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郑氏武装海商集团

郑芝龙的武装船只

        明末郑芝龙建立的民间强大武装船队,屡次置荷兰战船与各国海盗船于中国海疆之外。郑芝龙死后,其子郑成功依靠强大的武装船队力量,反清复明,并赶走荷兰殖民者，解放了台湾。武器装备的精良与船队卓有成效的管理,是郑氏船队驰骋东南亚海域几十年成为当时东方海洋领域唯一强权的可靠保障。
        乱世枭雄
        郑芝龙(1604年～1661年)，小名一官，福建南安人，郑成功之父。在欧洲文献中，郑芝龙以一官闻名于世。1623年,郑芝龙跟随舅舅,租赁泉州大船商李旦(约1560年～1625年)的一艘海船，前往菲律宾、日本等地,学会了葡萄牙语。后被李旦赏识,交给他一批船让他到越南做生意。天启四年(1624年)，郑芝龙被船王李旦派到澎湖，当时澎湖被荷兰人统治，郑芝龙代表李旦集团与荷兰海军合作。荷兰击败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当时远东海上统治者，他们成立的军事和经贸统一体“东印度公司”抢劫所经海域的各国商船，以垄断这一地区贸易。郑芝龙率领的中国民间武装船队与“东印度公司”合作，也间接沦为国际海盗船队。
        郑芝龙的父亲是泉州厂库的官员，熟悉军器的保管及检查业务，幼时的耳濡目染，使得他对各类武器的保养及检查工作性质也有所了解。
        郑芝龙率领的武装船只继承了中国福建战船的特点：明中期在福建抗击倭寇的戚继光(1528年～1588年)在他的兵书《纪效新书》卷十八《治水兵篇》中记载了中国福建战船的种类：“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海沧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然二项船(福船和海沧船)皆只可犁沉贼舟”。苍船和艟乔船为短兵相接的近战海船，除此之外还有备哨船型的开浪船、网船和八桨船等战船。
        郑芝龙船队拥有一整套海上作战体系，并配备火器，为澎湖的荷兰殖民者立下了不少“功劳”，使得东印度公司在航运贸易上独霸一方。郑芝龙平时很注意对船上设备和火器的检查，恰如戚继光儿子记载戚继光检查船上军器那样，《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九《查覆军器》记载：“……或交代侵渔，一遇调遣，仓惶无备，……今立定格，……照册查验一次，每季本将查点一次，每月本千、把总查点一次。下班之期，委官查交……上班之日，照册查点。”明朝万历年间的《福州府志》卷二十二《兵戎志四·戎器》记载：“兵器、甲胄、干戈之属，卫所军匠为之。有定式，有成数，都指挥视其利钝，而藏之库。三卫旧各有库。……铳炮、火箭、喷筒之属，谓之火器”，郑芝龙的武装船队规模不大，却已初具一支强大水军所拥有的实力。
        郑芝龙之前，李旦是明末十七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最有名的船王，日本、菲律宾和台湾等地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他。如菲律宾《世界日报》2007年3月25日一篇文章《十七世纪初菲律宾的一位传奇性华人——李旦》记载：李旦担任庞大的厦门海上贸易网络的首领达三十年。他在菲律宾收藏的财富引起了当地西班牙殖民者的嫉妒，西班牙人没收了他在群岛的财产，包括四万多块金条。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写的《明末侨寓日本之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见《东洋学报》23卷3期,1936)，对李旦有全面仔细的研究。据岩生成一记载，李旦是泉州人，被称为Captain China，他的武装船队来往于东南沿海各国港口，并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人来往，后因无法给英国人提供足够多的贸易份额，导致英国商馆借贷出的大额贷款无法收回，1625年，李旦押船满载着绸缎从台湾前往日本，数日后去世，有人推断他在日本与英国商人处理经济纠纷时，被英国人暗害。李旦死后，郑芝龙掌握了李旦的船队、人脉和资产。《重纂福建通志》记载郑芝龙1626年船队登录福建时的景象：“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郑芝龙船队成为李旦之后中国海上最大的武装商贸集团。
        反戈一击
        为了给李旦报仇，郑芝龙与西方人反目为仇。他不断劫持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商船，并规定“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1627年泉州知府蔡善继借昔日情分，游说郑芝龙归顺明朝，崇祯元年(1628)9月郑芝龙率船队投靠明朝，崇祯帝下旨“纳海寇郑芝龙投降”(《崇祯长编》卷十一)。郑在福建任“海防游击”一军职，拥有战船千余艘，水军三万多人。这一年，郑芝龙船队代表明朝水军与荷兰船队打了一场海战。
