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考古

本文原刊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附篇，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林惠祥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考古

吴春明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林惠祥教授1901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祖籍福建晋江县，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后入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师从拜耶（H.O.Beyer）教授，1928年毕业获人类学硕士学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在考古学领域，他毕生从事中国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考古调查研究，致力于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长期的科研和教学过程中形成一套独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林惠祥是东南田野考古的开拓者

    林惠祥先生三十年考古生涯，不管是在中央研究院时期，还是流亡南洋的艰苦岁月，以及前后两次执教母校厦门大学，林先生在我国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田野考古上辛勤耕耘，是我国东南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开拓者。

    １，前中央研究院时期

    从菲律宾学成回国后，林惠祥即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组助理员、研究员，这期间他主要从事台、闽两地的考古与民族调查。他首先在日本侵占下的台湾考察高山族文化，同时调查了台北园山贝丘遗址，采集一百多件石器和陶片标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史前考古上的第一次田野调查。随后，他将园山的考古资料与高山族的民族志合编成著名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这是台湾史前考古与高山族研究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２，执教厦大前期

    1931年，林惠祥初回母校厦门大学任教，即全身心地投入他矢志的考古工作。1931、1932年，他先后调查了厦门峰巢山和南普陀山的史前遗物地点，他是福建田野考古辛勤的拓荒者。[2]1934年，先生出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抗战爆发，在东南区考古调查、研究与博物馆建设上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组织“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收藏他自田野所获的珍贵的考古、民族标本。1935年，他再次调查台湾高山族文化和园山贝丘遗址，采集园山石器、陶片标本百件，现存于厦大人类博物馆。[3]1936年，与郑德坤博士、庄为玑先生共同发掘泉州中山公园唐墓，首开泉州考古先河。1937年，林先生调查、发掘了福建武平小径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采集常型石锛、有段石锛和印纹陶等物。同年，他携这一发现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成果收入该会特刊。[4]现在看来，小径背的印纹陶内涵包括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文化因素，而遗址经雨水冲刷破坏难于找到有意义的文化分层，所以他也没能在谋求分期的前提下历史地考察这些内涵，但这是那一时代中国考古工作常见的不足。武平小径背考古的意义在于，这是福建第一次较正规的早期考古发掘，为认识福建、以至东南区史前文化面貌的特殊性提供了第一批翔实、系统的资料。

    ３，流亡南洋时期

    抗战爆发后，厦门沦陷，林惠祥流亡南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民族考古调查。1939年，他调查了南亚恒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史迹。1941年，他根据新加坡莱佛里斯（Raffles）博物馆考古学者柯凌士（H.D.Collings）提供的线索，调查了马来西亚威士利（Wellesley）省穆达（Muda）河岸贝丘遗址，新发现了吉打（kedak）省巴林（Baling）镇德卜（Gua Debu）洞穴（岩棚）遗址，在穆达遗址采集了有肩石斧等物，在德卜洞采集打制石器、陶片、贝壳、骨片等标本百余件，[5]后携回国内，珍藏于厦大人类博物馆，这是国内博物馆仅存的东南亚考古文物，至今仍是研究华南与东南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关系的珍贵资料。先生是从事过东南亚、南亚田野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极少大陆早期考古学者之一。往返南洋途经香港期间，先生考察了芬戴礼（D.J.Finn）发掘过的南Ｙ岛贝丘遗址，还在香港岛东北山地的大潭地点首次发现了史前石锛等。[6]

    ４，执教厦大后期

    抗战胜利后，林惠祥返回厦大任教，继续致力于东南田野考古。建国前他先后调查了南安溪干山以有段石锛为内涵的地点，龙岩登高山、天马山、惠安涂寨、庄林柄村等地的印纹陶遗址。[7]建国后，先生在兼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等繁重社会工作之余，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考古学、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上。1953年，他将收藏的文物标本捐献给国家，设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并任馆长，他在博物馆工作的“计划书”中就明确地将田野考古和民族调查列为该馆的两项首要任务。[8]他后来的一系列田野考古工作就是以此为志的反映，人类博物馆的陈列文物也主要是先生历次田野考古中所获的标本。1954年，他同华东文物工作队的尹焕章、宋伯胤联合组织了对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作第一次发掘，还考察了该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附近连鱼山、恰浦山、山前山诸遗址构成的遗址群。[9]1955年，他调查了闽西南的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群，采集石器标本1310件，以及大量几何印纹陶、釉陶标本。[10]1956年，先生带领40多名师生在闽南地区作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永春九兜山、南安溪口等印纹陶遗址，南安丰州的六朝墓群。[11]

    林惠祥的考古工作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赞誉，1956年，先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毕生注重、倡导的东南地区田野考古工作开一方风气，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林惠祥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考古

