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前期台湾航政与船质勘查

        清代中前期，台湾地方官署负责对当地民船进行登记管理和质量监督，厦门和台湾的海防厅还负责对商船挂验牌照的检查；清政府重视对台湾守军粮食的台运，并对驻守在台湾地区的海战船船质“一体详查”。

地方政府对台船的管理

1683年，水师提督施琅解放台湾后，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置台厦道。台湾与厦门共一个官署台厦道。台厦道隶属于福建省。台湾地区设一府三县，包括台湾府，下辖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左营）和诸罗县（今嘉义）。雍正五年（1727年），台湾道成为独立行政衙门，下辖一府四县二厅：多出彰化县、澎湖厅和淡水厅。
       据《台湾通史》卷十七《关征志》记载，乾隆时期，台湾地方政府对渔船实行登记管理政策，编列渔船号数，以备检查。并按渔船的船型和大小，划分出大渔船、尖艚和杉板船三种，估算渔船载重量，按载重量分类，以征水饷。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命台湾总督郝玉麟饬地方官照例，编列鱼舟号数，以时稽查。夫鱼舟有大小，计担征饷，每担七分七厘；次曰尖艚，每只八钱四分；次曰杉板，每只四钱二分。”
       所谓水饷是针对渔民的一项征税。每年的东至前，渔户出海捕鱼前，需领出海船旗，盖上县衙门的公章，并编号以备稽查。而领旗时缴纳的费用，就是水饷。“每冬至前，乌鱼自北而南，多以万计。渔户先时领旗，旗征饷一两二钱，钤盖县印，列号稽查。”“此水饷之大略也”（卷十七《关征志》）。
        台湾的海商船由当地政府管理。当地政府负责验查船体，核查由厦防厅颁发的船照等。负责台湾民船管理的官员包括台湾满汉御史、台湾海防同知、海防厅巡检等。《台湾通史》卷六《职官志》记载：台湾相关航政官员包括分巡台湾兵备道一员（1684年设），台湾海防同知、“南路理番同知，兼海防”和“澎湖海防同知一员，雍正五年设海防通判”，基隆“光绪元年设海防通判，十三年，升为同知。”台湾县丞“乾隆五十四年，改巡检”，“新庄县丞一员，乾隆三十二年设巡检，隶海防厅。”台湾其他各地还有鹿仔港、新港、下淡水、斗六门等14个地区设立14员巡检。
        明清时期的台湾大商船，多为福建人所造，“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贸易，以博赢利”（《台湾通史》卷二十《粮运志》）。经当代台湾学者研究，清中前期的台湾船，多为郑成功时期的海商船船型。1760年日本幕府为了熟悉访日的中国船只，当时请了专业人员按实船绘制过多艘“唐船之图”（现珍藏在日本松浦史料馆），其中一型的台湾船，即为郑成功水师与荷兰战船作战的远洋武装贸易商船。
       这款标准的台湾远洋船，在建造规范、用料、结构、器具等方面，都能适应东南亚气候、海洋条件及作战等要求。按史载，船只的建造采用福建传统的拼接、捻缝等工艺，船体的甲板、肋骨、龙骨、以及船体都以樟木制作。桅杆2个，船体标准长度约10丈，船宽2.5丈，吃水1丈，载运量五千石左右。
       台湾去往内地与内地赴台的海船，由福建厦门地区的厦防厅负责管理。1719年康熙下令：来往台湾的船只，只准从厦门一个海口出入，以便管理。“凡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出入盘查，一体护送，由澎而台。从台而归者，亦令一体护送，由澎到厦，出入盘查，方许放行。又往台之人，必由地方官给照”（清周凯《厦门志》卷四《防海略·建置》）。
        厦防厅的长官为厦门海防同知，为司口专员，凡渡台及南北经商贩洋的船只出入，挂验牌照，稽查舵、水人等箕斗及搭客姓名、籍贯、给照放行，盘收台运兵谷兵米，传递台湾文书、夹板、管理地方事务等，均由其负责。
        厦门海防同知负责验查来往台湾的船体，以便颁发船照。“清人来后，虽开海禁，而商船渡台者须领照，由厦防厅司之，至则台防同知验之”（《台湾通史》卷十九《邮传志》） 。
       清朝很重视“厦门商舶出入”的管理情况，《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三《列传一百一十·杨廷璋》：“（乾隆）二十九年，廷璋入觐。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厦门商舶出入，官署受陋规。”1764年乾隆得知闽浙总督杨廷璋在职期间，当时几任厦门海防同知（“历任厦门同知”）都管理不善，于是决定将杨廷璋解职，“命解任”。
       厦防海防同知司理的汛口，通常称为文汛口，供台湾海商船出入，在厦门城南海沙坡。离文汛口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武汛口，也在海沙坡。武汛口由水师提标中营参将司理。台湾商船出入武汛口，须停船挂验。

