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海关的设置与二次禁海

自1655年至1683年第一次禁海后,康熙施行了对海外贸易的“开禁”政策,开放了粤、浙、闽、江四海关。后为防范中国船商与海外势力联合反清,康熙于1717年至1727年实行了第二次全国沿海禁令。
        粤、浙海关量取“船丈”按例抽税
        1683年，台湾郑克爽投降清廷。次年，康熙开始在一些重要沿海城市设立海上关卡，并下旨命名为“海关”。1684年也成为中国正式创立海关起始的时间。海关按海船大小征收船税，量取“船丈”后按比例抽税。国内商船出洋贸易的地区包括：江南、鲁、冀、粤、闽、浙等六省。国外商船进来的口岸地区有粤、闽、浙和江苏四个省。由于关税收取合理，沿海各地商贸渐为兴隆，西方各国争相来华。本文主要介绍国外船只进出口的中国四个重要海关：粤、闽、浙、江海关。
        1684年，康熙首先在广州试点设置粤海关。《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五《食货六·征榷会计》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免外国贡船税，减洋船丈，抽例十之三”。国外向北京清廷上贡的船，免收船税；普通洋船则需量取船丈换算成船钞后，减少船税的收取，只抽原来船税的十分之三。可见海关对普通洋船的收税是需要量取“船丈”后进行换算的。
        据清梁廷楠编著的《粤海关志》记载，清代粤海关对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商船的管理十分严格，如进入珠江口的西方洋商船，经虎门进入内地前必须经过海关监督的检查和丈量，以决定船钞的数量，缴纳相应的船税，才允许前往内地岸口抛锚下碇。
        具体船税征收标准在1685年颁发，西洋船实征八折。1698年的征收细则为：将西洋船的长宽尺数相乘，数值除10，以此为单位值， 一等船征7.77两白银乘以单位值打八折；二等船7.14两白银乘以单位值打八折，三等船征5 两白银乘以单位值打八折。
      《粤海关志》记载，清廷任命内务府的满族大员宜尔格图担任广东第一任海关监督，负责粤海关的事务，总管广东各港口海关西洋商船检查和税收事务，一开始是总口七处：包括看城丈关（十三行与黄浦各国商船进出口）、澳门总口、惠州口、潮州口、雷州口、琼州口和高州口。其中的“十三行”是广州13家有雄厚实力的中国商行派出的13位商人代表，代理海外贸易业务。作为清代官方机构设置的对外贸易特许商，与海关一起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处理外事工作。
        广东海关有总口七处，下辖75个口岸，分为“正税之口三十有一，…稽查之口二十有二，在雷州者八，在广州、高州者各五，在惠州者三，在廉州者一；挂号之口亦二十有二，…”（《粤海关志》卷五《口岸》）。其中的22个稽查口，只负责对船只梁头和长度的丈量登记，船货的稽查，不负责征收船税，另两类海关负责登记和收税。
        粤海关各海关关口除按海船大小征收船税，量取“船丈”后按比例抽税外，还负责引水挂号、监管修船和协助稽查等。
        清海关除按海船大小征收船税，量取“船丈”按例抽税外，1689年还颁布按货物种类抽取关税的海关则例，将进口货物分为食物、用物和杂物等四类，按价估算船货税，进口货税为4%，出口货税率为1.6%。雍正《大清会典》卷五十二记载：“国家设关榷税，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 船料即梁头税或称为船钞。可见粤海关是船钞和商税都征的。
        除设置在广州总部主要针对西洋船征税的粤海关外，清政府还在浙江的宁波、福建厦门、江苏的云台山（连云港）设海关总部，负责管理各省对外港口的其他地区外国商船的船税征收。
        浙海关总部1685年设在宁波，1698年因商船出入不便移至定海。浙海关1689年实施的税则条例，与粤海关相比简单且税率低。浙海关主要担负监管中外船只，和征收税银的职责，并按照“船只梁头之丈尺及货物进口出口之担头”收税。浙海关总部还管辖和包揽许多具体工作，包括港务、引水、航标、查缉走私案件、船舶登记、检验、丈量等许多原本与海关无太大关系的工作。如宁波是清廷的运铜重地，来往日本的运铜商船，必须经过浙海关的查验。
        1689年浙海关的新规制订后，英、葡、荷、西等许多西洋商船不往粤海关停泊，而是改往浙海关交税与贸易。因为粤海关征收西洋船的梁头税比中国过往商船的高出许多，而粤海关又比浙海关征收得高出许多。
        西洋商船大量涌入浙海关，直接影响了粤海关的船税收入。于是1757年浙海关大幅提高了船税，与粤海关船税相同。《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三《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甲申》：“外洋红毛等国番船”“至船只梁头之丈尺及货物进口出口之担头，悉照粤海关税则，不准减免。”但西洋船仍屡禁不止，于是同一年清廷宣布：所有西洋船都只能先停靠粤海关各关口，否则予以重罚。西洋船这才被迫重新返至粤海关纳税。
        闽、江海关
