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水师与海禁

  明末水军与清初水师都注重对海上战船的建造与检查，清朝建立后，清廷为防郑成功水军，继续大造战船，同时实行海禁，进行严格的船只管理。
        明末水军与清初水师战船检查
        明末，崇祯皇帝既要对抗北部清军和李自成起义军的进攻，又要抵御南部郑氏武装船队的进攻，疲于奔命，于是准备大造海船。先是兵部大臣向皇帝要三千艘战船，然后工部回复：按照客观规律和“会典旧例”，包括材料“油钉板木”的供给，船只质量的保障等问题，只能造1500艘战船。《明季北略》卷十八《崇祯十五年壬午·造船航海》：“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兵科都给事中鲁应遴，时最铮铮，首建策曰：……谓造船三千”。“工部覆曰：造船固系臣衙门责任，但会典旧例，因兵事兴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认造一千五百。上允之。著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然起工估计，仍是工部职掌。……每船价值，计银二千两。……工部初意，实欲向兵部措银几万，……其事则究归工部，……油钉板木，无从置买，匠作……，亦无从觅雇，……臣部适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厂。……时为（1642年）十二月初也。”
        1642年底，明崇祯帝听取了工部的回复，命工部造船主事朱正色正式前往淮安的清江船厂督造海船。明末淮安的清江船厂主要生产内河漕运船和“直隶、南京、中都、江北、山东、北直隶等总浅船”，总浅船属近海漕运船，与远海作战海船差距较大。朱正色先是监造一小批海战船作试验，看是否符合南北方远洋作战要求。
        作为造船主事，朱正色负责遵守与制订船质查验的“法例”与“兴革”事项。明席书编撰的《漕船志》记载的就是淮安清江船厂厂规条约。如《漕船志》卷七《兴革·置牌催攒船工》：“……如有仍前延缓，浪用木料，造不如式，船不坚固者，本部查验得出，定行重究不贷。”
        朱正色对建造中的这一小批海战船，进行突击性监督质量检验，《漕船志》卷七《兴革·定船式》有类似记载，“本部不时按临查验”，包括对楠木船料的检查、船只结构和“钉灰油麻等料”的检查，“如有板薄、钉稀、麻朽、油杂，造不合式，艌不如法者”，将对相关人员予以严罚。
        这一小批海战船造出后，朱正色查验船质情况，“板木不同，钉铁不同，式样不同，航艉不同，索揽器用不同”，认为造出的船型还是内河船，不符合远海作战与航行要求，如果大批量生产1500艘这样的“海战船”，将严重危及明朝命运。于是朱正色向崇祯皇帝建议，不在淮安船厂造海战船。朱正色是从战船建造过程中得到各阶段的质量检验、试验与试航结果的专业角度上谏的：“臣所督造者，由闸运粮腹里之船，非乘风破浪航海之船也。航海与腹里，板木不同，钉铁不同，式样不同，航艉不同，索揽器用不同。”
        他请求在造船技术条件更成熟的广东与福建船厂建造1500艘海战船。崇祯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年“敕两广督台与福建开府”，准备造船。闽粤“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造船之说，不必议可也”（以上见《明季北略》卷十八《崇祯十五年壬午·造船航海》）。
        由汉人统治几百年的明朝，从不对其他国家妥协。明廷宁可亡国，也不与清军或李自成的起义军谈判，或签订某某条约。于是，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在景山自缢，明朝灭亡。同年十月，清朝赶跑李自成，定都北京。
        清朝于1644年立国，入关前在吉林和黑龙江就有八旗水师，“其内河水师，天聪十年（1636年），自宁古塔（今黑龙江牡丹江市一带）征瓦尔喀，以地多岛屿，初造战船。”“天命元年（1616年），以水师，循乌勒简河，征东海萨哈连部落”（《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清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补充满清水师“至乌勒简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沿河三十六寨。”
        清初外海水师据《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记载：“顺治初（1644年），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八年（1651年），始于沿江、沿海各省，循明代旧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以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除设立水师建制外，1651年清廷还在各省设修造船厂。