台运与商船梁头丈量

        清朝台运，指的是1683年清廷击败郑家军后，清初的一段时期内，将内地每年约10万石的粮食运往台湾以供那里的清军和军属；之后的多数时期是将台湾稻米运至福建供军需使用，因为台湾自古就有“海上米仓”之称，盛产稻谷。康熙、雍正初年时，运往内地的台米年均20万石左右。雍正、乾隆后期为台湾稻谷内销福建的黄金期。雍末乾初，每年内销五六十万石，乾隆中叶达到高潮，年均八十余万石，最多时达九十多万石。
        清初中央政府运给台湾守军粮食的台运，开始以各水师营的军船运输，清胡建伟篡辑的《澎湖纪略》卷十一《武仓》记载澎湖一带的两营水军多用哨船运粮：“向来运米来澎，系两营弁目自备哨船”，“今改归文员办理”，“仍用哨船”。
        由于台湾各军营军事工作繁忙，清政府不久就考虑利用两地的民船进行运输，两地的渔船多不顺路，两地民间商船成为台运的主要运输工具。1750年，清廷规定：去往台湾的各类商船，不管做什么贸易，必须顺路搭运一定量的粮食。《台湾通史》卷二十《粮运志》：“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定分配商船，运赴各仓。此台运之由来也。”“凡商船赴台贸易者，须领照，准其梁头，配载米谷，谓之台运，其事由厦门海防同知司之。”1760年，往来台海的船只出入厦门和台湾港口，都需经过两地海防厅的“给照察验”。《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三《列传一百一十•杨廷璋》记载：乾隆二十四年 “往来台、厦横洋船准运米二百石，塘船六十石。自鹿耳门出至厦门入，皆给照察验。”
       厦门和台湾的海防厅官吏在同知的带领下，负责商船梁头的丈量工作，根据船宽和载重量的多少，来决定配运多少粮食。“（清）初，部议按照梁头，每船配运自一百石至三百石而止。”“定例梁头宽二丈以上者，配运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一百三十石”（卷二十《粮运志》）。
        还比如1809年，按照船梁头一丈以内的厦船和蚶船、一丈至两丈的斛船等商船、两丈以上的横洋船和糖船，来配运谷米。《厦门志》卷六《台运略•配运》：“（嘉庆）十四年、十七年（1812年），议按照梁头配谷：一丈以内配谷九十石，一丈至二丈配谷一百三十石，二丈以外配谷一百八十石。横洋船、糖船仍照旧例。新造斛船，二丈以内配谷一百三十石，一丈以内厦船配谷九十石，蚶船配谷七十石，七、八尺者减半。”
       厦门和台湾的海防厅负责对商船挂验牌照的检查，船舱大小和质量的稽查，测量和审核船只梁头。因工作量太大，1772年改为按照商船的船型和用途，来配运粮食，以石为单位付给船主运输费。“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详定糖船应配百六十石，横洋船八十石”（卷二十《粮运志》）。
        “道光七年（1827年）议定：不计梁头之丈尺、亦不论船之名目，厦船无论大小，配谷一百五十石；蚶船大号配谷一百石、小号八十石；五虎门船与厦船一例配谷。厦门横洋大船照旧配谷一百八十石、糖船照旧配谷三百六十石”（《厦门志》卷六《台运略•配运》）。
        建造专用海漕船进行台运的思路，一些官员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台湾巡道叶世倬就提议用专用漕船，不征用民船。他提议造载运量为二千石的船50艘，这样每年台海两岸的十万石粮谷一次就可以运过去。但台湾县令姚莹认为这样费用很高，且海运漕粮船的“海舟驾驶，三年一修”，也需要大量维修费用。这让叶世倬大为不满，怀疑姚莹不为民为国着想，“世倬疑其有私”，但台湾府的知府方传穟站在姚这一边，认为雇用的台湾商船大多“船料坚固”，且中小船型可分担风险。“民间买货千石，犹必分寄数船，以防意外。”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叶世倬上任台湾巡抚后，“力持前说”，惜不久就离职了，“未及改制而去”（卷二十《粮运志》）。

