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坤教授对厦门大学的学术贡献

本文原载《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版

郑德坤教授对厦门大学的学术贡献

吴春明

郑德坤教授（1907－2001年）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的使者。执教厦门大学是郑德坤教授学术生涯的重要段落，作为华南考古学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拓荒者，先生相继于1933－1936年间就任家乡厦门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推动厦门大学早期田野考古发掘，创建并领导厦门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成为厦门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一、拓荒厦门大学和福建省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

郑德坤先生出生于风景秀美的福建厦门鼓浪屿的教育世家，1924年毕业于鼓浪屿英华中学，1926－1932年就读燕京大学中文系和燕京大学研究院，受业于容庚、顾颉刚、张星琅并得到李济、董作宾、粱思永等著名考古学家的指导，实地考察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等地最重要的田野考古工地。应该说，在西方近代考古学刚刚传入中国不久、各大学尚未有正式考古学专业设立的二、三十年代，青年郑德坤在燕京大学得到了当时国内历史条件下最好的“考古”训练。1933年，郑德坤先生返回家乡，受聘于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此前林惠祥先生已于1931年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组回乡任职，林、郑两人同为文学院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台柱。查1935年秋季学期的厦门大学校刊，当时两人同为文学院教授，林先生还兼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郑先生则兼任文化陈列所主任。[1]

在郑先生回厦前，林先生虽然已在厦门蜂巢山、南普陀山等地做了一些考古调查，但福建省内一直未有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1936年3月，闽南重镇泉州中山公园因扩大体育场建筑，在旧公园西北角小高地上暴露出方形铭文和花纹砖构造的“建筑物”，引起了泉州籍的史地学者吴文良、庄为玑先生的兴趣。其时，庄为厦门大学高中部史地教师，他当时不甚了解古代文物，“郑教授德坤晤余数次，时郑任史学系教授兼文化陈列所主任，甚注意此项发现，主张发掘，故此次发掘事宜全系郑主任主持也。”[2]郑德坤教授1939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闽南泉州唐墓发掘报告》一文也讲述了类似的经过：“庄为玑君从泉州采集回来的标本和他对现场的描述中，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群古墓。我当时是福建唯一的博物馆——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的主任，所以我有责任去现场调查并准确地了解这些古墓的内涵。我的建议得到了文学院周辨明院长的支持，他同意资助田野发掘经费并办理给泉州当地政府的有关公文。厦大的人类学教授林惠祥应邀参加了由我和庄组成的考古队。”[3]发掘工作自1936年4月14日至24日，揭露唐代砖室墓葬4座，这是厦门大学组织的福建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田野考古发掘，郑德坤教授是这次发掘的主持人。这次考古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发掘和记录程序，各座墓葬单位区别对待、分别发掘，四座古墓分作四个发掘“坑”；发掘过程中注意地层的变化，“（第四坑）郑教授以为若欲开之，非由上部土层预先掘平不可，否则与普通人之挖开无异”；记录遗迹和遗物的平面位置，“将墓之全形（平面侧面）、砖层及古物一一为之留影，此时全由林教授主持”；器物也分别依出土位置详细记录，并运至博物馆保存，“各坑所得各物，均由郑教授亲作符号，以示辨别”，“郑教授将所得古物扫数搬往厦大文化陈列所保存”。[4]这些现在看似简单的田野考古发掘“常识”，在七十年前考古工作一片空白的福建推行，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贡献，开启了福建考古的一方风气之先。

这次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首次揭露福建唐代砖室纪年墓葬4座，砖铭有“贞观三年岁次己丑”、“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廿五日葬”、“岁次癸丑”（残）等，出土陶瓷明器灶、溺器、鐎斗、鼎、匙、瓿、壶、瓶、唾壶、镫、洗、盆、盂、碗、盘、杯、豆、甑等74件，五铢钱、簪、带饰等铜铁器7件。这批唐墓将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原汉人进入闽中的历史首次付之考古实证，郑先生在这次发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注意到，泉州这批唐墓的结构型式、墓砖纹饰、随葬品的风格和装饰，与中原北方汉代器物非常相似。”“晋末以来，五胡乱华，中原大乱，拓拔氏入山西，统治华北，汉民不受其治者大批避居江南。泉州府志所载其实汉人大量入闽居于泉州江岸而始有晋江之名。这批唐墓的发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坚实的证据。”[5]继中山公园这4座唐墓发掘之后，迄今福建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晋江流域、闽江下游、建溪流域等地发现了近400座六朝、唐宋时期的古墓葬，成为福建考古发现中埋藏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类型之一，它印证的是史籍所记载的这一时期“中原板荡”、“五胡乱华”、“士族南迁”等汉人大量进入闽中的历史事实，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郑德坤教授主持发掘的泉州唐墓打开了这座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冰山”的一角。