        战前，郑芝龙查看了船队400多艘戎克战船与其他600多艘战船的船体质量。被西方人称为“戎克船”的中国帆船，多为明代水师海上主战船——福船。福船底尖上阔，两端有厚厚的防护船板。大型福船有四层楼船：顶层设置战墙与火炮，居高临下，利于火器进攻；三层是水兵操作场所；二层为休息层，底层为矩形的中空盒子，船内有多道防水措施。《明史》卷九十二《兵四·火器、车船》记载：“(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舵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伏发，可顺风行。”郑芝龙十分器重自己船队中的精锐力量，他有20多艘大“戎克船”，每船都分别架有16、20至36门不等的大炮，火力威猛。
        1628年，郑芝龙船队在福建东山岛海域，伏击了荷兰船队，捕获荷兰人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并攻入厦门港，再俘虏两艘荷兰船。
        1633年7月，台湾总督荷兰的普特曼斯派出8艘战舰，偷袭击沉了刚刚停靠在厦门港内的郑芝龙20多艘精锐战船，平均每船都安有20多门火炮。郑芝龙大怒，决心伏击荷兰战船船队。
        战前，郑芝龙注重对船队船只状况的维护和检查。中国船队技术官员检查船顶层甲板的坚固度，以保障船炮开火时甲板有足够的承受力。船队技术官员仔细检查船体的强度：包括船壳、船底板的厚度，以便作战时不被敌船击垮。郑芝龙去过很多国家，熟知西方人的海船特性。当时中国人称呼西方船为夹板船，即拥有双层甲板。其实西方的船也有单层甲板的。西方船当时有卡拉克海帆船、卡拉维尔快帆船、盖伦大战船。他们的造船技术没有中国的先进，没有水密隔舱技术，但西方帆船在船只纵向长度的船肋骨位置加强了结构强度，使得船只承载量大，能承受更多火炮一起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因此，西方帆船的船炮火力比中国的要强。
        郑芝龙的船队技术官员查看船帆的质量。当时给船提供动力的主要船上设备就是船帆。中国船帆多为硬式长方形船帆，这些帆升降容易，调整风向也大大节省人力。但中式船帆不能升得过高，过高会影响船只稳性，因此中式船帆提供的风力比不上西方的三角帆。三角帆为软质船帆，需要多人操纵，操作起来也很麻烦，但船桅可建得很高，不影响稳性。西方帆船的速度比中国战船要快。
        检查完船质，加强船体强度与火炮设置后，1633年9月，郑芝龙水军在福建漳州港口誓师出发。其水军战术就是依靠战船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多艘船围攻一艘荷兰战船。依靠此战术，他们在澎湖击毁一艘荷兰船，淹死荷兰水兵百余名。10月郑芝龙船队150艘战船包括50艘大福船，围攻9艘荷兰大战船组成的水军，击沉荷兰夹板巨舰5艘，中小型战船50多艘，活捉荷兰水兵118人，迫使敌船队逃回台湾，史称“科罗湾大捷”。“科罗湾大捷”后，荷兰人开始每年向郑芝龙缴纳12万法郎的保护费，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才能安全通过中国水域。郑芝龙武装船队开始了十余年之久的远东海洋强权统治。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庭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兼都督同知；后又升迁至南安伯、平虏候、平国公。福建巡抚上书表奏：“芝龙果建奇功，虏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
        后继有人
        郑芝龙任福建总兵兼都督同知，“全闽兵马钱粮”不从明官府领取，而是“皆领于芝龙兄弟”。郑芝龙之子郑成功(1624年～1662年)1645年被明隆武帝赐姓朱，被称“国姓爷”。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入关，在福州登基的明朝隆武帝朱聿键被俘后绝食自杀。明大势已去，郑芝龙水军8月五六百艘战船退入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导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闽北。11月郑芝龙不听儿子郑成功的苦谏，率船队往福州降清，被授予清朝闽粤总督。