    在大量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林惠祥对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作了一系列独到的研究。从园山研究到台湾土著民族历史的复原、从武平印纹陶到东南区域文化的总结、从有段石锛的考察到原始人类迁徙太平洋群岛的研究、从马来亚考古到东南亚土著民族的文化起源探讨，迄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东南区考古工作的同仁以无穷的启示。

    １，闽台关系考古研究的奠基者

    结合两次园山调查成果，先生在《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这篇重要文献中，就闽台考古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已经形成了闽台考古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列举了闽台两地共存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彩陶等特征鲜明的文化特质作详尽的比较研究，得出“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有一点地方特征，但从大体上看，却是属于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的系统。”迄今关注闽台关系的历史、考古学者在这方面的许多成果仍没有超出林先生当年的研究范围。对于台湾史前民族的来源，他以考古文物为据，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漂去”，“是古越族的一支”，但他更深刻地指出“台湾的新石器，既然有人由西方对岸漂来，台湾南端接近菲律宾，也不能说没有互相漂流来往的人。”[12]近二十年来台湾史前考古发现中，东、西海岸的明显文化差异，与先生当年的推论不谋而合。

    因此，林先生不但是大陆学者中实践台湾田野考古的第一人，而且在闽台文化关系的考古学研究上，为后人创立了一套迄今仍然适用的理论框架。

    ２，中国东南区考古理论的创立者

    在先生三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要的学术兴趣就是中国东南区史前文化特殊性的研究。他的这项研究立足中国东南沿海，联系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岛民文化。他从有段石锛、印纹陶等特征性的文化内涵入手，奠定了我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的“东南区”概念的基础。

    早在1937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上，林惠祥宣读的武平小径背研究报告的有关论述已经形成了东南区考古的理论雏型。他在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武平式”新石器文化的概念，认为“至于北向则杭州、湖州亦皆有石器陶器，而其物据上文比较，与武平者乃颇相类似，可见系同一系统文化。故由浙江北部以至武平，中经浙南、闽北必皆有石器遗迹，虽未发现然可预推。至于南向则香港也曾发现石器时代遗物，印度支那也有石器遗址，而据上文的比较，武平的曲尺纹陶也见于马来半岛的陶器上，有段石锛见于台湾、南洋各地，武平亦有，由此可见武平的石器时代文化与台湾、香港、南洋群岛颇有关系，其间的广东大陆应有石器时代，而与武平毗连的潮、梅一带似更当有武平式的新石器文化。”[13]“武平式”的提出，为后来东南区考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中，他都重申了这一认识。如考察香港南丫岛贝丘遗址、大潭石器地点后，提出了粤港地区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存同“福建浙江很相象”；[14]综合建国前后在南安、惠安、龙岩等多次调查成果，他在《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进一步阐述了先前在武平研究中所发现的东南区域文化特征的认识，并提出以闽南印纹陶文化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下限晚于中原新石器时代的看法。[15]

    1958年，他在著名的《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考古文化区系上“东南区”。该文列举了有段石锛的空间分布情况后，指出“有段石锛是以福建、广东、江西最多，浙江次之，安徽更少，华北东部极稀，华北西部未见。长江流域中部和西南也罕见。由此可见这种有段石锛确是大陆东南区即台、闽、粤、赣、浙一带的特征物”，通过有段石锛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我国东南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以帮助了解东南亚以至太平洋诸岛的古代状况。”他通过有段石锛的类型学考察，找到了“原始型”、“成熟型”、“高级型”等不同形态的空间分布规律，从而得出这种特征性器物“在中国大陆东南区即闽、粤、浙、赣和苏皖一带地方发生，然后北向传于华北、东北，东南面传于台湾、菲律宾以至玻里尼西亚诸岛”[16]的结论。这篇重要文章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有段石锛作了专题研究，而是通过它比较明确地界定了考古学文化上“东南区”的时空范围，与华北、东南亚、西南太平洋群岛等周邻关系的基本线索等，这些论述迄今仍是东南区考古学者所必须循蹈的基本理论框架。

    ３，我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民族考古研究的开拓者

    林惠祥的东南区考古总是联系着文化史上与我国东南关系密切的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民族考古探索，拓展与深化了东南区考古研究。早在武平的研究报告中，他就将“武平式”文化中的石锛、石铲、曲折纹陶等物分别与玻里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等地同类物作比较，藉以提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概念，[17]这就从空间上涵盖了中国东南区到东南亚及邻近地区共同的地域文化传统。

    在有关华南与东南亚土著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研究中，林惠祥总是以民俗文化与考古遗物为最直接的证据，说明两地原住民族的往来。在《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中，他列举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石箭镞、几何形刻纹陶等物，说明中国东南“与南洋有全同者，有相近者，至少亦仿佛相类。”并推论“在远古时，蒙古利亚种之一支最先南下居于中国东南方，其后更逐渐南徙至南洋群岛。......在南迁之前已有石器印纹陶及舟楫等文化，马来人即带此种文化而至南洋，中国东南方与南洋之史前古物所以相类大约以此。”[18]在《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中，他又补充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19]