        清初船厂的战船造好后，按照质量检查条例，先由各省的造船承修官与各道的造船督修官，检查船质；然后省府的总督委派的中军等高官，到船厂再查验一次船质；最后，接收战船的水师营官进厂认真检查战船质量。没有问题后，水军士兵将战船驶回水寨，正式纳入当地的水师战斗编制。据《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三《闽浙总督范时崇奏为遵旨覆郭王森条陈海防十事折》记录，1711年，清廷还针对战船质量检查官员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条例：“嗣后，有营员包修战船，承修知府与该营将官革职，督修道员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督、抚、提、镇，各降一级调用。”
        车克造船与施琅水师
        1659年，清廷委户部尚书车克前往江南造战船：“（顺治）十六年（1659年）命（车克）赴江南督造战船，……防郑成功”（《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八《车克》）。
        清朝的江南省是今江苏与安徽省的统称。顺治初年（1644～）江南水师包括京口（京口地处长江下游与江南运河的北口，地势险要）左右两路水师、江南提督水师标兵，以及江南六十几个兵营里的战船部队，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有战船530余艘，多为巡船、小快船、多橹哨船等中小型海战船（以上见《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
        车克为此督造了一批大中型战船，包括京口营船、大小号赶缯船、沙船等，以补充江南水师实力。船造好后，车克注重对船体尺寸的检查。他严格按照《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五《船政》记载中的则例查验船质：“江南修造战船，应用板片厚薄，铁钉数目，照浙省所定分寸。沙船一尺三钉，赶缯船尺板四钉。京口营船（船体长）九丈以外，梁头、栈板，均净厚三寸；（京口营船船体长）九丈以内梁头、栈板，净厚二寸八分，量定三寸三分用一钉就，以收一尺三钉之实。（江南的）苏、狼、川、吴等营，船身长四丈七尺至十一丈，板厚二寸二分至三寸六分，每板一尺，用三四钉，有差。”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基本平定陆上三大军事势力的三藩后，着手对台湾郑成功后裔船队的进攻准备。他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同时负责“整船”、“兼工制作器械”的工作。据《靖海纪事》卷上《尽陈所见疏》（施琅亲写的奏折）记载：施琅开始“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作器械，躬亲挑选整搠”，数月后，使“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施琅（1621年～1696年），清初著名军事家，最早为郑芝龙手下部将，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 顺治六年（1649年）又叛清，加入郑成功的水军，战功卓著。后因战术理念矛盾，与郑成功积怨日深：郑先是消弱施的兵权，令其赋闲在家，后对施的战功视而不见；施不给郑面子，公正杀了犯死罪的郑的亲随；郑大怒， 逮捕了施父、施本人与施弟；施琅设计逃跑；郑怒杀其父与弟；施琅最终再次被迫降清，1662年任福建水师提督，1667年被鳌拜免去水师提督一职。康熙除掉鳌拜后，施琅重新得到重用。1679年施琅“废寐忘食”“整船”，包括从福州船厂建造出的400艘大战船，浙江调来的100艘战船，福建水师原来的大小战船100艘，“福建水师，顺治十三年（1656年）始设，福建水师三千人，唬船、哨船、赶缯船、双篷船百余艘”（《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加上潮州船厂建造的大型运粮船100艘，施琅通过查看船质，“重以夹板船之精尖”（《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从中精选出300艘大型战船，组成攻打台湾的船队。
        当时福建船厂的船质检查则例规定了文官为主、武官为辅的质量查验原则，1678年康熙下令兵部派管船官员下各省船厂，每厂要有司官文员二人驻扎监管造船：“（康熙）十七年（1678年），谕各省战船或修或造，差各部贤能司官二人前往督理，钦此。”（《四库全书·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五《船政》）。大战船修造好后，船厂的承修官与督修官在文官的监管下验收船只，接收战船的武官进驻船厂，与当地各级管理船厂的技术官员勘验船质完毕，战船正式入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六《工部·船政·战船一》记载福州船厂等福建船厂“每年委道员一人监修，遴选副将或参将一人，公同监修，会同布政使确估兴工。道员许遴委同知、通判，每厂各一人。副将许遴委都司、守备，每厂各一人，分司其事。”
