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的船只监管与检查

        清代天津政府设河道与港口钞关，根据民船的梁头尺寸收取钞费；官船与战船的检查，也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天津漕运部门尤其重视对漕运船况的“稽查”、“呈验”。

天津钞关与民船检查

        据《清朝天津大事记（1644—1911）》（以下简称《大事记》）记载：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天津钞关由河西务移驻天津。钞关是明清时朝廷设立的征收船税的机构，最早设于明1429年，由中央户部在各地设立户部分司，管理收税事宜。天津钞关的管理权由户部主理，天津道兼理。钞关根据航路远近和船舶大小不同，按照船体长阔分等级，根据计算装载重量的船料多少，估算船税，以此收取钞费。如临清到通州各段每100料缴纳钞费100贯。北京到南京每100料缴纳钞关费500贯。1684年清廷设立四海关后，天津钞关又以海船船税标准为主，海船梁头尺寸多少计算关税。从康熙设立四海关至鸦片战争前的150多年里，天津钞关针对的仍以运送国内漕粮和商品的船舶为主。天津钞关相关部门量取、检查和登记来往船只船体的长阔、梁头尺寸，检查船只装载量，以此收取钞关费。当时北方商船多为卫船和宁河船。卫船指清朝在河北卫河一带的内河大帆船；宁河船指天津宁河一带的帆船。它们载重多自一百至三四百吨不等。当时天津港每年汇集了卫船、宁河船、沙船、宁波船等全国各地在北洋航线上运输的船只七百多艘，加上往渤海和关内运输粮食与商品的二三百艘船只，共计千艘左右。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十二日，乾隆批准有关官员的奏折：“直隶、山东前往奉天（沈阳）贸易商船，令其将正商船户人数，并所载货物数目，逐一写入照票，候到海口，先将照票查明，再令卸载”（《大事记》）。清代民船照票内容包括船桅数、梁头大小、船只编甲、船名编号等。民船到天津汛口，由钞关官员对照照票，查明船况和货物数目，方能缴纳船税，靠岸进行贸易。如果有问题，“即讯明申报府尹，解回本地。若地方官隐匿，照失察漕船隐匿逃入律议处。”
        1842年，清廷特设立天津海防同知官员一名，专职负责海船出入的票照检查。《大事记》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设立天津海防同知一员，稽察入口出口船只，查验票照。”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九日，道光帝批准了大臣请求，下令对天津地区的民船包括商船和渔船进行质量检查和登记，以防止渔船私自贩运商货和粮食而偷漏船税现象发生：“查天津自开海运以来，原有商船500余只，请领船票粮照，前赴奉天采买粮石。此外又有渔船500余只，船身大小不等，应请将梁头一丈以上之渔船，照商船领给票照，前往贩运。其梁头一丈以下船只，如有不畏航海，准其领照贩粮。至专业捕鱼，不敢航海未领粮照者，若潜赴奉天贩粮，查出究办，并许当差商渔各船指名禀首。”天津当时共有商船500多艘，渔船500多艘。现应核查登记梁头一丈以上的渔船，符合条件者发给商船票照；一丈以下渔船，符合条件者发给运粮票照。