泉州唐墓发掘之后，郑德坤教授也于当年秋季学期转任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比较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也在福建逐步展开，如1937年林惠祥教授发掘闽西武平县小径背的史前印纹陶遗址、1939年庄为玑先生发掘闽南安溪县后垵唐墓6座，成为泉州唐墓发掘之后、建国之前闽省最重要的两次田野考古工作。其中，庄先生在安溪唐墓的发掘和研究方法很多是比照泉州唐墓的发掘工作的。[6]建国以来，随着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专业的文物考古机构的相继成立，福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绩，基本完整地谱写出了文物考古版的福建古代史。[7]而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却七十年前郑德坤教授的开创之功。

1974年，游学海外多年的郑德坤教授回到了香港，先后出任中文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文学院院长、副校长、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学术职务，为中文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中国考古艺术中心的创设，重开一方学术，成为东亚、东南亚考古学术的重要据点，也是中国大陆与海外考古同仁沟通的重要窗口。从鼓浪屿到香江，郑德坤教授为南中国的考古学术事业筚路蓝缕，晚年仍不忘关怀家乡的考古事业。1987年春，先生还应时任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人类学系主任的陈国强教授邀请，拟回校任客座教授、人类博物馆学术顾问并做公开演讲，遗憾的是先生因身体原因而未能成行，我当时只是一名人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虽然未能听到先生的精彩讲座，但陈国强老师还是将郑德坤教授寄来的包括“沙捞越考古”在内的《东南亚考古》各篇讲稿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成为我们学习、了解东南亚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启蒙。1998年以来，郑公门生、中国考古艺术中心主任邓聪博士继承先志，将学术研究重点延伸到福建，数次访问厦门，先后应邀莅厦做“南强学术讲座”并为人文学院考古学客座教授，与厦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合编出版《东南考古研究》辑刊，共同推动香港中大和福建厦大在华南、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术事业上的合作与发展，将先生奠基于两地的考古学术事业发扬光大，继往开来。

二、奠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福建省的博物馆事业

福建省的博物馆事业始于厦门大学，而厦门大学的博物馆事业同样离不开郑德坤、林惠祥等教授的奠基之功。

厦门大学国学创办之初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不少一流的文史学者先后任职厦大，如顾颉刚、张星琅、鲁迅、林语堂、丁山、陈万里等，他们在国学研究中都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考察和民俗探访。1926年，鲁迅、陈万里先生就在国学院三楼举办过“文物展览会”，陈列鲁迅先生收藏的六朝隋唐造像拓片、陈万里先生收藏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造像照片、泉州十字石刻拓片等。[8]这个文物展览会可以说是厦大建设博物馆事业的最早尝试，不过这个临时性的陈列并没有延续下去，只是在生物学院设一个“古物陈列室”以储藏古物。而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始于三十年代，分别出现了林惠祥教授私立的“厦门人类学陈列所”和郑德坤教授领导的“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它们是福建省内最早的博物馆设置。

1931年，林惠祥先生从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民族组回母校任教，曾私立一处文物展览室。他在厦大附近蜂巢山下的顶澳仔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楼下展出林先生私人收藏的考古、民族文物标本三四百件，包括先生于1929年到台湾考察阿美族和台北圆山贝丘遗址所获的一百多件标本。1934年，林先生将这个展览室扩充为“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后正式为“厦门人类学陈列所”。据1936年的《厦大周刊——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上的专文“本校特约厦门人类学陈列所概况”介绍，“该所系本校人类学教授林惠祥、新家坡督学陈育崧发起创办，但自愿于可能期间供本校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之特别应用，及其他院系之参考。……其标本总数截至现在，有二百一十四种三百余件，图表不计。标本之性质较文化陈列所为狭。专收人类学一部，即能说明人类文化之起源与演变。其中南洋土人之标本，多数系陈育崧自购及捐得者，台湾番族之标本系由林惠祥自费赴台湾番地探险采购者，中国标本亦林所购得。”当时这个陈列所的藏品有十项，即武器、服饰、艺术品、宗教品、器具、舟车模型、住所模型、史前遗物、图表，而所有这些类别的标本绝大多数是“蛮人”、“原始式”或“民间”的文物。[9]这处博物馆陈列一直持续到1937年日本侵华，林先生携带大部分文物标本避难南洋。林先生这处私立的博物馆虽也可能服务于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但毕竟当时还不属于厦门大学所有。