        闽海关1684年7月正式设立于厦门，乾隆二年（1737年）刊本的《福建通志》也记载：“督理福建海关，康熙二十三年设”。《清史稿》卷七十《地理十七·福建》：“闽海关总口二：一驻南台，海防同知同。一驻闽安镇，副将同。”下辖泉州、福州、兴化、彰化…等32个关口。来闽海关的商船多为东南亚、日本、琉球和朝鲜等国的船只，也有少量来自英国与荷兰的西洋船。1757年之后西洋船只能停泊粤海关，不许停泊闽海关。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统计：1684至1712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共有571艘福建商船前往日本进行经济贸易，其中212艘福州船和139艘厦门船占了福建商船的一多半以上。而据国外历史文献统计，自1684年的60年里，有五十多艘英国船停泊于福建关口。
        清周凯篡辑的《道光厦门志》卷七《海关·梁头船税》记载1683年至1729年（雍正七年）之间，福建南台、厦门、泉州和涵江四个税口的船税收取，按照量取梁头尺寸折算：“船税，按梁头丈尺。梁头阔七尺以外，作五尺二寸；八尺以外，作五尺四寸；九尺以外，作五尺六寸；一丈以外，作五尺八寸；一丈一、二尺外，作六尺四寸；一丈四、五尺外，作六尺八寸；一丈六、七尺外，作七尺五寸；一丈八尺，作八尺。系南台、厦门、泉州、涵江四口各号海船，每尺科税银五钱。”
        闽海关官吏除检丈过往商船的船长和船宽外，还遵照清廷的则例，严格按照出洋海船的规定，检查中国进出口商船的建造规模、水柜的大小与船帆的数量，以防违制现象发生。
        闽海关还负责船只的伤损情况。如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一《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丙寅》记载：1781年，一艘吕宋（现菲律宾最大岛屿）商船借口遇风浪出现伤损，请求停靠厦门港就近贸易。闽海关认真查验这艘名为“郎吗叮”的船体，发现此船并无损伤，于是怀疑此船因嫌粤海关收税高而想停靠福建关口,于是不准其靠近，并下令:“请嗣后该国商民来闽船只,并无损坏者,一概不准发卖货物。”
        而西洋贡船并不在禁靠之列：“贡船到关时，逐一查验”，由于国家间的友好使船，闽海关并不收取贡船的船税（《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一《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乙丑》。
        江海关1685年设于云台山（连云港），1687年移至松江府，当时上海归于松江府，经济发达，人口密度中国最高，明朝时期就有“苏松税负半天下”的说法。江海关的管辖范围基本上包括了江苏省所有出海口，负责对本口所有海上贸易商船实施征税与管理，并不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贸易。江海关最初虽参照粤海关税则，1735年实行正则税例、比例则例，江海关税率较其它三关要低得多。江海关总监由驻南京的两江总督兼任。
        江苏沿海的国内商船以沙船为主，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州一带，清前期江苏各海港的沙船据统计共有三千余艘。江海关征收商业沙船的船税一开始主要是梁头税。如1686年江苏苏州的浒墅关，关口商船检查则例就明确指出：关口管理人员不管船上装货量多少，只量取船宽尺寸，然后换算成船税收取。康熙版《浒墅关志》卷六《岁额》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内务府慎刑司桑格奏题：“臣于十一月初八日受事以来，看得部定浒墅关收税则例内，不论货物多寡，惟量船之宽阔七尺至一丈八尺止。”
        江海关的管理人员也如同粤海关，有监督1人，总口委员数人，总口书吏数人，大关案书数人、库书和库大使数人，大关平柜数人，各总口柜书数人，各口清帮书和大关各房膳写书数十人，家人、巡役、守库武弁数十人，大关库丁数人，各口水手数百人，水火夫、火夫和大关杂役数十人。
        一种说法是乾隆1757年第二次下江南时，见众多西洋大船在苏州、上海拥挤来往，十分惊慌，认为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当年制订国外船只通商新规：限定所有西洋商船只准在粤海关停靠，闽、浙、江三海关不许停靠。
        二次禁海期间的船只检查
        康熙是满族人，晚年时期，为防范汉人与海外势力勾结，反清复明，1717年至1727年施行了第二次海禁。1717年，清廷下令沿海江南、鲁、冀、粤、闽、浙等六省不许商船私往南洋贸易，凡偷往外洋的船只“令解回正法”，并在各关口大建炮台。这一时期，只有广东澳门海关的4个关口允许中外商船靠港，澳门海关在1688年建立，海关监督行员负责监视来往船只进出和管理税收。