官船与战船的查验

        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记载了雍正关于1726年设立天津水师营的上谕，及怡亲王等的议覆。雍正在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下旨相关官员详议“用船若干，并如何制造船只”，怡亲王回覆：正筹备设立一个2000人的天津水师营，以保障“东接盛京（沈阳）、朝鲜边界，南通福建、浙江等省”的“海路之要口”的海防安全。“其三十二只船（大小赶缯船）正足二千兵丁撑驾，应令制造大船赶缯十六只。此所造船只，行文江南、浙江、福建总督、巡抚，”“江南造大号赶缯船六只，小船赶缯六只，杉版船十二只。浙江、福建各造大号赶缯船五只，小号赶缯船五只杉版船十只。”怡亲王等官员还议覆：船只造好后，运至天津，由“特遣大臣查验”：包括船型，船质的检查。其中“火器最为紧要”：“每船应用炮位若干，火箭、藤牌、挑刀等军器若干，应用何项炮位”等，派遣到天津的大臣都要进行布置与检查。除新造大小赶缯船22只，原先的10艘赶缯战船，由水师营的副都统派员检查船体坚固程度，增添船上武器装备。
        《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兵六•水师》记载：1732年，雍正下令天津水师派人查点赶缯船的船用设备，包括船舵和帆用藤篾等备件。“（雍正）十年，令天津水师大小赶缯船所用梗木舵牙及藤篾等具，收存备用。”同年，雍正制订了战船建造时的检丈和监督制度，内容如下：“天津大小赶缯船、京口水师船、…各水师船之船身大小、木板厚薄，咸遵定制。令道员会同副将等监视督造。”1735年，雍正命天津、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的战船每年都要检查船只折损情况，“所需物料，或按年更新，或越年更新。”嘉庆二年（1797年），清廷命包括天津在内的沿海服役已久的战船，在快要退役之年，一律仿造民船船型，改为小船，以节约造船成本。“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改小，仿民船改造，以利操防。”1762年“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南巡临天津”，皇帝一走，七月“天津水师营都统英泰失察、额尔奇木等，冒领滋生银两，乾隆谕令革职，”派员顶替（《大事记》）。除战船外，盐船、御用船等官船的检查与管理，也有严格的组织程序，由相关部门专门负责。1666年，在康熙的旨意下，清廷加强了对天津大沽盐船的盘查检验，《大事记》：“是年，清廷允准出口，由巡盐御史印发号票，填明人数，地方防汛官查验，凭票放行。”管理盐船的中央官员有巡盐御史为纠察属官。盐政事关百姓民生，涉及社稷安危，巡盐御史的官阶很高，多为一二品。地方官员有转盐运司使，多由地方总督与巡抚兼任。地方防汛官盘查由各地盐政所颁发的盐引号票，上面记载盐船载重量多少、船体长度与船桅高度，地方防汛官上船检查验船情况是否与盐引上文字记载符合，以防虚冒，按照规定截验放行。盐船多结为船队运输。清代盐船队分商盐和官盐船队。民间商盐船队航运前，盐运使也要登船查看船况。自元朝一直到民国，各盐区都设有都转盐运使司，负责盐船安全的押运官员称为盐运使。如明朝《明太祖实录》卷502《嘉靖四十年十月甲子条》记载：“每年委运司运副，监督掣卖”。有关御舟的建造与管理，《大事记》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廷在海河西南岸建皇船坞，并建有御舟10只，“内有御舟10只，坞房54间，墙周160丈”，“嘉庆六年（1801年）水淹重修”。皇船坞的建立，一是方便皇帝巡视各地，一是从江南购置的宫廷御用物品可以通过海路直接从天津运往京都。“御舟连泊俯清漪，垂柳阴阴翠作围”。康熙经常来天津巡查当地工作，如康熙八年十一月、三十四年五月（阅视大沽海口及新河运道）、三十七年五月等多次巡视天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与百官自天津杨柳青乘舟南巡。
        皇船通黄船，分四种：皇帝亲乘的御用预备大黄船，供工部运送御用物品的大黄船，及皇宫附近各宗庙使用的宗教物品的小黄船、匾浅船等。由工部营缮司负责检查船质情况：清初御用预备大黄船的建造仍承明朝旧制：船长八丈四尺五寸，阔一丈五尺；船舱底用珍贵楠木，正底13路均长六丈，阔一尺；十路厚三寸五分；三路厚五寸五分。船橹十张，用杉木5根，长二丈五尺，大桅杆用围四尺五寸、长五丈五尺的杉木一根；围三尺、长一丈八尺的榆木舵杆一根。膳桌二、面架二，衣架、浴盆、吊桶、面盆、脚盆各一，俱朱红色。黄船造好后，工部营缮司还要按照收船（验收）、收料、余料和稽考的条例，一一审核与抽查（《南船纪》）。