1933年，郑德坤先生从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也聘于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即开始创办直属于文学院的“文化陈列所”，并担任主任，直到1936年秋季学期转任华西大学。1934年《厦大周刊——厦门大学十三周年纪念专号》上由专文介绍“文学院概况”和“文化陈列所”，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厦大初期博物馆的沿革和事实。“本校前设国学研究院时，曾搜集古物多种，储藏生物学院古物陈列室，以供学者研究。嗣以该院停办，所有古物归并文科（现改为文学院），由文科派人管理。民国十九年，本校复托中央研究院调查台湾番族特派员代采番族文化数十种，合南洋所出数种为人类学标本，并在古物室中陈列。此外，又有前国学院所采国内民间风俗品，及古物拓片等多种，亦存室中。其后屡有增加遂及民俗学标本焉。民国二十二年秋，因该室所藏非只古物，改名文化陈列所（Ethnological Museum），进行发展，并聘文学院郑德坤教授为主任，着手整理编目。据拟于最近期间，先将重要明器照相，编成图谱，以供海内外人士参考云。”当时该所的藏品分类为三大部、七大类，即第一部“古物”，含“明器类二百一十五件”、“古玩类六十七件”、“钱币类七百十九枚”、“拓片类五百六十六种”；第二部“人类学标本”，含“台湾番族标本类一百零二件及照片二十张”、“其他类（南洋、西藏）十一件”；第三部“民俗学资料”，完整器一百四十三件及一批残器。1936年的《厦大周刊——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上的专文“文化陈列所”所记事实和藏品编目不变，唯增加了该年发掘四座泉州唐墓所获数十件明器标本资料。[10]可见，郑德坤教授领导下的文学院“文化陈列所”以历史古物标本为主体、兼容人类学和民俗学标本的藏品类别广泛的博物馆，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都有明显不同，是考古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的合一，在国内博物馆中少见，后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陈列主题在这个文化陈列所中已初露端倪。由于当时这个博物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管理完善，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于十一月十八日，在北平组织成立。本校文化陈列所日前接到该会来函，以该所组织完善、成绩卓著，征求加入为团体会员”。[11]郑德坤教授赴川后，由林惠祥教授接任“文化陈列所”主任。[12]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文化陈列所”的藏品也于1938年被日本任劫掠到台湾，收入“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教室”，即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博物馆的前身，1945年日本战败后，部分标本又复归厦门大学。2000年暑期，因台湾中研院邀请我赴台出席“第三届国际汉学大会”的机会，我应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原主任连照美教授的邀请，与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博士一道顺访台大、参观考古人类学系博物馆并举行学术座谈，了解到日据时期厦大“文化陈列所”藏品在台湾的情形。连照美主编的《人类学玻璃版影像选辑》收入了35张原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展室和藏品的珍贵照片，并附有连照美教授撰写的《中国明器》一文，这本选辑有助于我们了解失忆了七十年的“文化陈列所”这一厦大早期博物馆历史的重要片断。选辑的第228图版是一张“卢沟桥事变前的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展室照片，照片中是五个长方形矮柜和一个高的厨子陈列的文物，大致有陶瓷器皿、人物俑、动物模型明器、钱币、书画、兵器等。连教授的《中国明器》一文透露出更多重要讯息，引述于此，以资缅怀。“这些原来陈列于‘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的中国明器早在1935年已有由郑德坤教授编著，厦门大学文学院出版的《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所藏中国明器图谱》，……很可惜地，原来珍藏于厦门大学的这批被珍视的明器资料，却因为战事发生而有极为坎坷不幸的经历。台北帝大土俗人种学教室的宫本延人先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系人了。宫本先生在1938年，亦即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年，随移川子之藏教授、神田喜一郎教授一起被台北帝大因台湾总督府的命令派往厦门接收与整理遭轰炸的厦大博物馆与图书馆……。对于1938年刚到达厦门大学，第一眼看到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内的状况，宫本延人有这样的描述：‘由墙壁的损坏情形来看，日本海军的攻击似乎不是用巨大型的舰炮，而是用小口径的炮。标本室内所有的玻璃都散碎在地上，陈列柜内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散落在地板上的陶俑显然都是中国古代的明器，可惜多半已破损。不过其中包括有可以修理复原的精品，也有一些完整品。’……‘昭和二十年（1945）战争结束，台湾也归还中国，我们必须从厦门大学撤退了。终战诏敕发布后半年，从本大学当局听到厦门市当局要求归还标本等的消息。我们回答说可立即归还。不久即出现一个中国人来领取标本等资料。他带来不知如何弄到手的箱子，把资料塞进箱子后就带走了。图书也一样归还了。’ ……事隔六十多年之后，我们得以重新编辑这些标本的影像予以印刷出版，使它们以更清晰的面貌重见天日，使值得庆幸的。”[13]