        1650年郑成功在金门和厦门联合郑芝龙船队旧部4万余人。1658年郑成功军队二征南京时有“甲士十七万，铁人八千，战船八千”(夏琳《海纪辑要》)，为了实现“以商养军”目的，从1647年到1662年期间，郑成功的80多艘船的商贸船队，每年在南洋和日本获得的贸易利润达234至269万两白银，占其军费和财政开支400万两的60%以上。郑成功的商船中有“口船”和“奥船”这两类。
        日本长崎港称郑成功商船队中来自江苏、浙江的商船为“口船”，来自福建、广东、台湾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商船为“奥船”，其乘员均限于中国人(大庭修《关于江户时代中国船漂流日本的资料》见《日本研究》1987年第二期)。
        船队出海前，郑成功命各船纲首检查船况，商船队中的“口船”，其实就是江、浙一带“沙船”，方头方尾的大型平底帆船，宜于在水浅滩多的复杂航道中航行。载重量大，可载货物四千(约五百吨)，至八九千石(约一千二百吨以上)。纲首查看口船的桅帆质量，大沙船安置有多桅多帆，载重量大，航速不如奥船快。纲首查看船内部情况：“口船”甲板面宽敞，采用大梁拱，使甲板能迅速排浪，但干舷较低，遇大风浪容易进水，因此纲首强调船体四周要“增以舷栅，江海是宜”(清魏源《圣武记》卷十四)。
        纲首检查“奥船”船体：奥船中的广船船体多呈V字型，上宽下窄，宜于在风浪大的深海中航行，广船结构坚固，船主梁、横梁木料采用的多为坚固耐用的铁犁木；纲首检查广船的帆叶是否坚固，广船的帆面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帆宽超过了船只宽度。纲首检查奥船中的福船船体：福船船身高大，一般有三至四层，多为作战用楼船。福船头尾上翘，尖底,小方头大方尾,两侧有护舷板，船身较短。福船多为明朝水师的主要战船,进行商贸活动时上面也有押运士兵。纲首主要检查船用设备如双舵转向设备,使之在深水和浅水区都能航行自如;纲首检查堆放在土石压舱和三层各舱中的货物,估算好载重量,以免船只超载。一般说来,“奥船”的平均载重量为160万斤(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P648)。
        据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654年11月至1655年9月期间，入日本长崎港的中国帆船共70艘，“上述帆船除运载14.01万斤生丝外，还运来了大量的丝织品及其他货物。这些，几乎都结在国姓爷账上”(岩生成一《近世日中贸易数量的考察》)。
        有了可靠的经济来源，郑成功开始以厦门为基地，大造海战船“三桅炮船”。他命部下从福建东部、浙江台州、温岭、暹罗国(今泰国)等地购买了大量造船木料，从日本购买了油麻铁钉等造船材料，还向葡萄牙、印尼等国购买舰用红夷炮、铜百子炮等，由有经验的船匠负责造船。船官负责检查船用设备和武器质量，以保障新建战船具备强大的战斗力。船官查看“三桅炮船”的船体，这是一种大型福船，“三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五层，船面设楼，高如城”，船上配红夷炮和铜百子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船官重点查验千斤佛郎机，这是郑成功根据在泉州得到的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的“发贡”重炮，大批量仿制的国产舰炮，其炮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比当时英国最先进的船上重炮射程还要远。
        1661年郑芝龙劝降不成，郑芝龙及全家十一口被清廷斩杀于北京菜市口。
        同年，郑成功率领各路精锐水军齐聚澎湖,“各船俱齐到澎湖,分各屿驻扎”(《延平王户官杨瑛〈从征实录〉》)。郑成功命水军技术官员查看船况外,还派属下何斌测绘了一条可行大船的北航道。400艘战船与25000名士兵组成的水师登陆台湾沿海，击沉荷兰主力战船“海克托”号后，与守岛的荷兰军队进行反复拉锯战，于1662年2月彻底解放了台湾。
        清政府眼看郑成功军事势力越来越强大，也开始重视战船建造。清廷派户部尚书车克亲往江南“督造战船”。
        康熙元年(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因劳累过世，终年39岁。郑成功的水军继承他的遗志，一直在台湾抵抗清军的侵剿。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建造的战船数量增多，战船质量也大有提高。如1679年，福州造大战船400艘，潮州造大型运粮船100艘，又从浙江调来100艘战船，加上原来的战船，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从中挑出精良战船300艘，于1683年前往台湾攻打郑成功水师。经七天激战后，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审时度势，归顺清朝，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