        施琅率船队浩浩荡荡向着台湾驶去，经过一番海战，1683年8月郑成功之孙郑克爽率军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施琅统一台湾后，致力于台湾建设，不报私仇，妥善安排郑氏后人与降军的生活，使康熙深为感动，曰：“（施琅）戢兵而宣德意，受降而不报私仇，调度周详，朕甚嘉叹”（《靖海纪事》卷下《敕建碑文》）。
        初次海禁时的船只督查
        明末万历至崇祯年代实行的海洋开放政策,造就了郑氏武装海商集团几十年东南沿海海上霸权的辉煌。自郑成功以清朝为敌,清廷为抵御郑成功船队的进攻,开始实行初次(1655年～1683年)的海禁政策。
        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下令禁海，光绪版《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十二第776条：“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或将达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至单桅小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附近处捕鱼取薪，营汛官兵不许扰累。”当地相关检查人员严格检查海船的“执照”：两桅以上的“有执照许令出洋”的海船，可以出海经商；百姓捕鱼与载运生活日常品的单桅小海船，需要“领给执照”后，才可在“沿海附近”活动，不能出洋，当地军事巡逻船也“不许扰累”其作业或运输。
        清朝的海船“执照”，指的是船只营运许可证，船主和海商申请营运后，由沿海州县官府颁发营运执照，一般有效期为三年，执照分三联，一份官府保存，一份分司存查，一份船主使用。船主手中的“执照”供相关官员上船查核，对照船只与船货情况一一验收。
        两桅以上海船出洋经商，需到当地衙府进行登记审核。登记内容包括姓名、年貌、籍贯及船员状况等，以备汛口查验。登记内容审查过关后，要由保长、豪绅或一般地方官出具一份担保文书，担保船商身份、行为清白且符合出洋经商条件。官府签发出海经商执照。汛口官员验查执照外，还检查海船的船身烙号刊名，鉴别是商船还是渔船。汛口官员还查看船上人员的腰牌。当时，商船与渔船上的船户，都配发了腰牌；除船户外，出海经商的舵工、水手、船商与船客，也都配有腰牌。
        清代的初次禁海，规定远远没有以后的严厉，而且还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两桅以上的大海船，只要颁发执照，就不算“擅造”，官府和百姓都可建造与出洋；单桅小海船，只要有执照，即可“捕鱼取薪”，且当地驻扎的水师巡逻船不许“扰累”这些船只。
        1656年清廷向郑成功活动频繁的沿海各省府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再发谕令：“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交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十二），1656年的禁海令还是强调船只执照问题，若无执照，“商民船只私自下海”且与郑成功交易者，犯死罪；禁海令还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船主间相互监督检查，出事行使连坐制；同时沿海官府的相关官员，要担负起检查“盘诘”船只状况的职责。“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者，俱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者，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船只，及可泊船舟之处，严敕防守”（《清世祖实录》卷一百零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屈大均（1630年～1696年）《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法律规定：“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戳”，对出海的商船与渔船检查更为严格，丈量船体，超出规定尺寸，都要抓起来问罪。同时率先在福建推出迁海令，“迁沿海居民”“三十里以外”（清陈寿祺《重篡福建通志》卷八十五《海防》）。进入康熙时代，康熙在1671年重申海禁令，规定不许广东与福建的海船远洋经商。至1679年，迁海令在江、浙、闽、粤、鲁等五省执行。众多海商和渔民失业，据统计仅广东东部八郡就因迁海令，死亡人数达数十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后，康熙应沿海五省疆吏的请求，海禁遂开。官民可以造船下海。康熙又担心大陆船商与海外不法分子勾结，因此第二年令各地衙门官员严格审查在建海船，无论是官船民船，都要测量船宽尺寸，估算载重量，超过五百石以上者，一律没收船只，将船主发配边关充军。相关官员、甲长判刑三年。光绪版《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七十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