漕船检查与管理

        天津港是元明清时重要的北方港口。自北京定都后，元明清时代，江南的漕粮，都要通过天津的海路或运河，运达北京。《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漕运》记载：漕船质量的检查由巡漕御史和当地负责粮仓保管的官员负责，巡漕御史“一驻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一驻通州，巡察至天津。”平时管理天津漕运的漕务官员由直隶漕运部门委派，负责“修造漕船”、“盘掣“”、“查验回空、覆勘漂流”等诸务。如《大事记》记载：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清廷下令“山东、天津、通州粮艘经过及停泊地方，著各该巡漕御史，实力稽查”粮船船况与漕粮情况。顺治十四年（1657年）“粮船漂毁，凭该粮道勘报，仓漕等衙门核实处补，不得止以卫弁呈结为据。”粮船漂流，经粮道官员勘查报告，再经仓漕衙门核实。不能仅凭押运官兵禀告的一面之词。具体说来，遇大自然不可阻因素，船只丢失和损毁的损失，由政府负责赔偿；人为因素者，查实后追责相关官员，由他们补赔船只和船粮。曾为漕运总督的杨锡绂，于乾隆三十五年著有《漕运则例篡》，汇集了清朝前期的漕运例法。《漕运则例篡》卷二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廷规定全国漕船尺寸划一，以便运河航行与船只的管理、建造和检查。漕船统一制造丈尺为：“船底长五丈二尺，中阔一丈四尺四寸，厚二寸。头长九尺五寸，深一丈一尺，厚二寸。梢（船尾）长九尺五寸，阔一丈零八寸，厚一寸七分。两厂敢各长七丈一尺，阔八寸，深四尺四寸。两栈各长七丈一尺，阔三尺六寸，厚一寸七分。头伏狮长一丈一尺，阔一尺，厚三寸五分。梢伏狮长一丈八尺，阔八寸。拿狮各长二丈二尺，大头阔五寸，小头阔二寸，厚二寸。挽脚梁一块，长九尺，阔一尺二寸，厚二寸。有燕窝、护腮及草鞋底。”此“漕运则例”规定：各省凡新造漕船务需一体遵守，天津漕船亦不例外。几十年后的雍正和乾隆时期，全国漕船数量大增，各种漕运船型出现，许多漕船数据都突破了康熙制订的“漕船则例”要求。清廷相关部门根据各地航道情况，颁布不同的漕船尺寸则例，下发州县粮道和漕运管理衙门。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大雨导致“河水骤涨，天津一带漕船，多有浸湿漂损”（《大事记》），漕船损坏情况，由驻淮南的漕运总督亲验，并“责成仓场侍郎、坐粮厅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行稽查”（《食货三•漕运》）。乾隆三十年（1765年）六月，“蓟运河水发，粮艘被冲”，水手死亡28人。皇帝闻讯后不久亲巡天津，讯问相关官员的漕船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天津“北运河封冻，嘉兴等九帮共船410只冻阻”，“乾隆帝令仓场侍郎、河西务参将、同知、杨村通判等”稽查船只被冻情况，包括船质情况（《大事记》）。漕船十年使用期满，由漕运总督亲往天津验查船质，仍有可用者，拨款进行修缮，方可继续使用，但需要每年进行验查。《清史稿•食货三•漕运》：“（漕船）十年期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运者，量给加修银，仍令再运。按年计算，旧船可用，不验明驾运，督抚查实纠劾。”《大事记》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八月，朝廷在天津杨村设立巡漕御史二员（满汉各一官员），职责之一，为检查漕船宽深尺寸，是否符合天津漕运则例，以免堵塞航道。第二年，因该处官员勒索过往商船钱财，被撤职，“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因杨村巡漕病商累民，津南商船闻风裹足，乾隆帝下令撤销该差”。天津以南漕务暂时并归济宁巡漕御史管辖。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乾隆下旨京、津、山东一带的“将回空粮船，及过往官民船只悉心查察”，包括船体和船货的检查。《清高宗实录》卷937《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下辛亥》P619记载，漕船每到一地，地方官要将漕船船型、出入境日期填写在印花船照上，“该州县查照上站出境印花日时，即为下站入境日时，一面计本境应行之限，豫（预）填出境日时”，如此方便沿途管理天津地区漕运分司官员的检查。在运河航行的漕运船队，需要大量驳船运粮。嘉庆皇帝很重视对驳船的质量检查。1814年，南方制造剥船2500只，解到直隶。“是日，嘉庆帝批准那彦议定管理剥船章程：新造剥船派沿河天津等18州县分管。招募船户自领船日始，保固十年。责成天津道暨杨村通判随时查验。如有限内损坏及器具不全者，将经管官议处，天津道及杨村通判失察，亦分别议处。”2500只漕运驳船由天津的18个州县分管，使用保固期限为十年。驳船的船质由天津道的杨村通判随时查验，查验内容包括船体的坚固程度，船用设备和器具。如果船体发生损坏、船用设备不全，没有及时发现，或不及时报告者，将追究相关管理官员的相关责任（见《大事记》）。
        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海运漕粮开始正式试行，两批漕粮二百万石全部运抵天津后，“共使用沙船、蜒船和三不像船1526只，共运漕粮163.2万余石”至北京。海漕船船型多种，表明大量征用了沿途民用海船。清廷为此次海运花费白银140万两，表明在人力、船只安全方面投入巨大。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清廷令天津镇道，认真查办回空漕船，私藏刀械鸟枪等器，一经查出，立即从严究办。十六日，天津镇道于回空漕船泊州后帮、杨州二帮船内，搜获旧线枪并腰刀、铁矛头等件。转年正月十九日，道光帝批准琦善等奏‘查禁畿辅私藏鸟枪章程’”。天津镇道官员“认真查办回空漕船”私藏武器情况。