台湾海战船与船质的“一体详查”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的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军27000人，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艍船65艘，击败郑克塽的水军两万余人，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等各式战船约200艘。
        清军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在台湾地区部署战船98艘，至乾隆中期缩编为66艘。据《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台湾文献丛刊【第125种】）前面的“弁言”记载：“台湾（包括澎湖）原为九十八只”，后“减至六十六只。”乾隆中期以后台湾各守军拥有的战船船型、数量和船号如下：
        淡水营：赶缯船2条：“波”字号二号、四号；台湾协标中营：赶缯船10条,双篷艍哨船3条；台湾协标左营：赶缯船？条；台湾协标右营：赶缯船10条：“澄”字号一号至十号。双篷艍哨船4条……
       据以上则例记载：清朝中前期台湾各标营配备的主力战船，都是赶缯船与双篷艍哨船。其中赶缯船是一款大型福船，因船底为防藤壶等海虫腐蚀，常涂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称“白底船”。其中大赶缯船船长36米多， 宽7米左右，24个船舱，可载重1500石。每船配水手30余人，水师80余人。大、中赶缯船均是双桅、双舵 、双铁锚。
        据清巡台御史黄叔璥于雍正年间所著《台海使槎录》记载：清初台湾地区各标营水寨的战船，在福州和台州船厂修造，由“通省内地厅员”负责管理，1695年战船的修造管理归由福建各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负责。可维修的战船在台属三县的船厂“兴修”，后来台湾这98艘战船的质量检查和维修工作，10艘交由台湾道监督，10艘交由台湾府监督，剩下的78艘都由福建的官营船厂修补和维护。
        “台、澎各标营船，初俱分派通省内地厅员修造。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改归内地州县。其尚可休整而不堪驾驶者，内地之员办运工料，赴台兴修，迨按粮议派，台属三县亦分修数只。此非偏庇台属，以内地各厂员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烦运载，可以克期报竣。后定在近道、府监修。”“乃将台、澎九十八船，内派台湾道、府各十只，余俱派入内地。既而，仍归内地修造。惟未至朽烂，而不堪驾驶者，留台修补。”
       1706年以后，全部战船的质量检查和管理权都归属台湾地方部门，台湾地方部门的“道、镇、协、营、厅、县，共襄厥事”，福州府只修造少部门台湾战船。1725年，清政府在台湾“通达江湖”的海岸边设立台湾总船厂，“每年派道员监督”，台湾和澎湖地区的98艘战船，都归由台湾总厂修造，由道员、副将或参将“公同监视”，“台道、台协监督修造。”“于是，各船尽归台厂，而道、协之责任独重矣”（以上见《台湾府志》卷十一《船政》）。
       《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各省外海战船总略》记载：1749年，朝廷奏准工部的提议，规定各省、道水军的提督和督抚，认真详查旧有和改造了的军船船质，丈量船身尺寸，船只建造规范、建船费用等“一体详查”。1762年，又规定各省、道的巡抚，也要效仿贵州巡抚，率相关专业人员“司员”“详细检查”船体丈尺、做法和须用工料的价值。“将战船成规详查更定”。1769年，在此重申各省应遵守的相关战船质量检查和建船费用审核则例。
        “惟是前项船只，各省标营设立年久，该督、抚等有以旧船丈尺、做法与配驾情形，未能合宜，因拆造之时，将长阔丈尺稍为更变，而名色、号数，仍照从前编定者，有因配驾不同、将丈尺、做法、名色、号数，从新更正者，又有原系分隶各营，而现在归并一处，并将此处船只，改隶他营者，亦有船身丈尺较前稍增，所用银两按数折算数目过多者；只有丈尺较前减少，而声明成造坚固，兼之时价昂贵，用价较前加增者；变更不一，斯章程难定，当于乾隆十三年（1749年），结工部奏请，通行各省督、抚，将旧有各项船只，以及续行改造船只，一体详查。按照船身丈尺、做法，需用工料价值，酌定成规，送部查核。”“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钦奉谕旨”：“其各省战船，行令各督、抚，详查核议，奏报到部，再行编辑成书，颁行各省遵照办理。”
        《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卷一《福建省外海战船做法（一）》记载：乾隆时期，海外各省战船的检查。包括应查船体某处朽坏，船用设备和器具的损坏，“但查船只应行修换处所，原应按照各项器物实在朽损丈尺名目据实更换；或今次修换，下次尚属坚固；或今次未修，下次朽坏不堪，情形非一，工料自不能一律相同。”
        1762年，清政府批评一些沿海省、道的水师，不仔细查勘船质，而是到期维修和拆造，不根据船只的实际情况，“最为恶习”。乾隆提出要向山东水师学习：“钦奉上谕”：山东战船经过质量检查，“验明船板钉锔尚属坚固，毋庸拆造，”山东登州的海战旧船，每年都要进行质量检查，包括检查船板的钉锔是否坚固，如果检查损坏严重，将进行拆造或大修。希望各省、道的总督、督抚和将军等，对船质进行仔细检查，“令其一体实力查验”。清政府此后还将此管理法式定为各省检查则例。
        由各省（包括台厦道）总督、督抚，派专员“勘明”验实旧船质量，“各省战船有届应修造，勘明船身尚属坚固。”将需换的船体损坏部位的物料、丈尺、器具名目，呈报至兵部，送军机处，查实后“派员验修”。“嗣后各省督、抚，凡有委员勘明实应大修、小修船只，饬令承办之员，将应行修换物料丈尺、器具名目，确查呈报。由各该督、抚派员验修”（卷一《福建省外海战船做法（一）》）。