在原文学院文化陈列所的藏品由台北运回厦大后，1947年林惠祥先生也结束流亡生涯，携带文物、图书二十多箱从南洋回厦。1947年11月15－17日，在林惠祥教授的主持下，将林先生私人的“人类学陈列所”收藏标本和原文学院“文化陈列所”藏品合并，在厦门大学校内举办了“人类学标本展览会”，由“华南与东南亚史前遗物”、“以泉州唐墓出土物为主的历史文物”、“民族学标本”三部分组成，并于翌年厦大二十七周年校庆复展。[14]这个展览的意义在于，林先生私人收藏的文物与原文学院“文化陈列所”的文物标本最终走到了一块。在此基础上，林先生于1950年提出设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建议，1951年将其私人收藏的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与原“文化陈列所”藏品正式合并，于1952年成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1953年正式对外展出，成为我国高校中第一所大型的人类学（含民族学和考古学）博物馆。也正是依托人类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教育的三大宗旨，厦门大学分别于1956年在历史系设立民族考古学专门化、1973年设立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成立人类学系（含考古学和人类学两个专业）和人类学研究所，为我国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多样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此时此刻，我们不但要记住林惠祥教授五十年前创办人类博物馆的功绩，同样应珍惜七十年郑德坤教授创办“文化陈列所”这一份留给厦大考古、博物馆人珍贵的学术遗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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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学院教职员一览》，载《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刊行；《文学院第二次公开演讲——郑德坤教授讲“厦门大学校址考”》，《厦大周刊》第十五卷十四、十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四日。

[2] 庄为玑：《一九三六年泉州唐墓考古记》，载《福建隋唐古墓考古记（第一编）》第12页，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63年翻印本；《本校文化陈列所主任等前往泉州调查古代遗址》，《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三期，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林郑庄三先生发掘泉州唐代古墓经过》，《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六、二十七期，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3] Cheng Te-k’un, The Excavation of T’ang Dynasty Tombs ta Ch’uan-chou, Southern Fuki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4, Issue 1 (May,1939), 1-11.

[4] 庄为玑：《泉州唐初古墓发掘始末》，厦门大学晋江学会主办《刺桐》周刊第48、49期，1936年5月3日、5月10日出版，收入庄为玑著《海上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5] Cheng Te-k’un, The Excavation of T’ang Dynasty Tombs ta Ch’uan-chou, Southern Fuki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4, Issue 1 (May,1939), 1-11.

[6] 庄为玑：《1939年安溪唐墓考古记》，载《福建隋唐古墓考古记（第一编）》，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63年翻印本，收入庄为玑著《海上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7] 福建省博物馆：《五十年来福建省文物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8] 《鲁迅景宋通信集》第四十八、五十四、六十一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转引自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5年编印。

[9] 《本校特约厦门人类学陈列所概况》，载《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期“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六日；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5年编印。

[10] 《文学院概况》、《文化陈列所》，载《厦大周刊》第十三卷十九期“厦门大学十三周年纪念专号”，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六日；《文学院概况》、《文化陈列所》，载《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期“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六日。

[11] 《本校文化陈列所加入中国博物馆协会为团体会员》，厦大周刊》第十五卷十四、十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四日。

[12] 《文学院教职员一览》，载《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刊行。

[13] 连照美：《第三部分：中国明器》，载连照美主编《人类学玻璃版影像选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