        清代天津政府设河道与港口钞关，根据民船的梁头尺寸收取钞费；官船与战船的检查，也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天津漕运部门尤其重视对漕运船况的“稽查”、“呈验”。

天津钞关与民船检查

        据《清朝天津大事记（1644—1911）》（以下简称《大事记》）记载：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天津钞关由河西务移驻天津。钞关是明清时朝廷设立的征收船税的机构，最早设于明1429年，由中央户部在各地设立户部分司，管理收税事宜。天津钞关的管理权由户部主理，天津道兼理。钞关根据航路远近和船舶大小不同，按照船体长阔分等级，根据计算装载重量的船料多少，估算船税，以此收取钞费。如临清到通州各段每100料缴纳钞费100贯。北京到南京每100料缴纳钞关费500贯。1684年清廷设立四海关后，天津钞关又以海船船税标准为主，海船梁头尺寸多少计算关税。从康熙设立四海关至鸦片战争前的150多年里，天津钞关针对的仍以运送国内漕粮和商品的船舶为主。天津钞关相关部门量取、检查和登记来往船只船体的长阔、梁头尺寸，检查船只装载量，以此收取钞关费。当时北方商船多为卫船和宁河船。卫船指清朝在河北卫河一带的内河大帆船；宁河船指天津宁河一带的帆船。它们载重多自一百至三四百吨不等。当时天津港每年汇集了卫船、宁河船、沙船、宁波船等全国各地在北洋航线上运输的船只七百多艘，加上往渤海和关内运输粮食与商品的二三百艘船只，共计千艘左右。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十二日，乾隆批准有关官员的奏折：“直隶、山东前往奉天（沈阳）贸易商船，令其将正商船户人数，并所载货物数目，逐一写入照票，候到海口，先将照票查明，再令卸载”（《大事记》）。清代民船照票内容包括船桅数、梁头大小、船只编甲、船名编号等。民船到天津汛口，由钞关官员对照照票，查明船况和货物数目，方能缴纳船税，靠岸进行贸易。如果有问题，“即讯明申报府尹，解回本地。若地方官隐匿，照失察漕船隐匿逃入律议处。”
        1842年，清廷特设立天津海防同知官员一名，专职负责海船出入的票照检查。《大事记》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设立天津海防同知一员，稽察入口出口船只，查验票照。”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九日，道光帝批准了大臣请求，下令对天津地区的民船包括商船和渔船进行质量检查和登记，以防止渔船私自贩运商货和粮食而偷漏船税现象发生：“查天津自开海运以来，原有商船500余只，请领船票粮照，前赴奉天采买粮石。此外又有渔船500余只，船身大小不等，应请将梁头一丈以上之渔船，照商船领给票照，前往贩运。其梁头一丈以下船只，如有不畏航海，准其领照贩粮。至专业捕鱼，不敢航海未领粮照者，若潜赴奉天贩粮，查出究办，并许当差商渔各船指名禀首。”天津当时共有商船500多艘，渔船500多艘。现应核查登记梁头一丈以上的渔船，符合条件者发给商船票照；一丈以下渔船，符合条件者发给运粮票照。