        清政府对澳门实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海关管理政策，在税收、船只检验、货物交易等方面均与中国本土政策一脉相承。如对中外商船的梁头量取和船税收取，对本土商船的登记造册，基本与国内沿海船只管理则例相同，如清12款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记载：“稽查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项蛋户、罟船，通行确实造册，发具编烙，取各连环保结，交保长管束，…失察之地保，一并连坐。”
        清朝颁布南洋禁行令，禁止中国商船远赴南洋，广东澳门便成为中国海关日益繁荣之关口，其关税每年达2万两。
        1717年，康熙就出洋商船的管理与检查事宜，亲谕江南沿海的大臣：“尔等曾出江南海差，海船一年造若干，应令报明监督。于出洋时，将前报过造船人名，与船只字号逐一查对”。“凡大船指称贸易领票出洋，每另泊一处，用小船于各处偷买米石，载入大船，不知运往何所。乍浦地方有堤，一应货物必于此递运，他处大船不能出入，惟上海崇明等口，甚属紧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第二次禁海令并没有规定船不能建造双桅以上的，梁头也没有具体限制。民众迫于政府压力，一般不敢建造大海船，因此，沿海各地的船只造好后，都能通过各地衙门的船体验丈检查。
        具体验丈程序如下：船户上报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派地方官亲验船体，并将船只梁头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单、出洋目的地等填写船单，两份存案保管，一份交予船主。《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嗣后洋船初造时，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只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
      《康熙朝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二《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甲辰朔》记载：1718年，福建和浙江的总督满保上疏：为了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沿海安全，须加强沿海商船和渔船的稽察，包括船体的长宽尺寸不能超过规定值，检查船户、货主、水手的身份。去台湾者，须由地方官验查船体尺寸，确定与登记数据无误后，发送船照。凡往台湾之船，必须经厦门海关盘验；从台湾回内地者，也需海关和水军盘验护送。满保有关商船检查内容的上奏，获得了康熙的御批。
        1720年，清廷颁布了对各省沿海商船检丈的验查规定：出洋商船的建造，要经海关监督和地方官的审批。建成日，地方官亲验船只梁头尺寸，并将船身烙号刊名，颁发下海执照。船只下海贸易，又需海关监督验明所报船身丈尺，确认无误，将数据填入船照，船只才能远航前往某处。《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二十九记载康熙于五十九年（1720年）的规定：“出洋商船初造时，先报明海关监督及地方官，该地方官确访果系殷实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伍保绪，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亲验，梁头并无过限，舵水并无多带，取具船向不得租与匪人甘结，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发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及船户揽载开放时，海关监督将原报船身丈尺验明，取具舵水连环互结。官商必带有资本货物，舵水必询有家口来由，方准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即将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数，载货前往某处情由及开行日期，填入船照。”
        1726年福建大臣高其倬在任期间请求朝廷取消禁海令，第二年被雍正采纳，取消了禁海令。《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二《高其倬》记载：雍正四年，高其倬上奏：福建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汀州五府，历来有海商造船的传统，富豪为船商，穷人为舵工和水手，一条海船养活一百多人，至执行第二次禁海令后，这五府的经济状况日益萧条，对比广东还有一些海船被放宽条件可以出洋，“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因此请求在福建取消禁海令。“（雍正）四年，疏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馀利归赡家属。曩者（以往，从前，过去）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