[14] 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5年编印。

本文原载《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版

郑德坤教授对厦门大学的学术贡献

吴春明

郑德坤教授（1907－2001年）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的使者。执教厦门大学是郑德坤教授学术生涯的重要段落，作为华南考古学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拓荒者，先生相继于1933－1936年间就任家乡厦门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副教授、教授，推动厦门大学早期田野考古发掘，创建并领导厦门大学博物馆的前身——“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成为厦门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一、拓荒厦门大学和福建省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

郑德坤先生出生于风景秀美的福建厦门鼓浪屿的教育世家，1924年毕业于鼓浪屿英华中学，1926－1932年就读燕京大学中文系和燕京大学研究院，受业于容庚、顾颉刚、张星琅并得到李济、董作宾、粱思永等著名考古学家的指导，实地考察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等地最重要的田野考古工地。应该说，在西方近代考古学刚刚传入中国不久、各大学尚未有正式考古学专业设立的二、三十年代，青年郑德坤在燕京大学得到了当时国内历史条件下最好的“考古”训练。1933年，郑德坤先生返回家乡，受聘于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此前林惠祥先生已于1931年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组回乡任职，林、郑两人同为文学院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方面的台柱。查1935年秋季学期的厦门大学校刊，当时两人同为文学院教授，林先生还兼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郑先生则兼任文化陈列所主任。[1]

在郑先生回厦前，林先生虽然已在厦门蜂巢山、南普陀山等地做了一些考古调查，但福建省内一直未有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1936年3月，闽南重镇泉州中山公园因扩大体育场建筑，在旧公园西北角小高地上暴露出方形铭文和花纹砖构造的“建筑物”，引起了泉州籍的史地学者吴文良、庄为玑先生的兴趣。其时，庄为厦门大学高中部史地教师，他当时不甚了解古代文物，“郑教授德坤晤余数次，时郑任史学系教授兼文化陈列所主任，甚注意此项发现，主张发掘，故此次发掘事宜全系郑主任主持也。”[2]郑德坤教授1939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闽南泉州唐墓发掘报告》一文也讲述了类似的经过：“庄为玑君从泉州采集回来的标本和他对现场的描述中，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群古墓。我当时是福建唯一的博物馆——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的主任，所以我有责任去现场调查并准确地了解这些古墓的内涵。我的建议得到了文学院周辨明院长的支持，他同意资助田野发掘经费并办理给泉州当地政府的有关公文。厦大的人类学教授林惠祥应邀参加了由我和庄组成的考古队。”[3]发掘工作自1936年4月14日至24日，揭露唐代砖室墓葬4座，这是厦门大学组织的福建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田野考古发掘，郑德坤教授是这次发掘的主持人。这次考古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发掘和记录程序，各座墓葬单位区别对待、分别发掘，四座古墓分作四个发掘“坑”；发掘过程中注意地层的变化，“（第四坑）郑教授以为若欲开之，非由上部土层预先掘平不可，否则与普通人之挖开无异”；记录遗迹和遗物的平面位置，“将墓之全形（平面侧面）、砖层及古物一一为之留影，此时全由林教授主持”；器物也分别依出土位置详细记录，并运至博物馆保存，“各坑所得各物，均由郑教授亲作符号，以示辨别”，“郑教授将所得古物扫数搬往厦大文化陈列所保存”。[4]这些现在看似简单的田野考古发掘“常识”，在七十年前考古工作一片空白的福建推行，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贡献，开启了福建考古的一方风气之先。

这次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首次揭露福建唐代砖室纪年墓葬4座，砖铭有“贞观三年岁次己丑”、“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廿五日葬”、“岁次癸丑”（残）等，出土陶瓷明器灶、溺器、鐎斗、鼎、匙、瓿、壶、瓶、唾壶、镫、洗、盆、盂、碗、盘、杯、豆、甑等74件，五铢钱、簪、带饰等铜铁器7件。这批唐墓将历史文献记载的中原汉人进入闽中的历史首次付之考古实证，郑先生在这次发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注意到，泉州这批唐墓的结构型式、墓砖纹饰、随葬品的风格和装饰，与中原北方汉代器物非常相似。”“晋末以来，五胡乱华，中原大乱，拓拔氏入山西，统治华北，汉民不受其治者大批避居江南。泉州府志所载其实汉人大量入闽居于泉州江岸而始有晋江之名。这批唐墓的发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坚实的证据。”[5]继中山公园这4座唐墓发掘之后，迄今福建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晋江流域、闽江下游、建溪流域等地发现了近400座六朝、唐宋时期的古墓葬，成为福建考古发现中埋藏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类型之一，它印证的是史籍所记载的这一时期“中原板荡”、“五胡乱华”、“士族南迁”等汉人大量进入闽中的历史事实，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郑德坤教授主持发掘的泉州唐墓打开了这座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冰山”的一角。