    约在上个世纪末，西方的一些人类学家在研究东南亚、太平洋岛屿民族文化时，发现了这一地区土著民族语言、文化的一致性，从语言学分类上他们都属于所谓的“南岛语系（Austronesian）”，即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现存的这一民族文化体系包括了台湾高山族、东南亚的马来语族、太平洋三大岛屿语族等。张光直先生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一文中，主要运用近四十年来闽、粤、台等省区的考古新成果，论证南岛语族的老家在我国大陆东南地带。[20]这一重要成果与半个世纪以前林惠祥先生关于马来人起源的民族、考古探索的结论不谋而合，林先生不愧为我国东南亚、南太平洋民族考古研究的开拓者。

    林惠祥在菲律宾大学作研究生时的导师拜耶（H.O.Beyer）教授，专长东南亚民族学、考古学研究，著有《菲律宾与东亚考古及其在太平洋岛民起源研究中的意义》等著名论著，[21]在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原始社会考古学领域享有一定的声誉。林先生毕生于中国东南区、东南亚地区考古，与他的导师拜耶教授的学术影响密切相关。

三、林惠祥对近代考古学中国化的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虽然有近千年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但是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本方法、以复原古代文化为宗旨的近代考古学却是一门欧美的科学。中国考古学基本上是一个舶来品，作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后西学东渐之一支，从欧美传入的。本世纪初期，李济、梁思永、裴文中、林惠祥、冯汉骥、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青年一代学成欧美先进的考古学、人类学知识归来，成为建设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最基本力量。正是由于他们的传播与发扬，中国考古学才最终实现了本土化进程，成为人文科学百花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是，必须充分注意到，除了考古学一般的基础方法外，林惠祥教授在东南考古的实践与李济、夏鼐、梁思永和苏秉琦等中国主流派考古巨擘的思想方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独特的考古思想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１，文化相对论思想

    在西方考古学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的不同理论一直在影响着考古学发展的步伐，促成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变革、进步。林惠祥的导师拜耶是美国学派的历史主义人类学者，该学派注重原始文化的客观存在，强调对个案文化的经验考察，尊重不同区域文化的模式即文化相对论，这一背景对林惠祥的考古实践影响至深，他在东南区考古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相对论倾向与此有关。

    早在台北园山调查研究中，先生即已注意到台湾的原始文化与不同于、也不同步于大陆，“中国大陆文化早开，东南沿海如福建一带至少到了春秋应已完全脱离石器时代。台湾则到了1700年前的三国时还在石器时代。”[22]在武平的研究中，他又发表了同样的认识，“至其年代因此地较外间为荒僻，古时文化亦较落后，故决不能说与华北同时，比之浙江，物较粗而地较僻，两者相抵，或在同时，换言之此地的石器时代或稽留至浙江已入铜石并用期而华北已进入铜器时代。由此言之华北的石器时代若终于三千数百年前，此地的石器时代应在其后约一千年，即约在二千数百年以前，即春秋时代以前。”[23]承认闽台史前文化滞后于中原，是文化相对论在考古研究上的鲜明体现，已经为闽台两地的考古新发现所不断证明。

    在此基础上，他开始逐步用区系的观点去看待史前文化，相继提出“武平式”史前文化、“亚洲东南海洋地带”、以印纹陶和有段石锛为特征的“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等。从分区的高度认识中国境内不同的史前文化，突破中原中心模式，这与后来苏秉琦先生所倡导的区系类型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因此，林惠祥也是区系类型这一考古学的基础方法在我国的奠基者之一。

    ２，聚落考古的初步实践

    李济、梁思永等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在美国接受的主要是历史学派的人类学训练，这就决定了这一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最广泛、深刻，也决定了考古学区系类型学成为当今中国考古乐此不疲的主要方法。但是，正如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24]一书体现的，先生的学术思想深处包容了多种人类学理论的精髓，这使得他的考古学思维明显有别于他的学术同辈，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对聚落考古的思考与追求。

    聚落考古方法是30－40年代以来欧美考古在人类学功能、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一股新思潮，强调在物质文化区系、谱系建构的基础上，复原埋藏在物背后的人的生活面貌、社会结构及与环境关系等。正当多数的中国考古学者正在探索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建构的方法论时，林惠祥先生在一系列研究中已经表现出在物质文化研究基础上对文化生存的环境背景、人们共同体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等复原研究的重视。早在武平的研究报告中，他在详尽描述出土的石器、陶器（片）等物质文化内涵的同时，花了不少笔墨于复原环境和遗址群的空间关系、“当时住民的生活文化”。[25]在昙石山的研究报告中，他也是用很大的篇幅依据遗址现状和内涵复原原始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群体人口规模、氏族社会组织、生存手段、审美意识、原始宗教等内容。[26]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林先生在史前文化研究中的这种聚落考古倾向并不是以超越物质文化编年这一基础研究为代价的，他的研究报告总是两者兼容的，以物质文化研究为基础、以社会文化复原为宗旨。