        雍正很重视高其倬的提议,结合其它因素,于雍正五年（1727年）下达解禁福建禁海令，同时批准广东“照福建例,准许南洋贸易”。1729年,又下令浙江照福建例“一体贸易”，全国禁海令得到废除。

自1655年至1683年第一次禁海后,康熙施行了对海外贸易的“开禁”政策,开放了粤、浙、闽、江四海关。后为防范中国船商与海外势力联合反清,康熙于1717年至1727年实行了第二次全国沿海禁令。
        粤、浙海关量取“船丈”按例抽税
        1683年，台湾郑克爽投降清廷。次年，康熙开始在一些重要沿海城市设立海上关卡，并下旨命名为“海关”。1684年也成为中国正式创立海关起始的时间。海关按海船大小征收船税，量取“船丈”后按比例抽税。国内商船出洋贸易的地区包括：江南、鲁、冀、粤、闽、浙等六省。国外商船进来的口岸地区有粤、闽、浙和江苏四个省。由于关税收取合理，沿海各地商贸渐为兴隆，西方各国争相来华。本文主要介绍国外船只进出口的中国四个重要海关：粤、闽、浙、江海关。
        1684年，康熙首先在广州试点设置粤海关。《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五《食货六·征榷会计》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免外国贡船税，减洋船丈，抽例十之三”。国外向北京清廷上贡的船，免收船税；普通洋船则需量取船丈换算成船钞后，减少船税的收取，只抽原来船税的十分之三。可见海关对普通洋船的收税是需要量取“船丈”后进行换算的。
        据清梁廷楠编著的《粤海关志》记载，清代粤海关对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商船的管理十分严格，如进入珠江口的西方洋商船，经虎门进入内地前必须经过海关监督的检查和丈量，以决定船钞的数量，缴纳相应的船税，才允许前往内地岸口抛锚下碇。
        具体船税征收标准在1685年颁发，西洋船实征八折。1698年的征收细则为：将西洋船的长宽尺数相乘，数值除10，以此为单位值， 一等船征7.77两白银乘以单位值打八折；二等船7.14两白银乘以单位值打八折，三等船征5 两白银乘以单位值打八折。
      《粤海关志》记载，清廷任命内务府的满族大员宜尔格图担任广东第一任海关监督，负责粤海关的事务，总管广东各港口海关西洋商船检查和税收事务，一开始是总口七处：包括看城丈关（十三行与黄浦各国商船进出口）、澳门总口、惠州口、潮州口、雷州口、琼州口和高州口。其中的“十三行”是广州13家有雄厚实力的中国商行派出的13位商人代表，代理海外贸易业务。作为清代官方机构设置的对外贸易特许商，与海关一起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处理外事工作。
        广东海关有总口七处，下辖75个口岸，分为“正税之口三十有一，…稽查之口二十有二，在雷州者八，在广州、高州者各五，在惠州者三，在廉州者一；挂号之口亦二十有二，…”（《粤海关志》卷五《口岸》）。其中的22个稽查口，只负责对船只梁头和长度的丈量登记，船货的稽查，不负责征收船税，另两类海关负责登记和收税。
        粤海关各海关关口除按海船大小征收船税，量取“船丈”后按比例抽税外，还负责引水挂号、监管修船和协助稽查等。
        清海关除按海船大小征收船税，量取“船丈”按例抽税外，1689年还颁布按货物种类抽取关税的海关则例，将进口货物分为食物、用物和杂物等四类，按价估算船货税，进口货税为4%，出口货税率为1.6%。雍正《大清会典》卷五十二记载：“国家设关榷税，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 船料即梁头税或称为船钞。可见粤海关是船钞和商税都征的。
        除设置在广州总部主要针对西洋船征税的粤海关外，清政府还在浙江的宁波、福建厦门、江苏的云台山（连云港）设海关总部，负责管理各省对外港口的其他地区外国商船的船税征收。
        浙海关总部1685年设在宁波，1698年因商船出入不便移至定海。浙海关1689年实施的税则条例，与粤海关相比简单且税率低。浙海关主要担负监管中外船只，和征收税银的职责，并按照“船只梁头之丈尺及货物进口出口之担头”收税。浙海关总部还管辖和包揽许多具体工作，包括港务、引水、航标、查缉走私案件、船舶登记、检验、丈量等许多原本与海关无太大关系的工作。如宁波是清廷的运铜重地，来往日本的运铜商船，必须经过浙海关的查验。
        1689年浙海关的新规制订后，英、葡、荷、西等许多西洋商船不往粤海关停泊，而是改往浙海关交税与贸易。因为粤海关征收西洋船的梁头税比中国过往商船的高出许多，而粤海关又比浙海关征收得高出许多。
        西洋商船大量涌入浙海关，直接影响了粤海关的船税收入。于是1757年浙海关大幅提高了船税，与粤海关船税相同。《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三《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甲申》：“外洋红毛等国番船”“至船只梁头之丈尺及货物进口出口之担头，悉照粤海关税则，不准减免。”但西洋船仍屡禁不止，于是同一年清廷宣布：所有西洋船都只能先停靠粤海关各关口，否则予以重罚。西洋船这才被迫重新返至粤海关纳税。
