重镇。

林先生去世后，厦门大学的民族考古教学、研究传统后继有人，吴绵吉老师就是这一学术事业承前启后的重要代表之一。吴老师于1953－1957年就读厦门大学历史系民族考古学专门化，是林惠祥教授的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到中国科学院（现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湖北宜都红花套、郧县青龙泉、均县朱家台、乱石滩等遗址的考古发掘。1961年，由于母校教学工作的需要，吴老师调回厦门大学历史系民族考古专门化（1973年起为考古专业、1984年起为人类学系），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至今，并于1991－1994年间担任人类学系主任，是厦大考古学、人类学事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期间，他先后带领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了江苏邳县大墩子、武进断山墩、福建闽侯溪头、昙石山、崇安城村闽越王城等东南地区若干重要的早期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开设《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考古学史》、《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民族史》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1996年以后，吴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但仍担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继续为东南民族考古研究做出贡献。在学术研究上，直接秉承林惠祥教授的东南民族考古研究传统，侧重我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与土著民族史的考古研究，与陈国强、蒋炳钊、辛土成等先生合作撰写《百越民族史》、《百越民族文化》、《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等，获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些著作成为厦大第二代考古学、人类学者的标志性著作。吴老师还在《厦门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东南文化》等刊及有关的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四十多篇，数虽不多，但都是涉及东南沿海史前考古、百越先民历史与文化，充分反映了吴老师对于林先生学术事业的忠实继承，不愧为以东南民族考古事业为核心的厦大文化人类学学术传统的承前启后者。

2001年初我们就向吴老师提出，将他的主要学术论述编印成一本专题文集，收录他不同时期发表的文论，大致属于“百越综论”、“吴越考古”、“闽台文化”，以反映他在我国东南民族考古三个主要领域研究、探索的学术历程，定名为《中国东南民族考古文选》。起初，吴老师并不同意我们的想法，认为自己已经退休，不必给集体增加额外的负担。但是，我们强烈地认为，吴老师的学术经历和成果对于厦门大学考古学、人类学事业的发展来说，是一份宝贵的学术财富，年轻一代理应予以学习、继承和发扬，所在单位理应提供必要的支持。我们编印这本论文集，并不是要给吴老师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要给东南民族考古的后人、厦门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事业的年轻学人提供一个好的教材，这本身就是对厦大人文学术事业的彰显。

（吴春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