    在昙石山，林惠祥是这样告诉他的考古同辈的：“我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就是在找‘躲在文化这个名词之后的’氏族、部落和文化。”“我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昙石山的。你们的重点在一层一层地揭开，揭开一层就是一页历史。我却是着眼于地理空间，想探寻原始居民的共同生活环境，换句话说，我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昙石山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上的。”[27]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依据有限的材料所得出的近乎假设性的看法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他的研究却无疑深化了对史前文化的认识，开辟了考古学研究新的、深层的课题，迄今对于谋求进步的中国考古学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正如当时与林先生同在昙石山发掘的宋伯胤先生所指出的：“老一辈考古学家林惠祥、冯汉骥和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因有如此贡献而享有盛誉，但直到今天有些考古工作者并没有把文化人类学作为‘本行’。他们往往满足于对考古发掘品的表面的直觉描述，十分缺乏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进行内在的深层次的研究，借以透视凝聚在器物中的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以及所生存的特定的历史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总体脉络。”[28]

    ３，民族考古方法

    今天已经广为我国考古学者所熟悉的民族考古方法，在我国的实践也与半个世纪以前作为人类学家的林惠祥教授的首倡是分不开的。

    林先生不但运用考古学成果研究民族历史，而且还通过民族志解释考古学现象。在他所著的《考古学通论》绪论说：“现在原始部落尚存在（或不久以前还存在）的许多文化现象，能帮助我们研究原始遗址的居民的生活。民族学也需要依靠考古学，如现今少数民族，或无文字历史记载，或记载不多，我们可以利用考古学的发掘方法，来恢复他们早期的历史。”[29]提倡考古学与民族志的相携相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我国早期考古学者中是为数不多的。他运用民族志、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研究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至今仍是厦大考古同仁所遵循的学术方向。[30]林先生还是运用民族志解释考古物质文化现象的专家，使得考古研究、认识得以深化而不是流于表层，突出的例子就是运用东亚南部至西南太平洋之间广泛地域内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复原有段石锛发展史、使用方法等，[31]堪称民族考古研究的典范。

    自1931年从中央研究院回到厦大后，除抗战流亡南洋外，林惠祥教授一直在母校厦门大学任教，他在历史系讲授“民族考古学”课程、在历史专业主持开设民族考古专门化、指导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组织创办人类博物馆、开展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由于他的这些努力使厦大成为我国传播近代考古学知识的历史最悠久的高校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独辟蹊径，倡导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成为我国考古学术论坛丰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最近在阅读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改造的一篇文章时，注意到一段：“安阳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它在把考古学维系在中国史学传统之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中国考古学家在周口店或仰韶或其他史前遗址最早进行大规模、长期的发掘的话，以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会走相当不同的道路，它很可能会从历史学的范畴中走脱出来，而与自然科学作比较密切的结合。”[32]他所惋惜的正是中国主流考古思想源于历史时代遗址的发掘、局限于历史遗址“史料的累集”之功能、没有因史前遗址的发掘而引进人类学社会文化的思考之诸多不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在这一主流学派之余，林惠祥教授等在南方史前考古中所实践的、倡导的民族考古、聚落考古等思想方法，应就是张光直先生所要探究的中国考古的未来出路。

注释：

[1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３号，1930年。

[2][7][15]林惠祥：《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第八册。

[3][12][22]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4期。

[4][13][17][23][25] Lin Huixiang: A Neolithic Site in Wuping,Fukie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Far Eastern  Prehistorians, 1931, Singapore; 林惠祥：《福建武平县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4期。

[5 ]林惠祥：《马来亚吉打州石器时代考古追记》，《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1期。

[6][14]林惠祥：《香港新石器时代遗物发现追记》，《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2期。

[8 ]林惠祥手稿：《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计划书》，转引自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一文（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1985试刊号）。

[9][26]林惠祥：《福建闽侯县甘蔗恒心联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察报告》，《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4期。

[10]林惠祥：《福建长汀河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1期。

[11]林惠祥、庄为玑、陈国强：《一九五六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报告》，《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6期。

[16][31]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3期。

[18]林惠祥：《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新加坡《星洲半月刊》1938年）。

[19]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1期。

[20]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21]H.O.Beyer: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and ItsRelation to the Oringin of the Pacific Ialands Population. Bulletin No.2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Philipin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ines.  转引自F.Landa Jocano: PhilipinePrehistory ( Philipin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1975)

[24]林惠祥：《文化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27][28]宋伯胤：《从昙石山到顶沃仔》，《福建文博》1991年1-2期。

[29]林惠祥手稿：《考古学通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资料室。

[30]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吴绵吉、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    版社1996年。

[32]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载《建设中国人类学》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本文原刊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附篇，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林惠祥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考古