郑芝龙的武装船只

        明末郑芝龙建立的民间强大武装船队,屡次置荷兰战船与各国海盗船于中国海疆之外。郑芝龙死后,其子郑成功依靠强大的武装船队力量,反清复明,并赶走荷兰殖民者，解放了台湾。武器装备的精良与船队卓有成效的管理,是郑氏船队驰骋东南亚海域几十年成为当时东方海洋领域唯一强权的可靠保障。
        乱世枭雄
        郑芝龙(1604年～1661年)，小名一官，福建南安人，郑成功之父。在欧洲文献中，郑芝龙以一官闻名于世。1623年,郑芝龙跟随舅舅,租赁泉州大船商李旦(约1560年～1625年)的一艘海船，前往菲律宾、日本等地,学会了葡萄牙语。后被李旦赏识,交给他一批船让他到越南做生意。天启四年(1624年)，郑芝龙被船王李旦派到澎湖，当时澎湖被荷兰人统治，郑芝龙代表李旦集团与荷兰海军合作。荷兰击败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当时远东海上统治者，他们成立的军事和经贸统一体“东印度公司”抢劫所经海域的各国商船，以垄断这一地区贸易。郑芝龙率领的中国民间武装船队与“东印度公司”合作，也间接沦为国际海盗船队。
        郑芝龙的父亲是泉州厂库的官员，熟悉军器的保管及检查业务，幼时的耳濡目染，使得他对各类武器的保养及检查工作性质也有所了解。
        郑芝龙率领的武装船只继承了中国福建战船的特点：明中期在福建抗击倭寇的戚继光(1528年～1588年)在他的兵书《纪效新书》卷十八《治水兵篇》中记载了中国福建战船的种类：“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海沧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然二项船(福船和海沧船)皆只可犁沉贼舟”。苍船和艟乔船为短兵相接的近战海船，除此之外还有备哨船型的开浪船、网船和八桨船等战船。
        郑芝龙船队拥有一整套海上作战体系，并配备火器，为澎湖的荷兰殖民者立下了不少“功劳”，使得东印度公司在航运贸易上独霸一方。郑芝龙平时很注意对船上设备和火器的检查，恰如戚继光儿子记载戚继光检查船上军器那样，《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九《查覆军器》记载：“……或交代侵渔，一遇调遣，仓惶无备，……今立定格，……照册查验一次，每季本将查点一次，每月本千、把总查点一次。下班之期，委官查交……上班之日，照册查点。”明朝万历年间的《福州府志》卷二十二《兵戎志四·戎器》记载：“兵器、甲胄、干戈之属，卫所军匠为之。有定式，有成数，都指挥视其利钝，而藏之库。三卫旧各有库。……铳炮、火箭、喷筒之属，谓之火器”，郑芝龙的武装船队规模不大，却已初具一支强大水军所拥有的实力。
        郑芝龙之前，李旦是明末十七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最有名的船王，日本、菲律宾和台湾等地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他。如菲律宾《世界日报》2007年3月25日一篇文章《十七世纪初菲律宾的一位传奇性华人——李旦》记载：李旦担任庞大的厦门海上贸易网络的首领达三十年。他在菲律宾收藏的财富引起了当地西班牙殖民者的嫉妒，西班牙人没收了他在群岛的财产，包括四万多块金条。日本学者岩生成一写的《明末侨寓日本之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见《东洋学报》23卷3期,1936)，对李旦有全面仔细的研究。据岩生成一记载，李旦是泉州人，被称为Captain China，他的武装船队来往于东南沿海各国港口，并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人来往，后因无法给英国人提供足够多的贸易份额，导致英国商馆借贷出的大额贷款无法收回，1625年，李旦押船满载着绸缎从台湾前往日本，数日后去世，有人推断他在日本与英国商人处理经济纠纷时，被英国人暗害。李旦死后，郑芝龙掌握了李旦的船队、人脉和资产。《重纂福建通志》记载郑芝龙1626年船队登录福建时的景象：“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郑芝龙船队成为李旦之后中国海上最大的武装商贸集团。
        反戈一击
        为了给李旦报仇，郑芝龙与西方人反目为仇。他不断劫持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商船，并规定“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1627年泉州知府蔡善继借昔日情分，游说郑芝龙归顺明朝，崇祯元年(1628)9月郑芝龙率船队投靠明朝，崇祯帝下旨“纳海寇郑芝龙投降”(《崇祯长编》卷十一)。郑在福建任“海防游击”一军职，拥有战船千余艘，水军三万多人。这一年，郑芝龙船队代表明朝水军与荷兰船队打了一场海战。