官船与战船的查验

        乾隆四年（1739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记载了雍正关于1726年设立天津水师营的上谕，及怡亲王等的议覆。雍正在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下旨相关官员详议“用船若干，并如何制造船只”，怡亲王回覆：正筹备设立一个2000人的天津水师营，以保障“东接盛京（沈阳）、朝鲜边界，南通福建、浙江等省”的“海路之要口”的海防安全。“其三十二只船（大小赶缯船）正足二千兵丁撑驾，应令制造大船赶缯十六只。此所造船只，行文江南、浙江、福建总督、巡抚，”“江南造大号赶缯船六只，小船赶缯六只，杉版船十二只。浙江、福建各造大号赶缯船五只，小号赶缯船五只杉版船十只。”怡亲王等官员还议覆：船只造好后，运至天津，由“特遣大臣查验”：包括船型，船质的检查。其中“火器最为紧要”：“每船应用炮位若干，火箭、藤牌、挑刀等军器若干，应用何项炮位”等，派遣到天津的大臣都要进行布置与检查。除新造大小赶缯船22只，原先的10艘赶缯战船，由水师营的副都统派员检查船体坚固程度，增添船上武器装备。
        《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兵六•水师》记载：1732年，雍正下令天津水师派人查点赶缯船的船用设备，包括船舵和帆用藤篾等备件。“（雍正）十年，令天津水师大小赶缯船所用梗木舵牙及藤篾等具，收存备用。”同年，雍正制订了战船建造时的检丈和监督制度，内容如下：“天津大小赶缯船、京口水师船、…各水师船之船身大小、木板厚薄，咸遵定制。令道员会同副将等监视督造。”1735年，雍正命天津、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的战船每年都要检查船只折损情况，“所需物料，或按年更新，或越年更新。”嘉庆二年（1797年），清廷命包括天津在内的沿海服役已久的战船，在快要退役之年，一律仿造民船船型，改为小船，以节约造船成本。“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改小，仿民船改造，以利操防。”1762年“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南巡临天津”，皇帝一走，七月“天津水师营都统英泰失察、额尔奇木等，冒领滋生银两，乾隆谕令革职，”派员顶替（《大事记》）。除战船外，盐船、御用船等官船的检查与管理，也有严格的组织程序，由相关部门专门负责。1666年，在康熙的旨意下，清廷加强了对天津大沽盐船的盘查检验，《大事记》：“是年，清廷允准出口，由巡盐御史印发号票，填明人数，地方防汛官查验，凭票放行。”管理盐船的中央官员有巡盐御史为纠察属官。盐政事关百姓民生，涉及社稷安危，巡盐御史的官阶很高，多为一二品。地方官员有转盐运司使，多由地方总督与巡抚兼任。地方防汛官盘查由各地盐政所颁发的盐引号票，上面记载盐船载重量多少、船体长度与船桅高度，地方防汛官上船检查验船情况是否与盐引上文字记载符合，以防虚冒，按照规定截验放行。盐船多结为船队运输。清代盐船队分商盐和官盐船队。民间商盐船队航运前，盐运使也要登船查看船况。自元朝一直到民国，各盐区都设有都转盐运使司，负责盐船安全的押运官员称为盐运使。如明朝《明太祖实录》卷502《嘉靖四十年十月甲子条》记载：“每年委运司运副，监督掣卖”。有关御舟的建造与管理，《大事记》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廷在海河西南岸建皇船坞，并建有御舟10只，“内有御舟10只，坞房54间，墙周160丈”，“嘉庆六年（1801年）水淹重修”。皇船坞的建立，一是方便皇帝巡视各地，一是从江南购置的宫廷御用物品可以通过海路直接从天津运往京都。“御舟连泊俯清漪，垂柳阴阴翠作围”。康熙经常来天津巡查当地工作，如康熙八年十一月、三十四年五月（阅视大沽海口及新河运道）、三十七年五月等多次巡视天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与百官自天津杨柳青乘舟南巡。
        皇船通黄船，分四种：皇帝亲乘的御用预备大黄船，供工部运送御用物品的大黄船，及皇宫附近各宗庙使用的宗教物品的小黄船、匾浅船等。由工部营缮司负责检查船质情况：清初御用预备大黄船的建造仍承明朝旧制：船长八丈四尺五寸，阔一丈五尺；船舱底用珍贵楠木，正底13路均长六丈，阔一尺；十路厚三寸五分；三路厚五寸五分。船橹十张，用杉木5根，长二丈五尺，大桅杆用围四尺五寸、长五丈五尺的杉木一根；围三尺、长一丈八尺的榆木舵杆一根。膳桌二、面架二，衣架、浴盆、吊桶、面盆、脚盆各一，俱朱红色。黄船造好后，工部营缮司还要按照收船（验收）、收料、余料和稽考的条例，一一审核与抽查（《南船纪》）。