吴春明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林惠祥教授1901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祖籍福建晋江县，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后入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师从拜耶（H.O.Beyer）教授，1928年毕业获人类学硕士学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在考古学领域，他毕生从事中国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考古调查研究，致力于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长期的科研和教学过程中形成一套独特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林惠祥是东南田野考古的开拓者

    林惠祥先生三十年考古生涯，不管是在中央研究院时期，还是流亡南洋的艰苦岁月，以及前后两次执教母校厦门大学，林先生在我国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田野考古上辛勤耕耘，是我国东南地区田野考古工作的开拓者。

    １，前中央研究院时期

    从菲律宾学成回国后，林惠祥即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组助理员、研究员，这期间他主要从事台、闽两地的考古与民族调查。他首先在日本侵占下的台湾考察高山族文化，同时调查了台北园山贝丘遗址，采集一百多件石器和陶片标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史前考古上的第一次田野调查。随后，他将园山的考古资料与高山族的民族志合编成著名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这是台湾史前考古与高山族研究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２，执教厦大前期

    1931年，林惠祥初回母校厦门大学任教，即全身心地投入他矢志的考古工作。1931、1932年，他先后调查了厦门峰巢山和南普陀山的史前遗物地点，他是福建田野考古辛勤的拓荒者。[2]1934年，先生出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抗战爆发，在东南区考古调查、研究与博物馆建设上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组织“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收藏他自田野所获的珍贵的考古、民族标本。1935年，他再次调查台湾高山族文化和园山贝丘遗址，采集园山石器、陶片标本百件，现存于厦大人类博物馆。[3]1936年，与郑德坤博士、庄为玑先生共同发掘泉州中山公园唐墓，首开泉州考古先河。1937年，林先生调查、发掘了福建武平小径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采集常型石锛、有段石锛和印纹陶等物。同年，他携这一发现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成果收入该会特刊。[4]现在看来，小径背的印纹陶内涵包括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文化因素，而遗址经雨水冲刷破坏难于找到有意义的文化分层，所以他也没能在谋求分期的前提下历史地考察这些内涵，但这是那一时代中国考古工作常见的不足。武平小径背考古的意义在于，这是福建第一次较正规的早期考古发掘，为认识福建、以至东南区史前文化面貌的特殊性提供了第一批翔实、系统的资料。

    ３，流亡南洋时期

    抗战爆发后，厦门沦陷，林惠祥流亡南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民族考古调查。1939年，他调查了南亚恒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史迹。1941年，他根据新加坡莱佛里斯（Raffles）博物馆考古学者柯凌士（H.D.Collings）提供的线索，调查了马来西亚威士利（Wellesley）省穆达（Muda）河岸贝丘遗址，新发现了吉打（kedak）省巴林（Baling）镇德卜（Gua Debu）洞穴（岩棚）遗址，在穆达遗址采集了有肩石斧等物，在德卜洞采集打制石器、陶片、贝壳、骨片等标本百余件，[5]后携回国内，珍藏于厦大人类博物馆，这是国内博物馆仅存的东南亚考古文物，至今仍是研究华南与东南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关系的珍贵资料。先生是从事过东南亚、南亚田野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极少大陆早期考古学者之一。往返南洋途经香港期间，先生考察了芬戴礼（D.J.Finn）发掘过的南Ｙ岛贝丘遗址，还在香港岛东北山地的大潭地点首次发现了史前石锛等。[6]

    ４，执教厦大后期

    抗战胜利后，林惠祥返回厦大任教，继续致力于东南田野考古。建国前他先后调查了南安溪干山以有段石锛为内涵的地点，龙岩登高山、天马山、惠安涂寨、庄林柄村等地的印纹陶遗址。[7]建国后，先生在兼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南洋研究所副所长等繁重社会工作之余，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考古学、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上。1953年，他将收藏的文物标本捐献给国家，设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并任馆长，他在博物馆工作的“计划书”中就明确地将田野考古和民族调查列为该馆的两项首要任务。[8]他后来的一系列田野考古工作就是以此为志的反映，人类博物馆的陈列文物也主要是先生历次田野考古中所获的标本。1954年，他同华东文物工作队的尹焕章、宋伯胤联合组织了对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作第一次发掘，还考察了该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附近连鱼山、恰浦山、山前山诸遗址构成的遗址群。[9]1955年，他调查了闽西南的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群，采集石器标本1310件，以及大量几何印纹陶、釉陶标本。[10]1956年，先生带领40多名师生在闽南地区作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永春九兜山、南安溪口等印纹陶遗址，南安丰州的六朝墓群。[11]

    林惠祥的考古工作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赞誉，1956年，先生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毕生注重、倡导的东南地区田野考古工作开一方风气，在中国考古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林惠祥与“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考古

    在大量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林惠祥对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作了一系列独到的研究。从园山研究到台湾土著民族历史的复原、从武平印纹陶到东南区域文化的总结、从有段石锛的考察到原始人类迁徙太平洋群岛的研究、从马来亚考古到东南亚土著民族的文化起源探讨，迄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东南区考古工作的同仁以无穷的启示。