        战前，郑芝龙查看了船队400多艘戎克战船与其他600多艘战船的船体质量。被西方人称为“戎克船”的中国帆船，多为明代水师海上主战船——福船。福船底尖上阔，两端有厚厚的防护船板。大型福船有四层楼船：顶层设置战墙与火炮，居高临下，利于火器进攻；三层是水兵操作场所；二层为休息层，底层为矩形的中空盒子，船内有多道防水措施。《明史》卷九十二《兵四·火器、车船》记载：“(福船)能容百人。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舵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伏发，可顺风行。”郑芝龙十分器重自己船队中的精锐力量，他有20多艘大“戎克船”，每船都分别架有16、20至36门不等的大炮，火力威猛。
        1628年，郑芝龙船队在福建东山岛海域，伏击了荷兰船队，捕获荷兰人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并攻入厦门港，再俘虏两艘荷兰船。
        1633年7月，台湾总督荷兰的普特曼斯派出8艘战舰，偷袭击沉了刚刚停靠在厦门港内的郑芝龙20多艘精锐战船，平均每船都安有20多门火炮。郑芝龙大怒，决心伏击荷兰战船船队。
        战前，郑芝龙注重对船队船只状况的维护和检查。中国船队技术官员检查船顶层甲板的坚固度，以保障船炮开火时甲板有足够的承受力。船队技术官员仔细检查船体的强度：包括船壳、船底板的厚度，以便作战时不被敌船击垮。郑芝龙去过很多国家，熟知西方人的海船特性。当时中国人称呼西方船为夹板船，即拥有双层甲板。其实西方的船也有单层甲板的。西方船当时有卡拉克海帆船、卡拉维尔快帆船、盖伦大战船。他们的造船技术没有中国的先进，没有水密隔舱技术，但西方帆船在船只纵向长度的船肋骨位置加强了结构强度，使得船只承载量大，能承受更多火炮一起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因此，西方帆船的船炮火力比中国的要强。
        郑芝龙的船队技术官员查看船帆的质量。当时给船提供动力的主要船上设备就是船帆。中国船帆多为硬式长方形船帆，这些帆升降容易，调整风向也大大节省人力。但中式船帆不能升得过高，过高会影响船只稳性，因此中式船帆提供的风力比不上西方的三角帆。三角帆为软质船帆，需要多人操纵，操作起来也很麻烦，但船桅可建得很高，不影响稳性。西方帆船的速度比中国战船要快。
        检查完船质，加强船体强度与火炮设置后，1633年9月，郑芝龙水军在福建漳州港口誓师出发。其水军战术就是依靠战船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多艘船围攻一艘荷兰战船。依靠此战术，他们在澎湖击毁一艘荷兰船，淹死荷兰水兵百余名。10月郑芝龙船队150艘战船包括50艘大福船，围攻9艘荷兰大战船组成的水军，击沉荷兰夹板巨舰5艘，中小型战船50多艘，活捉荷兰水兵118人，迫使敌船队逃回台湾，史称“科罗湾大捷”。“科罗湾大捷”后，荷兰人开始每年向郑芝龙缴纳12万法郎的保护费，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才能安全通过中国水域。郑芝龙武装船队开始了十余年之久的远东海洋强权统治。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庭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兼都督同知；后又升迁至南安伯、平虏候、平国公。福建巡抚上书表奏：“芝龙果建奇功，虏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
        后继有人
        郑芝龙任福建总兵兼都督同知，“全闽兵马钱粮”不从明官府领取，而是“皆领于芝龙兄弟”。郑芝龙之子郑成功(1624年～1662年)1645年被明隆武帝赐姓朱，被称“国姓爷”。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入关，在福州登基的明朝隆武帝朱聿键被俘后绝食自杀。明大势已去，郑芝龙水军8月五六百艘战船退入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导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闽北。11月郑芝龙不听儿子郑成功的苦谏，率船队往福州降清，被授予清朝闽粤总督。
        1650年郑成功在金门和厦门联合郑芝龙船队旧部4万余人。1658年郑成功军队二征南京时有“甲士十七万，铁人八千，战船八千”(夏琳《海纪辑要》)，为了实现“以商养军”目的，从1647年到1662年期间，郑成功的80多艘船的商贸船队，每年在南洋和日本获得的贸易利润达234至269万两白银，占其军费和财政开支400万两的60%以上。郑成功的商船中有“口船”和“奥船”这两类。