泉州唐墓发掘之后，郑德坤教授也于当年秋季学期转任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比较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也在福建逐步展开，如1937年林惠祥教授发掘闽西武平县小径背的史前印纹陶遗址、1939年庄为玑先生发掘闽南安溪县后垵唐墓6座，成为泉州唐墓发掘之后、建国之前闽省最重要的两次田野考古工作。其中，庄先生在安溪唐墓的发掘和研究方法很多是比照泉州唐墓的发掘工作的。[6]建国以来，随着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专业的文物考古机构的相继成立，福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绩，基本完整地谱写出了文物考古版的福建古代史。[7]而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却七十年前郑德坤教授的开创之功。

1974年，游学海外多年的郑德坤教授回到了香港，先后出任中文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文学院院长、副校长、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学术职务，为中文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中国考古艺术中心的创设，重开一方学术，成为东亚、东南亚考古学术的重要据点，也是中国大陆与海外考古同仁沟通的重要窗口。从鼓浪屿到香江，郑德坤教授为南中国的考古学术事业筚路蓝缕，晚年仍不忘关怀家乡的考古事业。1987年春，先生还应时任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人类学系主任的陈国强教授邀请，拟回校任客座教授、人类博物馆学术顾问并做公开演讲，遗憾的是先生因身体原因而未能成行，我当时只是一名人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虽然未能听到先生的精彩讲座，但陈国强老师还是将郑德坤教授寄来的包括“沙捞越考古”在内的《东南亚考古》各篇讲稿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成为我们学习、了解东南亚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启蒙。1998年以来，郑公门生、中国考古艺术中心主任邓聪博士继承先志，将学术研究重点延伸到福建，数次访问厦门，先后应邀莅厦做“南强学术讲座”并为人文学院考古学客座教授，与厦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合编出版《东南考古研究》辑刊，共同推动香港中大和福建厦大在华南、东南亚地区考古学术事业上的合作与发展，将先生奠基于两地的考古学术事业发扬光大，继往开来。

二、奠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福建省的博物馆事业

福建省的博物馆事业始于厦门大学，而厦门大学的博物馆事业同样离不开郑德坤、林惠祥等教授的奠基之功。

厦门大学国学创办之初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不少一流的文史学者先后任职厦大，如顾颉刚、张星琅、鲁迅、林语堂、丁山、陈万里等，他们在国学研究中都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考察和民俗探访。1926年，鲁迅、陈万里先生就在国学院三楼举办过“文物展览会”，陈列鲁迅先生收藏的六朝隋唐造像拓片、陈万里先生收藏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造像照片、泉州十字石刻拓片等。[8]这个文物展览会可以说是厦大建设博物馆事业的最早尝试，不过这个临时性的陈列并没有延续下去，只是在生物学院设一个“古物陈列室”以储藏古物。而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始于三十年代，分别出现了林惠祥教授私立的“厦门人类学陈列所”和郑德坤教授领导的“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它们是福建省内最早的博物馆设置。

1931年，林惠祥先生从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民族组回母校任教，曾私立一处文物展览室。他在厦大附近蜂巢山下的顶澳仔修建了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楼下展出林先生私人收藏的考古、民族文物标本三四百件，包括先生于1929年到台湾考察阿美族和台北圆山贝丘遗址所获的一百多件标本。1934年，林先生将这个展览室扩充为“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后正式为“厦门人类学陈列所”。据1936年的《厦大周刊——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上的专文“本校特约厦门人类学陈列所概况”介绍，“该所系本校人类学教授林惠祥、新家坡督学陈育崧发起创办，但自愿于可能期间供本校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之特别应用，及其他院系之参考。……其标本总数截至现在，有二百一十四种三百余件，图表不计。标本之性质较文化陈列所为狭。专收人类学一部，即能说明人类文化之起源与演变。其中南洋土人之标本，多数系陈育崧自购及捐得者，台湾番族之标本系由林惠祥自费赴台湾番地探险采购者，中国标本亦林所购得。”当时这个陈列所的藏品有十项，即武器、服饰、艺术品、宗教品、器具、舟车模型、住所模型、史前遗物、图表，而所有这些类别的标本绝大多数是“蛮人”、“原始式”或“民间”的文物。[9]这处博物馆陈列一直持续到1937年日本侵华，林先生携带大部分文物标本避难南洋。林先生这处私立的博物馆虽也可能服务于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但毕竟当时还不属于厦门大学所有。