用解放台湾这个词合适不

        清代中前期，台湾地方官署负责对当地民船进行登记管理和质量监督，厦门和台湾的海防厅还负责对商船挂验牌照的检查；清政府重视对台湾守军粮食的台运，并对驻守在台湾地区的海战船船质“一体详查”。

地方政府对台船的管理

1683年，水师提督施琅解放台湾后，清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置台厦道。台湾与厦门共一个官署台厦道。台厦道隶属于福建省。台湾地区设一府三县，包括台湾府，下辖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左营）和诸罗县（今嘉义）。雍正五年（1727年），台湾道成为独立行政衙门，下辖一府四县二厅：多出彰化县、澎湖厅和淡水厅。
       据《台湾通史》卷十七《关征志》记载，乾隆时期，台湾地方政府对渔船实行登记管理政策，编列渔船号数，以备检查。并按渔船的船型和大小，划分出大渔船、尖艚和杉板船三种，估算渔船载重量，按载重量分类，以征水饷。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命台湾总督郝玉麟饬地方官照例，编列鱼舟号数，以时稽查。夫鱼舟有大小，计担征饷，每担七分七厘；次曰尖艚，每只八钱四分；次曰杉板，每只四钱二分。”
       所谓水饷是针对渔民的一项征税。每年的东至前，渔户出海捕鱼前，需领出海船旗，盖上县衙门的公章，并编号以备稽查。而领旗时缴纳的费用，就是水饷。“每冬至前，乌鱼自北而南，多以万计。渔户先时领旗，旗征饷一两二钱，钤盖县印，列号稽查。”“此水饷之大略也”（卷十七《关征志》）。
        台湾的海商船由当地政府管理。当地政府负责验查船体，核查由厦防厅颁发的船照等。负责台湾民船管理的官员包括台湾满汉御史、台湾海防同知、海防厅巡检等。《台湾通史》卷六《职官志》记载：台湾相关航政官员包括分巡台湾兵备道一员（1684年设），台湾海防同知、“南路理番同知，兼海防”和“澎湖海防同知一员，雍正五年设海防通判”，基隆“光绪元年设海防通判，十三年，升为同知。”台湾县丞“乾隆五十四年，改巡检”，“新庄县丞一员，乾隆三十二年设巡检，隶海防厅。”台湾其他各地还有鹿仔港、新港、下淡水、斗六门等14个地区设立14员巡检。
        明清时期的台湾大商船，多为福建人所造，“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贸易，以博赢利”（《台湾通史》卷二十《粮运志》）。经当代台湾学者研究，清中前期的台湾船，多为郑成功时期的海商船船型。1760年日本幕府为了熟悉访日的中国船只，当时请了专业人员按实船绘制过多艘“唐船之图”（现珍藏在日本松浦史料馆），其中一型的台湾船，即为郑成功水师与荷兰战船作战的远洋武装贸易商船。
       这款标准的台湾远洋船，在建造规范、用料、结构、器具等方面，都能适应东南亚气候、海洋条件及作战等要求。按史载，船只的建造采用福建传统的拼接、捻缝等工艺，船体的甲板、肋骨、龙骨、以及船体都以樟木制作。桅杆2个，船体标准长度约10丈，船宽2.5丈，吃水1丈，载运量五千石左右。
       台湾去往内地与内地赴台的海船，由福建厦门地区的厦防厅负责管理。1719年康熙下令：来往台湾的船只，只准从厦门一个海口出入，以便管理。“凡往台湾之船，必令到厦门出入盘查，一体护送，由澎而台。从台而归者，亦令一体护送，由澎到厦，出入盘查，方许放行。又往台之人，必由地方官给照”（清周凯《厦门志》卷四《防海略·建置》）。
        厦防厅的长官为厦门海防同知，为司口专员，凡渡台及南北经商贩洋的船只出入，挂验牌照，稽查舵、水人等箕斗及搭客姓名、籍贯、给照放行，盘收台运兵谷兵米，传递台湾文书、夹板、管理地方事务等，均由其负责。
        厦门海防同知负责验查来往台湾的船体，以便颁发船照。“清人来后，虽开海禁，而商船渡台者须领照，由厦防厅司之，至则台防同知验之”（《台湾通史》卷十九《邮传志》） 。
       清朝很重视“厦门商舶出入”的管理情况，《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三《列传一百一十·杨廷璋》：“（乾隆）二十九年，廷璋入觐。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奏厦门商舶出入，官署受陋规。”1764年乾隆得知闽浙总督杨廷璋在职期间，当时几任厦门海防同知（“历任厦门同知”）都管理不善，于是决定将杨廷璋解职，“命解任”。
       厦防海防同知司理的汛口，通常称为文汛口，供台湾海商船出入，在厦门城南海沙坡。离文汛口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武汛口，也在海沙坡。武汛口由水师提标中营参将司理。台湾商船出入武汛口，须停船挂验。