    １，闽台关系考古研究的奠基者

    结合两次园山调查成果，先生在《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这篇重要文献中，就闽台考古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已经形成了闽台考古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列举了闽台两地共存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彩陶等特征鲜明的文化特质作详尽的比较研究，得出“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有一点地方特征，但从大体上看，却是属于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的系统。”迄今关注闽台关系的历史、考古学者在这方面的许多成果仍没有超出林先生当年的研究范围。对于台湾史前民族的来源，他以考古文物为据，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漂去”，“是古越族的一支”，但他更深刻地指出“台湾的新石器，既然有人由西方对岸漂来，台湾南端接近菲律宾，也不能说没有互相漂流来往的人。”[12]近二十年来台湾史前考古发现中，东、西海岸的明显文化差异，与先生当年的推论不谋而合。

    因此，林先生不但是大陆学者中实践台湾田野考古的第一人，而且在闽台文化关系的考古学研究上，为后人创立了一套迄今仍然适用的理论框架。

    ２，中国东南区考古理论的创立者

    在先生三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要的学术兴趣就是中国东南区史前文化特殊性的研究。他的这项研究立足中国东南沿海，联系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岛民文化。他从有段石锛、印纹陶等特征性的文化内涵入手，奠定了我国史前文化多元格局中的“东南区”概念的基础。

    早在1937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家大会上，林惠祥宣读的武平小径背研究报告的有关论述已经形成了东南区考古的理论雏型。他在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武平式”新石器文化的概念，认为“至于北向则杭州、湖州亦皆有石器陶器，而其物据上文比较，与武平者乃颇相类似，可见系同一系统文化。故由浙江北部以至武平，中经浙南、闽北必皆有石器遗迹，虽未发现然可预推。至于南向则香港也曾发现石器时代遗物，印度支那也有石器遗址，而据上文的比较，武平的曲尺纹陶也见于马来半岛的陶器上，有段石锛见于台湾、南洋各地，武平亦有，由此可见武平的石器时代文化与台湾、香港、南洋群岛颇有关系，其间的广东大陆应有石器时代，而与武平毗连的潮、梅一带似更当有武平式的新石器文化。”[13]“武平式”的提出，为后来东南区考古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中，他都重申了这一认识。如考察香港南丫岛贝丘遗址、大潭石器地点后，提出了粤港地区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存同“福建浙江很相象”；[14]综合建国前后在南安、惠安、龙岩等多次调查成果，他在《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进一步阐述了先前在武平研究中所发现的东南区域文化特征的认识，并提出以闽南印纹陶文化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下限晚于中原新石器时代的看法。[15]

    1958年，他在著名的《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考古文化区系上“东南区”。该文列举了有段石锛的空间分布情况后，指出“有段石锛是以福建、广东、江西最多，浙江次之，安徽更少，华北东部极稀，华北西部未见。长江流域中部和西南也罕见。由此可见这种有段石锛确是大陆东南区即台、闽、粤、赣、浙一带的特征物”，通过有段石锛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我国东南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以帮助了解东南亚以至太平洋诸岛的古代状况。”他通过有段石锛的类型学考察，找到了“原始型”、“成熟型”、“高级型”等不同形态的空间分布规律，从而得出这种特征性器物“在中国大陆东南区即闽、粤、浙、赣和苏皖一带地方发生，然后北向传于华北、东北，东南面传于台湾、菲律宾以至玻里尼西亚诸岛”[16]的结论。这篇重要文章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有段石锛作了专题研究，而是通过它比较明确地界定了考古学文化上“东南区”的时空范围，与华北、东南亚、西南太平洋群岛等周邻关系的基本线索等，这些论述迄今仍是东南区考古学者所必须循蹈的基本理论框架。

    ３，我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民族考古研究的开拓者

    林惠祥的东南区考古总是联系着文化史上与我国东南关系密切的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民族考古探索，拓展与深化了东南区考古研究。早在武平的研究报告中，他就将“武平式”文化中的石锛、石铲、曲折纹陶等物分别与玻里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等地同类物作比较，藉以提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概念，[17]这就从空间上涵盖了中国东南区到东南亚及邻近地区共同的地域文化传统。

    在有关华南与东南亚土著民族关系史的一系列研究中，林惠祥总是以民俗文化与考古遗物为最直接的证据，说明两地原住民族的往来。在《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中，他列举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石箭镞、几何形刻纹陶等物，说明中国东南“与南洋有全同者，有相近者，至少亦仿佛相类。”并推论“在远古时，蒙古利亚种之一支最先南下居于中国东南方，其后更逐渐南徙至南洋群岛。......在南迁之前已有石器印纹陶及舟楫等文化，马来人即带此种文化而至南洋，中国东南方与南洋之史前古物所以相类大约以此。”[18]在《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中，他又补充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19]