1933年，郑德坤先生从燕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也聘于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即开始创办直属于文学院的“文化陈列所”，并担任主任，直到1936年秋季学期转任华西大学。1934年《厦大周刊——厦门大学十三周年纪念专号》上由专文介绍“文学院概况”和“文化陈列所”，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厦大初期博物馆的沿革和事实。“本校前设国学研究院时，曾搜集古物多种，储藏生物学院古物陈列室，以供学者研究。嗣以该院停办，所有古物归并文科（现改为文学院），由文科派人管理。民国十九年，本校复托中央研究院调查台湾番族特派员代采番族文化数十种，合南洋所出数种为人类学标本，并在古物室中陈列。此外，又有前国学院所采国内民间风俗品，及古物拓片等多种，亦存室中。其后屡有增加遂及民俗学标本焉。民国二十二年秋，因该室所藏非只古物，改名文化陈列所（Ethnological Museum），进行发展，并聘文学院郑德坤教授为主任，着手整理编目。据拟于最近期间，先将重要明器照相，编成图谱，以供海内外人士参考云。”当时该所的藏品分类为三大部、七大类，即第一部“古物”，含“明器类二百一十五件”、“古玩类六十七件”、“钱币类七百十九枚”、“拓片类五百六十六种”；第二部“人类学标本”，含“台湾番族标本类一百零二件及照片二十张”、“其他类（南洋、西藏）十一件”；第三部“民俗学资料”，完整器一百四十三件及一批残器。1936年的《厦大周刊——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上的专文“文化陈列所”所记事实和藏品编目不变，唯增加了该年发掘四座泉州唐墓所获数十件明器标本资料。[10]可见，郑德坤教授领导下的文学院“文化陈列所”以历史古物标本为主体、兼容人类学和民俗学标本的藏品类别广泛的博物馆，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都有明显不同，是考古博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的合一，在国内博物馆中少见，后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陈列主题在这个文化陈列所中已初露端倪。由于当时这个博物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管理完善，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博物馆协会于十一月十八日，在北平组织成立。本校文化陈列所日前接到该会来函，以该所组织完善、成绩卓著，征求加入为团体会员”。[11]郑德坤教授赴川后，由林惠祥教授接任“文化陈列所”主任。[12]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文化陈列所”的藏品也于1938年被日本任劫掠到台湾，收入“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教室”，即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博物馆的前身，1945年日本战败后，部分标本又复归厦门大学。2000年暑期，因台湾中研院邀请我赴台出席“第三届国际汉学大会”的机会，我应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原主任连照美教授的邀请，与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博士一道顺访台大、参观考古人类学系博物馆并举行学术座谈，了解到日据时期厦大“文化陈列所”藏品在台湾的情形。连照美主编的《人类学玻璃版影像选辑》收入了35张原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展室和藏品的珍贵照片，并附有连照美教授撰写的《中国明器》一文，这本选辑有助于我们了解失忆了七十年的“文化陈列所”这一厦大早期博物馆历史的重要片断。选辑的第228图版是一张“卢沟桥事变前的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展室照片，照片中是五个长方形矮柜和一个高的厨子陈列的文物，大致有陶瓷器皿、人物俑、动物模型明器、钱币、书画、兵器等。连教授的《中国明器》一文透露出更多重要讯息，引述于此，以资缅怀。“这些原来陈列于‘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的中国明器早在1935年已有由郑德坤教授编著，厦门大学文学院出版的《厦门大学文学院文化陈列所所藏中国明器图谱》，……很可惜地，原来珍藏于厦门大学的这批被珍视的明器资料，却因为战事发生而有极为坎坷不幸的经历。台北帝大土俗人种学教室的宫本延人先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系人了。宫本先生在1938年，亦即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年，随移川子之藏教授、神田喜一郎教授一起被台北帝大因台湾总督府的命令派往厦门接收与整理遭轰炸的厦大博物馆与图书馆……。对于1938年刚到达厦门大学，第一眼看到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内的状况，宫本延人有这样的描述：‘由墙壁的损坏情形来看，日本海军的攻击似乎不是用巨大型的舰炮，而是用小口径的炮。标本室内所有的玻璃都散碎在地上，陈列柜内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散落在地板上的陶俑显然都是中国古代的明器，可惜多半已破损。不过其中包括有可以修理复原的精品，也有一些完整品。’……‘昭和二十年（1945）战争结束，台湾也归还中国，我们必须从厦门大学撤退了。终战诏敕发布后半年，从本大学当局听到厦门市当局要求归还标本等的消息。我们回答说可立即归还。不久即出现一个中国人来领取标本等资料。他带来不知如何弄到手的箱子，把资料塞进箱子后就带走了。图书也一样归还了。’ ……事隔六十多年之后，我们得以重新编辑这些标本的影像予以印刷出版，使它们以更清晰的面貌重见天日，使值得庆幸的。”[13]