台运与商船梁头丈量

        清朝台运，指的是1683年清廷击败郑家军后，清初的一段时期内，将内地每年约10万石的粮食运往台湾以供那里的清军和军属；之后的多数时期是将台湾稻米运至福建供军需使用，因为台湾自古就有“海上米仓”之称，盛产稻谷。康熙、雍正初年时，运往内地的台米年均20万石左右。雍正、乾隆后期为台湾稻谷内销福建的黄金期。雍末乾初，每年内销五六十万石，乾隆中叶达到高潮，年均八十余万石，最多时达九十多万石。
        清初中央政府运给台湾守军粮食的台运，开始以各水师营的军船运输，清胡建伟篡辑的《澎湖纪略》卷十一《武仓》记载澎湖一带的两营水军多用哨船运粮：“向来运米来澎，系两营弁目自备哨船”，“今改归文员办理”，“仍用哨船”。
        由于台湾各军营军事工作繁忙，清政府不久就考虑利用两地的民船进行运输，两地的渔船多不顺路，两地民间商船成为台运的主要运输工具。1750年，清廷规定：去往台湾的各类商船，不管做什么贸易，必须顺路搭运一定量的粮食。《台湾通史》卷二十《粮运志》：“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定分配商船，运赴各仓。此台运之由来也。”“凡商船赴台贸易者，须领照，准其梁头，配载米谷，谓之台运，其事由厦门海防同知司之。”1760年，往来台海的船只出入厦门和台湾港口，都需经过两地海防厅的“给照察验”。《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三《列传一百一十•杨廷璋》记载：乾隆二十四年 “往来台、厦横洋船准运米二百石，塘船六十石。自鹿耳门出至厦门入，皆给照察验。”
       厦门和台湾的海防厅官吏在同知的带领下，负责商船梁头的丈量工作，根据船宽和载重量的多少，来决定配运多少粮食。“（清）初，部议按照梁头，每船配运自一百石至三百石而止。”“定例梁头宽二丈以上者，配运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一百三十石”（卷二十《粮运志》）。
        还比如1809年，按照船梁头一丈以内的厦船和蚶船、一丈至两丈的斛船等商船、两丈以上的横洋船和糖船，来配运谷米。《厦门志》卷六《台运略•配运》：“（嘉庆）十四年、十七年（1812年），议按照梁头配谷：一丈以内配谷九十石，一丈至二丈配谷一百三十石，二丈以外配谷一百八十石。横洋船、糖船仍照旧例。新造斛船，二丈以内配谷一百三十石，一丈以内厦船配谷九十石，蚶船配谷七十石，七、八尺者减半。”
       厦门和台湾的海防厅负责对商船挂验牌照的检查，船舱大小和质量的稽查，测量和审核船只梁头。因工作量太大，1772年改为按照商船的船型和用途，来配运粮食，以石为单位付给船主运输费。“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详定糖船应配百六十石，横洋船八十石”（卷二十《粮运志》）。
        “道光七年（1827年）议定：不计梁头之丈尺、亦不论船之名目，厦船无论大小，配谷一百五十石；蚶船大号配谷一百石、小号八十石；五虎门船与厦船一例配谷。厦门横洋大船照旧配谷一百八十石、糖船照旧配谷三百六十石”（《厦门志》卷六《台运略•配运》）。
        建造专用海漕船进行台运的思路，一些官员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台湾巡道叶世倬就提议用专用漕船，不征用民船。他提议造载运量为二千石的船50艘，这样每年台海两岸的十万石粮谷一次就可以运过去。但台湾县令姚莹认为这样费用很高，且海运漕粮船的“海舟驾驶，三年一修”，也需要大量维修费用。这让叶世倬大为不满，怀疑姚莹不为民为国着想，“世倬疑其有私”，但台湾府的知府方传穟站在姚这一边，认为雇用的台湾商船大多“船料坚固”，且中小船型可分担风险。“民间买货千石，犹必分寄数船，以防意外。”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叶世倬上任台湾巡抚后，“力持前说”，惜不久就离职了，“未及改制而去”（卷二十《粮运志》）。