    约在上个世纪末，西方的一些人类学家在研究东南亚、太平洋岛屿民族文化时，发现了这一地区土著民族语言、文化的一致性，从语言学分类上他们都属于所谓的“南岛语系（Austronesian）”，即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现存的这一民族文化体系包括了台湾高山族、东南亚的马来语族、太平洋三大岛屿语族等。张光直先生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一文中，主要运用近四十年来闽、粤、台等省区的考古新成果，论证南岛语族的老家在我国大陆东南地带。[20]这一重要成果与半个世纪以前林惠祥先生关于马来人起源的民族、考古探索的结论不谋而合，林先生不愧为我国东南亚、南太平洋民族考古研究的开拓者。

    林惠祥在菲律宾大学作研究生时的导师拜耶（H.O.Beyer）教授，专长东南亚民族学、考古学研究，著有《菲律宾与东亚考古及其在太平洋岛民起源研究中的意义》等著名论著，[21]在东南亚、西南太平洋原始社会考古学领域享有一定的声誉。林先生毕生于中国东南区、东南亚地区考古，与他的导师拜耶教授的学术影响密切相关。

三、林惠祥对近代考古学中国化的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虽然有近千年悠久的金石学传统，但是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本方法、以复原古代文化为宗旨的近代考古学却是一门欧美的科学。中国考古学基本上是一个舶来品，作为“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后西学东渐之一支，从欧美传入的。本世纪初期，李济、梁思永、裴文中、林惠祥、冯汉骥、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青年一代学成欧美先进的考古学、人类学知识归来，成为建设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最基本力量。正是由于他们的传播与发扬，中国考古学才最终实现了本土化进程，成为人文科学百花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是，必须充分注意到，除了考古学一般的基础方法外，林惠祥教授在东南考古的实践与李济、夏鼐、梁思永和苏秉琦等中国主流派考古巨擘的思想方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独特的考古思想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１，文化相对论思想

    在西方考古学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的不同理论一直在影响着考古学发展的步伐，促成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变革、进步。林惠祥的导师拜耶是美国学派的历史主义人类学者，该学派注重原始文化的客观存在，强调对个案文化的经验考察，尊重不同区域文化的模式即文化相对论，这一背景对林惠祥的考古实践影响至深，他在东南区考古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相对论倾向与此有关。

    早在台北园山调查研究中，先生即已注意到台湾的原始文化与不同于、也不同步于大陆，“中国大陆文化早开，东南沿海如福建一带至少到了春秋应已完全脱离石器时代。台湾则到了1700年前的三国时还在石器时代。”[22]在武平的研究中，他又发表了同样的认识，“至其年代因此地较外间为荒僻，古时文化亦较落后，故决不能说与华北同时，比之浙江，物较粗而地较僻，两者相抵，或在同时，换言之此地的石器时代或稽留至浙江已入铜石并用期而华北已进入铜器时代。由此言之华北的石器时代若终于三千数百年前，此地的石器时代应在其后约一千年，即约在二千数百年以前，即春秋时代以前。”[23]承认闽台史前文化滞后于中原，是文化相对论在考古研究上的鲜明体现，已经为闽台两地的考古新发现所不断证明。

    在此基础上，他开始逐步用区系的观点去看待史前文化，相继提出“武平式”史前文化、“亚洲东南海洋地带”、以印纹陶和有段石锛为特征的“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等。从分区的高度认识中国境内不同的史前文化，突破中原中心模式，这与后来苏秉琦先生所倡导的区系类型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因此，林惠祥也是区系类型这一考古学的基础方法在我国的奠基者之一。

    ２，聚落考古的初步实践

    李济、梁思永等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在美国接受的主要是历史学派的人类学训练，这就决定了这一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最广泛、深刻，也决定了考古学区系类型学成为当今中国考古乐此不疲的主要方法。但是，正如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24]一书体现的，先生的学术思想深处包容了多种人类学理论的精髓，这使得他的考古学思维明显有别于他的学术同辈，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对聚落考古的思考与追求。

    聚落考古方法是30－40年代以来欧美考古在人类学功能、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一股新思潮，强调在物质文化区系、谱系建构的基础上，复原埋藏在物背后的人的生活面貌、社会结构及与环境关系等。正当多数的中国考古学者正在探索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建构的方法论时，林惠祥先生在一系列研究中已经表现出在物质文化研究基础上对文化生存的环境背景、人们共同体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等复原研究的重视。早在武平的研究报告中，他在详尽描述出土的石器、陶器（片）等物质文化内涵的同时，花了不少笔墨于复原环境和遗址群的空间关系、“当时住民的生活文化”。[25]在昙石山的研究报告中，他也是用很大的篇幅依据遗址现状和内涵复原原始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群体人口规模、氏族社会组织、生存手段、审美意识、原始宗教等内容。[26]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林先生在史前文化研究中的这种聚落考古倾向并不是以超越物质文化编年这一基础研究为代价的，他的研究报告总是两者兼容的，以物质文化研究为基础、以社会文化复原为宗旨。