        1685年，清军基本肃清海外敌对势力后，康熙废除了海禁令。清朝沿海的海上贸易与渔业重新恢复与兴盛起来。

  明末水军与清初水师都注重对海上战船的建造与检查，清朝建立后，清廷为防郑成功水军，继续大造战船，同时实行海禁，进行严格的船只管理。
        明末水军与清初水师战船检查
        明末，崇祯皇帝既要对抗北部清军和李自成起义军的进攻，又要抵御南部郑氏武装船队的进攻，疲于奔命，于是准备大造海船。先是兵部大臣向皇帝要三千艘战船，然后工部回复：按照客观规律和“会典旧例”，包括材料“油钉板木”的供给，船只质量的保障等问题，只能造1500艘战船。《明季北略》卷十八《崇祯十五年壬午·造船航海》：“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兵科都给事中鲁应遴，时最铮铮，首建策曰：……谓造船三千”。“工部覆曰：造船固系臣衙门责任，但会典旧例，因兵事兴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役。臣部止认造一千五百。上允之。著同兵、工二部，作速起工，……然起工估计，仍是工部职掌。……每船价值，计银二千两。……工部初意，实欲向兵部措银几万，……其事则究归工部，……油钉板木，无从置买，匠作……，亦无从觅雇，……臣部适差造船主事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厂。……时为（1642年）十二月初也。”
        1642年底，明崇祯帝听取了工部的回复，命工部造船主事朱正色正式前往淮安的清江船厂督造海船。明末淮安的清江船厂主要生产内河漕运船和“直隶、南京、中都、江北、山东、北直隶等总浅船”，总浅船属近海漕运船，与远海作战海船差距较大。朱正色先是监造一小批海战船作试验，看是否符合南北方远洋作战要求。
        作为造船主事，朱正色负责遵守与制订船质查验的“法例”与“兴革”事项。明席书编撰的《漕船志》记载的就是淮安清江船厂厂规条约。如《漕船志》卷七《兴革·置牌催攒船工》：“……如有仍前延缓，浪用木料，造不如式，船不坚固者，本部查验得出，定行重究不贷。”
        朱正色对建造中的这一小批海战船，进行突击性监督质量检验，《漕船志》卷七《兴革·定船式》有类似记载，“本部不时按临查验”，包括对楠木船料的检查、船只结构和“钉灰油麻等料”的检查，“如有板薄、钉稀、麻朽、油杂，造不合式，艌不如法者”，将对相关人员予以严罚。
        这一小批海战船造出后，朱正色查验船质情况，“板木不同，钉铁不同，式样不同，航艉不同，索揽器用不同”，认为造出的船型还是内河船，不符合远海作战与航行要求，如果大批量生产1500艘这样的“海战船”，将严重危及明朝命运。于是朱正色向崇祯皇帝建议，不在淮安船厂造海战船。朱正色是从战船建造过程中得到各阶段的质量检验、试验与试航结果的专业角度上谏的：“臣所督造者，由闸运粮腹里之船，非乘风破浪航海之船也。航海与腹里，板木不同，钉铁不同，式样不同，航艉不同，索揽器用不同。”
        他请求在造船技术条件更成熟的广东与福建船厂建造1500艘海战船。崇祯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年“敕两广督台与福建开府”，准备造船。闽粤“欲起工建造，但今北兵已出”，“造船之说，不必议可也”（以上见《明季北略》卷十八《崇祯十五年壬午·造船航海》）。
        由汉人统治几百年的明朝，从不对其他国家妥协。明廷宁可亡国，也不与清军或李自成的起义军谈判，或签订某某条约。于是，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在景山自缢，明朝灭亡。同年十月，清朝赶跑李自成，定都北京。
        清朝于1644年立国，入关前在吉林和黑龙江就有八旗水师，“其内河水师，天聪十年（1636年），自宁古塔（今黑龙江牡丹江市一带）征瓦尔喀，以地多岛屿，初造战船。”“天命元年（1616年），以水师，循乌勒简河，征东海萨哈连部落”（《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清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补充满清水师“至乌勒简河，刳舟二百水陆并进，取沿河三十六寨。”
        清初外海水师据《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记载：“顺治初（1644年），以京口、杭州水师分防海口。八年（1651年），始于沿江、沿海各省，循明代旧制，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以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各省设造船厂。定师船修造年限，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除设立水师建制外，1651年清廷还在各省设修造船厂。