        闽、江海关
        闽海关1684年7月正式设立于厦门，乾隆二年（1737年）刊本的《福建通志》也记载：“督理福建海关，康熙二十三年设”。《清史稿》卷七十《地理十七·福建》：“闽海关总口二：一驻南台，海防同知同。一驻闽安镇，副将同。”下辖泉州、福州、兴化、彰化…等32个关口。来闽海关的商船多为东南亚、日本、琉球和朝鲜等国的船只，也有少量来自英国与荷兰的西洋船。1757年之后西洋船只能停泊粤海关，不许停泊闽海关。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统计：1684至1712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共有571艘福建商船前往日本进行经济贸易，其中212艘福州船和139艘厦门船占了福建商船的一多半以上。而据国外历史文献统计，自1684年的60年里，有五十多艘英国船停泊于福建关口。
        清周凯篡辑的《道光厦门志》卷七《海关·梁头船税》记载1683年至1729年（雍正七年）之间，福建南台、厦门、泉州和涵江四个税口的船税收取，按照量取梁头尺寸折算：“船税，按梁头丈尺。梁头阔七尺以外，作五尺二寸；八尺以外，作五尺四寸；九尺以外，作五尺六寸；一丈以外，作五尺八寸；一丈一、二尺外，作六尺四寸；一丈四、五尺外，作六尺八寸；一丈六、七尺外，作七尺五寸；一丈八尺，作八尺。系南台、厦门、泉州、涵江四口各号海船，每尺科税银五钱。”
        闽海关官吏除检丈过往商船的船长和船宽外，还遵照清廷的则例，严格按照出洋海船的规定，检查中国进出口商船的建造规模、水柜的大小与船帆的数量，以防违制现象发生。
        闽海关还负责船只的伤损情况。如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四十一《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丙寅》记载：1781年，一艘吕宋（现菲律宾最大岛屿）商船借口遇风浪出现伤损，请求停靠厦门港就近贸易。闽海关认真查验这艘名为“郎吗叮”的船体，发现此船并无损伤，于是怀疑此船因嫌粤海关收税高而想停靠福建关口,于是不准其靠近，并下令:“请嗣后该国商民来闽船只,并无损坏者,一概不准发卖货物。”
        而西洋贡船并不在禁靠之列：“贡船到关时，逐一查验”，由于国家间的友好使船，闽海关并不收取贡船的船税（《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五十一《乾隆五十一年三月乙丑》。
        江海关1685年设于云台山（连云港），1687年移至松江府，当时上海归于松江府，经济发达，人口密度中国最高，明朝时期就有“苏松税负半天下”的说法。江海关的管辖范围基本上包括了江苏省所有出海口，负责对本口所有海上贸易商船实施征税与管理，并不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贸易。江海关最初虽参照粤海关税则，1735年实行正则税例、比例则例，江海关税率较其它三关要低得多。江海关总监由驻南京的两江总督兼任。
        江苏沿海的国内商船以沙船为主，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州一带，清前期江苏各海港的沙船据统计共有三千余艘。江海关征收商业沙船的船税一开始主要是梁头税。如1686年江苏苏州的浒墅关，关口商船检查则例就明确指出：关口管理人员不管船上装货量多少，只量取船宽尺寸，然后换算成船税收取。康熙版《浒墅关志》卷六《岁额》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内务府慎刑司桑格奏题：“臣于十一月初八日受事以来，看得部定浒墅关收税则例内，不论货物多寡，惟量船之宽阔七尺至一丈八尺止。”
        江海关的管理人员也如同粤海关，有监督1人，总口委员数人，总口书吏数人，大关案书数人、库书和库大使数人，大关平柜数人，各总口柜书数人，各口清帮书和大关各房膳写书数十人，家人、巡役、守库武弁数十人，大关库丁数人，各口水手数百人，水火夫、火夫和大关杂役数十人。
        一种说法是乾隆1757年第二次下江南时，见众多西洋大船在苏州、上海拥挤来往，十分惊慌，认为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当年制订国外船只通商新规：限定所有西洋商船只准在粤海关停靠，闽、浙、江三海关不许停靠。
        二次禁海期间的船只检查
        康熙是满族人，晚年时期，为防范汉人与海外势力勾结，反清复明，1717年至1727年施行了第二次海禁。1717年，清廷下令沿海江南、鲁、冀、粤、闽、浙等六省不许商船私往南洋贸易，凡偷往外洋的船只“令解回正法”，并在各关口大建炮台。这一时期，只有广东澳门海关的4个关口允许中外商船靠港，澳门海关在1688年建立，海关监督行员负责监视来往船只进出和管理税收。