    在昙石山，林惠祥是这样告诉他的考古同辈的：“我二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就是在找‘躲在文化这个名词之后的’氏族、部落和文化。”“我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来研究昙石山的。你们的重点在一层一层地揭开，揭开一层就是一页历史。我却是着眼于地理空间，想探寻原始居民的共同生活环境，换句话说，我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昙石山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上的。”[27]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依据有限的材料所得出的近乎假设性的看法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他的研究却无疑深化了对史前文化的认识，开辟了考古学研究新的、深层的课题，迄今对于谋求进步的中国考古学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正如当时与林先生同在昙石山发掘的宋伯胤先生所指出的：“老一辈考古学家林惠祥、冯汉骥和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因有如此贡献而享有盛誉，但直到今天有些考古工作者并没有把文化人类学作为‘本行’。他们往往满足于对考古发掘品的表面的直觉描述，十分缺乏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进行内在的深层次的研究，借以透视凝聚在器物中的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以及所生存的特定的历史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总体脉络。”[28]

    ３，民族考古方法

    今天已经广为我国考古学者所熟悉的民族考古方法，在我国的实践也与半个世纪以前作为人类学家的林惠祥教授的首倡是分不开的。

    林先生不但运用考古学成果研究民族历史，而且还通过民族志解释考古学现象。在他所著的《考古学通论》绪论说：“现在原始部落尚存在（或不久以前还存在）的许多文化现象，能帮助我们研究原始遗址的居民的生活。民族学也需要依靠考古学，如现今少数民族，或无文字历史记载，或记载不多，我们可以利用考古学的发掘方法，来恢复他们早期的历史。”[29]提倡考古学与民族志的相携相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我国早期考古学者中是为数不多的。他运用民族志、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相结合研究东南区、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历史，至今仍是厦大考古同仁所遵循的学术方向。[30]林先生还是运用民族志解释考古物质文化现象的专家，使得考古研究、认识得以深化而不是流于表层，突出的例子就是运用东亚南部至西南太平洋之间广泛地域内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复原有段石锛发展史、使用方法等，[31]堪称民族考古研究的典范。

    自1931年从中央研究院回到厦大后，除抗战流亡南洋外，林惠祥教授一直在母校厦门大学任教，他在历史系讲授“民族考古学”课程、在历史专业主持开设民族考古专门化、指导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组织创办人类博物馆、开展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由于他的这些努力使厦大成为我国传播近代考古学知识的历史最悠久的高校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独辟蹊径，倡导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成为我国考古学术论坛丰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最近在阅读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改造的一篇文章时，注意到一段：“安阳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它在把考古学维系在中国史学传统之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中国考古学家在周口店或仰韶或其他史前遗址最早进行大规模、长期的发掘的话，以后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会走相当不同的道路，它很可能会从历史学的范畴中走脱出来，而与自然科学作比较密切的结合。”[32]他所惋惜的正是中国主流考古思想源于历史时代遗址的发掘、局限于历史遗址“史料的累集”之功能、没有因史前遗址的发掘而引进人类学社会文化的思考之诸多不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在这一主流学派之余，林惠祥教授等在南方史前考古中所实践的、倡导的民族考古、聚落考古等思想方法，应就是张光直先生所要探究的中国考古的未来出路。

注释：

[1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３号，1930年。

[2][7][15]林惠祥：《福建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第八册。

[3][12][22]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4期。

[4][13][17][23][25] Lin Huixiang: A Neolithic Site in Wuping,Fukie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Far Eastern  Prehistorians, 1931, Singapore; 林惠祥：《福建武平县的新石器时代    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4期。

[5 ]林惠祥：《马来亚吉打州石器时代考古追记》，《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1期。

[6][14]林惠祥：《香港新石器时代遗物发现追记》，《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2期。

[8 ]林惠祥手稿：《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计划书》，转引自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一文（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1985试刊号）。

[9][26]林惠祥：《福建闽侯县甘蔗恒心联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察报告》，《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4期。

[10]林惠祥：《福建长汀河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1期。

[11]林惠祥、庄为玑、陈国强：《一九五六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报告》，《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6期。

[16][31]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3期。

[18]林惠祥：《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新加坡《星洲半月刊》1938年）。

[19]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1期。

[20]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21]H.O.Beyer: Philippine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and ItsRelation to the Oringin of the Pacific Ialands Population. Bulletin No.2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Philipin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ines.  转引自F.Landa Jocano: PhilipinePrehistory ( Philipin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1975)

[24]林惠祥：《文化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27][28]宋伯胤：《从昙石山到顶沃仔》，《福建文博》1991年1-2期。

[29]林惠祥手稿：《考古学通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资料室。

[30]陈国强、蒋炳钊、吴绵吉、辛土成：《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吴绵吉、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    版社1996年。

[32]张光直：《考古学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载《建设中国人类学》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