        清初船厂的战船造好后，按照质量检查条例，先由各省的造船承修官与各道的造船督修官，检查船质；然后省府的总督委派的中军等高官，到船厂再查验一次船质；最后，接收战船的水师营官进厂认真检查战船质量。没有问题后，水军士兵将战船驶回水寨，正式纳入当地的水师战斗编制。据《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三《闽浙总督范时崇奏为遵旨覆郭王森条陈海防十事折》记录，1711年，清廷还针对战船质量检查官员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条例：“嗣后，有营员包修战船，承修知府与该营将官革职，督修道员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督、抚、提、镇，各降一级调用。”
        车克造船与施琅水师
        1659年，清廷委户部尚书车克前往江南造战船：“（顺治）十六年（1659年）命（车克）赴江南督造战船，……防郑成功”（《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八《车克》）。
        清朝的江南省是今江苏与安徽省的统称。顺治初年（1644～）江南水师包括京口（京口地处长江下游与江南运河的北口，地势险要）左右两路水师、江南提督水师标兵，以及江南六十几个兵营里的战船部队，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有战船530余艘，多为巡船、小快船、多橹哨船等中小型海战船（以上见《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
        车克为此督造了一批大中型战船，包括京口营船、大小号赶缯船、沙船等，以补充江南水师实力。船造好后，车克注重对船体尺寸的检查。他严格按照《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五《船政》记载中的则例查验船质：“江南修造战船，应用板片厚薄，铁钉数目，照浙省所定分寸。沙船一尺三钉，赶缯船尺板四钉。京口营船（船体长）九丈以外，梁头、栈板，均净厚三寸；（京口营船船体长）九丈以内梁头、栈板，净厚二寸八分，量定三寸三分用一钉就，以收一尺三钉之实。（江南的）苏、狼、川、吴等营，船身长四丈七尺至十一丈，板厚二寸二分至三寸六分，每板一尺，用三四钉，有差。”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基本平定陆上三大军事势力的三藩后，着手对台湾郑成功后裔船队的进攻准备。他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同时负责“整船”、“兼工制作器械”的工作。据《靖海纪事》卷上《尽陈所见疏》（施琅亲写的奏折）记载：施琅开始“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作器械，躬亲挑选整搠”，数月后，使“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施琅（1621年～1696年），清初著名军事家，最早为郑芝龙手下部将，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 顺治六年（1649年）又叛清，加入郑成功的水军，战功卓著。后因战术理念矛盾，与郑成功积怨日深：郑先是消弱施的兵权，令其赋闲在家，后对施的战功视而不见；施不给郑面子，公正杀了犯死罪的郑的亲随；郑大怒， 逮捕了施父、施本人与施弟；施琅设计逃跑；郑怒杀其父与弟；施琅最终再次被迫降清，1662年任福建水师提督，1667年被鳌拜免去水师提督一职。康熙除掉鳌拜后，施琅重新得到重用。1679年施琅“废寐忘食”“整船”，包括从福州船厂建造出的400艘大战船，浙江调来的100艘战船，福建水师原来的大小战船100艘，“福建水师，顺治十三年（1656年）始设，福建水师三千人，唬船、哨船、赶缯船、双篷船百余艘”（《清史稿》卷一部三十五《兵六·水师》），加上潮州船厂建造的大型运粮船100艘，施琅通过查看船质，“重以夹板船之精尖”（《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从中精选出300艘大型战船，组成攻打台湾的船队。
        当时福建船厂的船质检查则例规定了文官为主、武官为辅的质量查验原则，1678年康熙下令兵部派管船官员下各省船厂，每厂要有司官文员二人驻扎监管造船：“（康熙）十七年（1678年），谕各省战船或修或造，差各部贤能司官二人前往督理，钦此。”（《四库全书·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五《船政》）。大战船修造好后，船厂的承修官与督修官在文官的监管下验收船只，接收战船的武官进驻船厂，与当地各级管理船厂的技术官员勘验船质完毕，战船正式入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三十六《工部·船政·战船一》记载福州船厂等福建船厂“每年委道员一人监修，遴选副将或参将一人，公同监修，会同布政使确估兴工。道员许遴委同知、通判，每厂各一人。副将许遴委都司、守备，每厂各一人，分司其事。”
        施琅率船队浩浩荡荡向着台湾驶去，经过一番海战，1683年8月郑成功之孙郑克爽率军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施琅统一台湾后，致力于台湾建设，不报私仇，妥善安排郑氏后人与降军的生活，使康熙深为感动，曰：“（施琅）戢兵而宣德意，受降而不报私仇，调度周详，朕甚嘉叹”（《靖海纪事》卷下《敕建碑文》）。