漕船检查与管理

        天津港是元明清时重要的北方港口。自北京定都后，元明清时代，江南的漕粮，都要通过天津的海路或运河，运达北京。《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漕运》记载：漕船质量的检查由巡漕御史和当地负责粮仓保管的官员负责，巡漕御史“一驻天津，巡察至山东交境；一驻通州，巡察至天津。”平时管理天津漕运的漕务官员由直隶漕运部门委派，负责“修造漕船”、“盘掣“”、“查验回空、覆勘漂流”等诸务。如《大事记》记载：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清廷下令“山东、天津、通州粮艘经过及停泊地方，著各该巡漕御史，实力稽查”粮船船况与漕粮情况。顺治十四年（1657年）“粮船漂毁，凭该粮道勘报，仓漕等衙门核实处补，不得止以卫弁呈结为据。”粮船漂流，经粮道官员勘查报告，再经仓漕衙门核实。不能仅凭押运官兵禀告的一面之词。具体说来，遇大自然不可阻因素，船只丢失和损毁的损失，由政府负责赔偿；人为因素者，查实后追责相关官员，由他们补赔船只和船粮。曾为漕运总督的杨锡绂，于乾隆三十五年著有《漕运则例篡》，汇集了清朝前期的漕运例法。《漕运则例篡》卷二记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廷规定全国漕船尺寸划一，以便运河航行与船只的管理、建造和检查。漕船统一制造丈尺为：“船底长五丈二尺，中阔一丈四尺四寸，厚二寸。头长九尺五寸，深一丈一尺，厚二寸。梢（船尾）长九尺五寸，阔一丈零八寸，厚一寸七分。两厂敢各长七丈一尺，阔八寸，深四尺四寸。两栈各长七丈一尺，阔三尺六寸，厚一寸七分。头伏狮长一丈一尺，阔一尺，厚三寸五分。梢伏狮长一丈八尺，阔八寸。拿狮各长二丈二尺，大头阔五寸，小头阔二寸，厚二寸。挽脚梁一块，长九尺，阔一尺二寸，厚二寸。有燕窝、护腮及草鞋底。”此“漕运则例”规定：各省凡新造漕船务需一体遵守，天津漕船亦不例外。几十年后的雍正和乾隆时期，全国漕船数量大增，各种漕运船型出现，许多漕船数据都突破了康熙制订的“漕船则例”要求。清廷相关部门根据各地航道情况，颁布不同的漕船尺寸则例，下发州县粮道和漕运管理衙门。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大雨导致“河水骤涨，天津一带漕船，多有浸湿漂损”（《大事记》），漕船损坏情况，由驻淮南的漕运总督亲验，并“责成仓场侍郎、坐粮厅及天津总兵、通州副将，严行稽查”（《食货三•漕运》）。乾隆三十年（1765年）六月，“蓟运河水发，粮艘被冲”，水手死亡28人。皇帝闻讯后不久亲巡天津，讯问相关官员的漕船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天津“北运河封冻，嘉兴等九帮共船410只冻阻”，“乾隆帝令仓场侍郎、河西务参将、同知、杨村通判等”稽查船只被冻情况，包括船质情况（《大事记》）。漕船十年使用期满，由漕运总督亲往天津验查船质，仍有可用者，拨款进行修缮，方可继续使用，但需要每年进行验查。