台湾海战船与船质的“一体详查”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的水师提督施琅率水军27000人，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艍船65艘，击败郑克塽的水军两万余人，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等各式战船约200艘。
        清军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在台湾地区部署战船98艘，至乾隆中期缩编为66艘。据《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台湾文献丛刊【第125种】）前面的“弁言”记载：“台湾（包括澎湖）原为九十八只”，后“减至六十六只。”乾隆中期以后台湾各守军拥有的战船船型、数量和船号如下：
        淡水营：赶缯船2条：“波”字号二号、四号；台湾协标中营：赶缯船10条,双篷艍哨船3条；台湾协标左营：赶缯船？条；台湾协标右营：赶缯船10条：“澄”字号一号至十号。双篷艍哨船4条……
       据以上则例记载：清朝中前期台湾各标营配备的主力战船，都是赶缯船与双篷艍哨船。其中赶缯船是一款大型福船，因船底为防藤壶等海虫腐蚀，常涂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称“白底船”。其中大赶缯船船长36米多， 宽7米左右，24个船舱，可载重1500石。每船配水手30余人，水师80余人。大、中赶缯船均是双桅、双舵 、双铁锚。
        据清巡台御史黄叔璥于雍正年间所著《台海使槎录》记载：清初台湾地区各标营水寨的战船，在福州和台州船厂修造，由“通省内地厅员”负责管理，1695年战船的修造管理归由福建各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负责。可维修的战船在台属三县的船厂“兴修”，后来台湾这98艘战船的质量检查和维修工作，10艘交由台湾道监督，10艘交由台湾府监督，剩下的78艘都由福建的官营船厂修补和维护。
        “台、澎各标营船，初俱分派通省内地厅员修造。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改归内地州县。其尚可休整而不堪驾驶者，内地之员办运工料，赴台兴修，迨按粮议派，台属三县亦分修数只。此非偏庇台属，以内地各厂员多力分，工料俱便。不烦运载，可以克期报竣。后定在近道、府监修。”“乃将台、澎九十八船，内派台湾道、府各十只，余俱派入内地。既而，仍归内地修造。惟未至朽烂，而不堪驾驶者，留台修补。”
       1706年以后，全部战船的质量检查和管理权都归属台湾地方部门，台湾地方部门的“道、镇、协、营、厅、县，共襄厥事”，福州府只修造少部门台湾战船。1725年，清政府在台湾“通达江湖”的海岸边设立台湾总船厂，“每年派道员监督”，台湾和澎湖地区的98艘战船，都归由台湾总厂修造，由道员、副将或参将“公同监视”，“台道、台协监督修造。”“于是，各船尽归台厂，而道、协之责任独重矣”（以上见《台湾府志》卷十一《船政》）。