        初次海禁时的船只督查
        明末万历至崇祯年代实行的海洋开放政策,造就了郑氏武装海商集团几十年东南沿海海上霸权的辉煌。自郑成功以清朝为敌,清廷为抵御郑成功船队的进攻,开始实行初次(1655年～1683年)的海禁政策。
        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下令禁海，光绪版《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十二第776条：“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或将达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至单桅小船，准民人领给执照，于沿海附近处捕鱼取薪，营汛官兵不许扰累。”当地相关检查人员严格检查海船的“执照”：两桅以上的“有执照许令出洋”的海船，可以出海经商；百姓捕鱼与载运生活日常品的单桅小海船，需要“领给执照”后，才可在“沿海附近”活动，不能出洋，当地军事巡逻船也“不许扰累”其作业或运输。
        清朝的海船“执照”，指的是船只营运许可证，船主和海商申请营运后，由沿海州县官府颁发营运执照，一般有效期为三年，执照分三联，一份官府保存，一份分司存查，一份船主使用。船主手中的“执照”供相关官员上船查核，对照船只与船货情况一一验收。
        两桅以上海船出洋经商，需到当地衙府进行登记审核。登记内容包括姓名、年貌、籍贯及船员状况等，以备汛口查验。登记内容审查过关后，要由保长、豪绅或一般地方官出具一份担保文书，担保船商身份、行为清白且符合出洋经商条件。官府签发出海经商执照。汛口官员验查执照外，还检查海船的船身烙号刊名，鉴别是商船还是渔船。汛口官员还查看船上人员的腰牌。当时，商船与渔船上的船户，都配发了腰牌；除船户外，出海经商的舵工、水手、船商与船客，也都配有腰牌。
        清代的初次禁海，规定远远没有以后的严厉，而且还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两桅以上的大海船，只要颁发执照，就不算“擅造”，官府和百姓都可建造与出洋；单桅小海船，只要有执照，即可“捕鱼取薪”，且当地驻扎的水师巡逻船不许“扰累”这些船只。
        1656年清廷向郑成功活动频繁的沿海各省府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再发谕令：“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交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十二），1656年的禁海令还是强调船只执照问题，若无执照，“商民船只私自下海”且与郑成功交易者，犯死罪；禁海令还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船主间相互监督检查，出事行使连坐制；同时沿海官府的相关官员，要担负起检查“盘诘”船只状况的职责。“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者，俱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者，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船只，及可泊船舟之处，严敕防守”（《清世祖实录》卷一百零二《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屈大均（1630年～1696年）《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法律规定：“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戳”，对出海的商船与渔船检查更为严格，丈量船体，超出规定尺寸，都要抓起来问罪。同时率先在福建推出迁海令，“迁沿海居民”“三十里以外”（清陈寿祺《重篡福建通志》卷八十五《海防》）。进入康熙时代，康熙在1671年重申海禁令，规定不许广东与福建的海船远洋经商。至1679年，迁海令在江、浙、闽、粤、鲁等五省执行。众多海商和渔民失业，据统计仅广东东部八郡就因迁海令，死亡人数达数十万。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后，康熙应沿海五省疆吏的请求，海禁遂开。官民可以造船下海。康熙又担心大陆船商与海外不法分子勾结，因此第二年令各地衙门官员严格审查在建海船，无论是官船民船，都要测量船宽尺寸，估算载重量，超过五百石以上者，一律没收船只，将船主发配边关充军。相关官员、甲长判刑三年。光绪版《大清会典事例》卷七百七十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
        1685年，清军基本肃清海外敌对势力后，康熙废除了海禁令。清朝沿海的海上贸易与渔业重新恢复与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