《清史稿•食货三•漕运》：“（漕船）十年期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有可加修再运者，量给加修银，仍令再运。按年计算，旧船可用，不验明驾运，督抚查实纠劾。”《大事记》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八月，朝廷在天津杨村设立巡漕御史二员（满汉各一官员），职责之一，为检查漕船宽深尺寸，是否符合天津漕运则例，以免堵塞航道。第二年，因该处官员勒索过往商船钱财，被撤职，“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因杨村巡漕病商累民，津南商船闻风裹足，乾隆帝下令撤销该差”。天津以南漕务暂时并归济宁巡漕御史管辖。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乾隆下旨京、津、山东一带的“将回空粮船，及过往官民船只悉心查察”，包括船体和船货的检查。《清高宗实录》卷937《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下辛亥》P619记载，漕船每到一地，地方官要将漕船船型、出入境日期填写在印花船照上，“该州县查照上站出境印花日时，即为下站入境日时，一面计本境应行之限，豫（预）填出境日时”，如此方便沿途管理天津地区漕运分司官员的检查。在运河航行的漕运船队，需要大量驳船运粮。嘉庆皇帝很重视对驳船的质量检查。1814年，南方制造剥船2500只，解到直隶。“是日，嘉庆帝批准那彦议定管理剥船章程：新造剥船派沿河天津等18州县分管。招募船户自领船日始，保固十年。责成天津道暨杨村通判随时查验。如有限内损坏及器具不全者，将经管官议处，天津道及杨村通判失察，亦分别议处。”2500只漕运驳船由天津的18个州县分管，使用保固期限为十年。驳船的船质由天津道的杨村通判随时查验，查验内容包括船体的坚固程度，船用设备和器具。如果船体发生损坏、船用设备不全，没有及时发现，或不及时报告者，将追究相关管理官员的相关责任（见《大事记》）。
        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海运漕粮开始正式试行，两批漕粮二百万石全部运抵天津后，“共使用沙船、蜒船和三不像船1526只，共运漕粮163.2万余石”至北京。海漕船船型多种，表明大量征用了沿途民用海船。清廷为此次海运花费白银140万两，表明在人力、船只安全方面投入巨大。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月，“清廷令天津镇道，认真查办回空漕船，私藏刀械鸟枪等器，一经查出，立即从严究办。十六日，天津镇道于回空漕船泊州后帮、杨州二帮船内，搜获旧线枪并腰刀、铁矛头等件。转年正月十九日，道光帝批准琦善等奏‘查禁畿辅私藏鸟枪章程’”。天津镇道官员“认真查办回空漕船”私藏武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