       《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各省外海战船总略》记载：1749年，朝廷奏准工部的提议，规定各省、道水军的提督和督抚，认真详查旧有和改造了的军船船质，丈量船身尺寸，船只建造规范、建船费用等“一体详查”。1762年，又规定各省、道的巡抚，也要效仿贵州巡抚，率相关专业人员“司员”“详细检查”船体丈尺、做法和须用工料的价值。“将战船成规详查更定”。1769年，在此重申各省应遵守的相关战船质量检查和建船费用审核则例。
        “惟是前项船只，各省标营设立年久，该督、抚等有以旧船丈尺、做法与配驾情形，未能合宜，因拆造之时，将长阔丈尺稍为更变，而名色、号数，仍照从前编定者，有因配驾不同、将丈尺、做法、名色、号数，从新更正者，又有原系分隶各营，而现在归并一处，并将此处船只，改隶他营者，亦有船身丈尺较前稍增，所用银两按数折算数目过多者；只有丈尺较前减少，而声明成造坚固，兼之时价昂贵，用价较前加增者；变更不一，斯章程难定，当于乾隆十三年（1749年），结工部奏请，通行各省督、抚，将旧有各项船只，以及续行改造船只，一体详查。按照船身丈尺、做法，需用工料价值，酌定成规，送部查核。”“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钦奉谕旨”：“其各省战船，行令各督、抚，详查核议，奏报到部，再行编辑成书，颁行各省遵照办理。”
        《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则例》卷一《福建省外海战船做法（一）》记载：乾隆时期，海外各省战船的检查。包括应查船体某处朽坏，船用设备和器具的损坏，“但查船只应行修换处所，原应按照各项器物实在朽损丈尺名目据实更换；或今次修换，下次尚属坚固；或今次未修，下次朽坏不堪，情形非一，工料自不能一律相同。”
        1762年，清政府批评一些沿海省、道的水师，不仔细查勘船质，而是到期维修和拆造，不根据船只的实际情况，“最为恶习”。乾隆提出要向山东水师学习：“钦奉上谕”：山东战船经过质量检查，“验明船板钉锔尚属坚固，毋庸拆造，”山东登州的海战旧船，每年都要进行质量检查，包括检查船板的钉锔是否坚固，如果检查损坏严重，将进行拆造或大修。希望各省、道的总督、督抚和将军等，对船质进行仔细检查，“令其一体实力查验”。清政府此后还将此管理法式定为各省检查则例。
        由各省（包括台厦道）总督、督抚，派专员“勘明”验实旧船质量，“各省战船有届应修造，勘明船身尚属坚固。”将需换的船体损坏部位的物料、丈尺、器具名目，呈报至兵部，送军机处，查实后“派员验修”。“嗣后各省督、抚，凡有委员勘明实应大修、小修船只，饬令承办之员，将应行修换物料丈尺、器具名目，确查呈报。由各该督、抚派员验修”（卷一《福建省外海战船做法（一）》）。

用解放台湾这个词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