        清政府对澳门实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海关管理政策，在税收、船只检验、货物交易等方面均与中国本土政策一脉相承。如对中外商船的梁头量取和船税收取，对本土商船的登记造册，基本与国内沿海船只管理则例相同，如清12款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记载：“稽查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项蛋户、罟船，通行确实造册，发具编烙，取各连环保结，交保长管束，…失察之地保，一并连坐。”
        清朝颁布南洋禁行令，禁止中国商船远赴南洋，广东澳门便成为中国海关日益繁荣之关口，其关税每年达2万两。
        1717年，康熙就出洋商船的管理与检查事宜，亲谕江南沿海的大臣：“尔等曾出江南海差，海船一年造若干，应令报明监督。于出洋时，将前报过造船人名，与船只字号逐一查对”。“凡大船指称贸易领票出洋，每另泊一处，用小船于各处偷买米石，载入大船，不知运往何所。乍浦地方有堤，一应货物必于此递运，他处大船不能出入，惟上海崇明等口，甚属紧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第二次禁海令并没有规定船不能建造双桅以上的，梁头也没有具体限制。民众迫于政府压力，一般不敢建造大海船，因此，沿海各地的船只造好后，都能通过各地衙门的船体验丈检查。
        具体验丈程序如下：船户上报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派地方官亲验船体，并将船只梁头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单、出洋目的地等填写船单，两份存案保管，一份交予船主。《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嗣后洋船初造时，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只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
      《康熙朝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二《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甲辰朔》记载：1718年，福建和浙江的总督满保上疏：为了福建和浙江一带的沿海安全，须加强沿海商船和渔船的稽察，包括船体的长宽尺寸不能超过规定值，检查船户、货主、水手的身份。去台湾者，须由地方官验查船体尺寸，确定与登记数据无误后，发送船照。凡往台湾之船，必须经厦门海关盘验；从台湾回内地者，也需海关和水军盘验护送。满保有关商船检查内容的上奏，获得了康熙的御批。
        1720年，清廷颁布了对各省沿海商船检丈的验查规定：出洋商船的建造，要经海关监督和地方官的审批。建成日，地方官亲验船只梁头尺寸，并将船身烙号刊名，颁发下海执照。船只下海贸易，又需海关监督验明所报船身丈尺，确认无误，将数据填入船照，船只才能远航前往某处。《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二十九记载康熙于五十九年（1720年）的规定：“出洋商船初造时，先报明海关监督及地方官，该地方官确访果系殷实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长并邻伍保绪，方准成量。完日，地方官亲验，梁头并无过限，舵水并无多带，取具船向不得租与匪人甘结，将船身烙号刊名，然后发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及船户揽载开放时，海关监督将原报船身丈尺验明，取具舵水连环互结。官商必带有资本货物，舵水必询有家口来由，方准在船。监督验明之后，即将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数，载货前往某处情由及开行日期，填入船照。”
        1726年福建大臣高其倬在任期间请求朝廷取消禁海令，第二年被雍正采纳，取消了禁海令。《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二《高其倬》记载：雍正四年，高其倬上奏：福建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汀州五府，历来有海商造船的传统，富豪为船商，穷人为舵工和水手，一条海船养活一百多人，至执行第二次禁海令后，这五府的经济状况日益萧条，对比广东还有一些海船被放宽条件可以出洋，“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因此请求在福建取消禁海令。“（雍正）四年，疏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馀利归赡家属。曩者（以往，从前，过去）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
        雍正很重视高其倬的提议,结合其它因素,于雍正五年（1727年）下达解禁福建禁海令，同时批准广东“照福建例,准许南洋贸易”。1729年,又下令浙江照福建例“一体贸易”，全国禁海令得到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