        日本长崎港称郑成功商船队中来自江苏、浙江的商船为“口船”，来自福建、广东、台湾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商船为“奥船”，其乘员均限于中国人(大庭修《关于江户时代中国船漂流日本的资料》见《日本研究》1987年第二期)。
        船队出海前，郑成功命各船纲首检查船况，商船队中的“口船”，其实就是江、浙一带“沙船”，方头方尾的大型平底帆船，宜于在水浅滩多的复杂航道中航行。载重量大，可载货物四千(约五百吨)，至八九千石(约一千二百吨以上)。纲首查看口船的桅帆质量，大沙船安置有多桅多帆，载重量大，航速不如奥船快。纲首查看船内部情况：“口船”甲板面宽敞，采用大梁拱，使甲板能迅速排浪，但干舷较低，遇大风浪容易进水，因此纲首强调船体四周要“增以舷栅，江海是宜”(清魏源《圣武记》卷十四)。
        纲首检查“奥船”船体：奥船中的广船船体多呈V字型，上宽下窄，宜于在风浪大的深海中航行，广船结构坚固，船主梁、横梁木料采用的多为坚固耐用的铁犁木；纲首检查广船的帆叶是否坚固，广船的帆面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帆宽超过了船只宽度。纲首检查奥船中的福船船体：福船船身高大，一般有三至四层，多为作战用楼船。福船头尾上翘，尖底,小方头大方尾,两侧有护舷板，船身较短。福船多为明朝水师的主要战船,进行商贸活动时上面也有押运士兵。纲首主要检查船用设备如双舵转向设备,使之在深水和浅水区都能航行自如;纲首检查堆放在土石压舱和三层各舱中的货物,估算好载重量,以免船只超载。一般说来,“奥船”的平均载重量为160万斤(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P648)。
        据16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654年11月至1655年9月期间，入日本长崎港的中国帆船共70艘，“上述帆船除运载14.01万斤生丝外，还运来了大量的丝织品及其他货物。这些，几乎都结在国姓爷账上”(岩生成一《近世日中贸易数量的考察》)。
        有了可靠的经济来源，郑成功开始以厦门为基地，大造海战船“三桅炮船”。他命部下从福建东部、浙江台州、温岭、暹罗国(今泰国)等地购买了大量造船木料，从日本购买了油麻铁钉等造船材料，还向葡萄牙、印尼等国购买舰用红夷炮、铜百子炮等，由有经验的船匠负责造船。船官负责检查船用设备和武器质量，以保障新建战船具备强大的战斗力。船官查看“三桅炮船”的船体，这是一种大型福船，“三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五层，船面设楼，高如城”，船上配红夷炮和铜百子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船官重点查验千斤佛郎机，这是郑成功根据在泉州得到的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的“发贡”重炮，大批量仿制的国产舰炮，其炮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比当时英国最先进的船上重炮射程还要远。
        1661年郑芝龙劝降不成，郑芝龙及全家十一口被清廷斩杀于北京菜市口。
        同年，郑成功率领各路精锐水军齐聚澎湖,“各船俱齐到澎湖,分各屿驻扎”(《延平王户官杨瑛〈从征实录〉》)。郑成功命水军技术官员查看船况外,还派属下何斌测绘了一条可行大船的北航道。400艘战船与25000名士兵组成的水师登陆台湾沿海，击沉荷兰主力战船“海克托”号后，与守岛的荷兰军队进行反复拉锯战，于1662年2月彻底解放了台湾。
        清政府眼看郑成功军事势力越来越强大，也开始重视战船建造。清廷派户部尚书车克亲往江南“督造战船”。
        康熙元年(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因劳累过世，终年39岁。郑成功的水军继承他的遗志，一直在台湾抵抗清军的侵剿。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建造的战船数量增多，战船质量也大有提高。如1679年，福州造大战船400艘，潮州造大型运粮船100艘，又从浙江调来100艘战船，加上原来的战船，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从中挑出精良战船300艘，于1683年前往台湾攻打郑成功水师。经七天激战后，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审时度势，归顺清朝，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