在原文学院文化陈列所的藏品由台北运回厦大后，1947年林惠祥先生也结束流亡生涯，携带文物、图书二十多箱从南洋回厦。1947年11月15－17日，在林惠祥教授的主持下，将林先生私人的“人类学陈列所”收藏标本和原文学院“文化陈列所”藏品合并，在厦门大学校内举办了“人类学标本展览会”，由“华南与东南亚史前遗物”、“以泉州唐墓出土物为主的历史文物”、“民族学标本”三部分组成，并于翌年厦大二十七周年校庆复展。[14]这个展览的意义在于，林先生私人收藏的文物与原文学院“文化陈列所”的文物标本最终走到了一块。在此基础上，林先生于1950年提出设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建议，1951年将其私人收藏的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与原“文化陈列所”藏品正式合并，于1952年成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1953年正式对外展出，成为我国高校中第一所大型的人类学（含民族学和考古学）博物馆。也正是依托人类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教育的三大宗旨，厦门大学分别于1956年在历史系设立民族考古学专门化、1973年设立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成立人类学系（含考古学和人类学两个专业）和人类学研究所，为我国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人才培养和学术多样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此时此刻，我们不但要记住林惠祥教授五十年前创办人类博物馆的功绩，同样应珍惜七十年郑德坤教授创办“文化陈列所”这一份留给厦大考古、博物馆人珍贵的学术遗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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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学院教职员一览》，载《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度），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刊行；《文学院第二次公开演讲——郑德坤教授讲“厦门大学校址考”》，《厦大周刊》第十五卷十四、十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四日。

[2] 庄为玑：《一九三六年泉州唐墓考古记》，载《福建隋唐古墓考古记（第一编）》第12页，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63年翻印本；《本校文化陈列所主任等前往泉州调查古代遗址》，《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三期，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林郑庄三先生发掘泉州唐代古墓经过》，《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六、二十七期，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3] Cheng Te-k’un, The Excavation of T’ang Dynasty Tombs ta Ch’uan-chou, Southern Fuki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4, Issue 1 (May,1939), 1-11.

[4] 庄为玑：《泉州唐初古墓发掘始末》，厦门大学晋江学会主办《刺桐》周刊第48、49期，1936年5月3日、5月10日出版，收入庄为玑著《海上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5] Cheng Te-k’un, The Excavation of T’ang Dynasty Tombs ta Ch’uan-chou, Southern Fuki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4, Issue 1 (May,1939), 1-11.

[6] 庄为玑：《1939年安溪唐墓考古记》，载《福建隋唐古墓考古记（第一编）》，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63年翻印本，收入庄为玑著《海上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7] 福建省博物馆：《五十年来福建省文物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8] 《鲁迅景宋通信集》第四十八、五十四、六十一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转引自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5年编印。

[9] 《本校特约厦门人类学陈列所概况》，载《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期“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六日；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5年编印。

[10] 《文学院概况》、《文化陈列所》，载《厦大周刊》第十三卷十九期“厦门大学十三周年纪念专号”，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六日；《文学院概况》、《文化陈列所》，载《厦大周刊》第十五卷二十期“厦门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专号”，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六日。

[11] 《本校文化陈列所加入中国博物馆协会为团体会员》，厦大周刊》第十五卷十四、十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四日。

[12] 《文学院教职员一览》，载《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六年度），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刊行。

[13] 连照美：《第三部分：中国明器》，载连照美主编《人类学玻璃版影像选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98年出版。

[14] 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载《人类学研究》（试刊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1985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