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六十三章:先秦时期的海上活动及海洋理论启蒙

第六十三章：先秦时期的海上活动及海洋理论启蒙

第一节：先秦时期已开启海上运输

我国最早的海上活动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出土的文物和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祖先使用植物的藤蔓固定一些树干和竹子，类似于后来的竹筏子、木筏子，进行短途的海上运输。

更频繁的海上生产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我国的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早在四五千年前，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岭南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独木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距今5000—3000年期间，广东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到了夏商周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的人们在造船技术上又有了新的进步，出现了木板船和风帆，并且进行着有计划、有目的的货物运输和亲友之间的交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造船和海上运输技术更加成熟，海上活动日益频繁。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甚至形成了到东南亚的“黄金通道”。

   中华海洋文明就起源于这种滨海与岛屿先民的捕捞生活，濒海的新民部落，逐步发展为渔业港口，有的渔民集中聚集地成为早期国家的国都。他们通过大海沟通环中国海不同区域的联系，并将文明传播到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

  《竹书纪年》中有夏帝“王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也就是说，4000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辽阔的海疆、狩海经营的海洋意识。《诗经·商颂》载：“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反映了从海上来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况。

   有关海洋文明对中国影响的第一个时期是大约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4年的殷商时期，那是中原人第一次触碰到海洋和拥抱海洋。从商这样的名称可以看出，商时先民善于从事贸易。



妇好墓里发觉的贝壳钱币

   传说夏代的时候，商的首领王亥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生意人。与此同时，商时手工业相当发达，这可以从当时的纺织品和高超的金属冶炼技术得到证明。

   还有人推测商代文明与山东半岛沿海一带的古代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而山东半岛的古人类中有来自原始南岛语族（包括今天生活在台湾原住民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土著民族）的成分。商王妃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壳，其中有的来自印度洋（当然不排除是从陆路而来）。不过在今天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帆”字，证明商时人已经掌握了风帆技术。还有的历史学者曾推测周灭商之后，亡国的殷人逃亡海外，甚至有的推测说到达了墨西哥（王国维、郭沫若等也相信此说）。20世纪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贝、鲸鱼骨、龟甲，说明中原地区与沿海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中华民族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

   周代时期已经可以制造战船，进行海上作战，如《诗经大雅》载：“畀彼泾舟，蒸徒楫之，文王于迈，六师及之。”而这一海上作战实力也使周朝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影响。《诗经周颂》记日：“周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被到荒，至于海邦，淮夷同来。”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均成为周的番属。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国已经开启了海洋文明之旅。




    画家笔下的邹衍形象

第二节：邹衍：中国最早的海洋理论家

   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战国末期齐国人（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街道郝庄村）。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学说创始人。主要学说是五行学说、“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晚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著有《邹子》一书，《永乐大典》等将其列入道家。《绛云楼书目》子部道家类《邹子》不著卷数。燕惠王时听信谗言，把邹衍逮捕下狱，传说惹怒天宫，因而六月降霜。

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说文》释海为：“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释名》说：“海，晦也”，但在上古之人眼中，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

在古人眼里，海是天的尽头

尧舜禹也好，夏商周也罢，都活动在中原的范围之内。上古之人认为中国四周有海环绕，称中国四周的海为“四海”。《礼记·祭义》分四海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斯时所说的“四海”，有点“天下”的意思。如《论语·颜渊》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其人文的所指，大于地理的界线。

在古人眼里，海是天的尽头，是家国的尽头。孔子栖惶一生，本想在鲁国实现他的抱负，始终得不到鲁国君主的重用。登山望海，不禁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纵观先秦三大地理经典，《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关于海的描述，实在少得可怜。《禹贡》中所有文字都是写“禹定九州”的事，关于大海仅止于“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泛泛之说。写“海”写得最多的是《山海经》，不过和它所写的400多个山，多不可考一样，《海经》里的海，也多荒诞不经。重“九州”轻“四海”，在“三代”和先秦时，就已是一种正统的地理观了。

而打破九州中央理论的是阴阳家邹衍的学说，重构了海洋体系的大九州，开启可中国人的海洋理论。

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中曾以不经意的方式，分别在多个章节中表达了对秦始皇迷信的不屑，也顺便点评了一下齐国的几位方士。如，在《史记·秦始皇本记》披露了齐人徐巿（徐福），言海中有三神山，领童男童女探海的骗局。又如，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以“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说邹子是以小术而引之大道。这个邹衍即是大九州的海洋体系的创立者。

太史公笔下对邹衍有较多记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说完孟子之后，接着说，齐国有三个邹子，邹忌、邹衍和邹奭。对其他两位，太史公只是各提了一句，集中笔墨写了邹衍。

太史公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于是，“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从细小的事物验证开始，然后推广到大的事物。他称述开天辟地以来，金、木、水、火、土的五种德性相生相克，而历代帝王的更替都正好与它们相配合。邹衍以“五德终始说”开导诸侯，受到极高的礼遇。不仅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

邹衍承继了齐人的数术文化，成为一位测算命运的高手和“阴阳五行家”。据太史公《史记》说邹衍的著作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说，有《邹子》四十九篇，又说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这些著作加起来有百余篇，但却没有一篇传世。所以，他的“大九州”的海洋理论，也只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个片段成了邹衍重要的成就记录。

作为阴阳家，邹衍对儒家向内的天下观颇不以为然。齐国滨海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人们对东部大海有天然的亲近感，并所认识，加上齐地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学术灵感”，使他对天下的构成做出了“大九州”的推测。

当年邹衍做学问的地方在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的稷下学宫。这里是中国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后世常说的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邹衍也是在这里的“百家讲坛”上推出他的“大九州”说。

邹衍提出中国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

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可以说，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

邹衍与向内看的儒者不同，他的目光是向外的。邹衍认为所谓“中国”，是九九八十一的“天下”的“一分”，并且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它对内而言，即大禹刊定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而九州之外“于是有裨海环之”。而“裨海”之外，还有赤县神州，再外边“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邹衍的“大九州”概念源于推论，而非地理实践。但这里的“裨海（即小海）”和“大瀛海”，还是最先明确了两个不同的海区概念，即近海与大洋，可谓是对地理学或海洋学的一大贡献。

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东海是华夏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有点像地中海的爱琴海，伸向大海之中的山东半岛，是中原文明少见的一抹蓝色。邹衍的大九州说虽然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缺乏科学论证，但至少在战国时期，齐人就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海洋“理论”。它激发了人们探索海洋的热情。

参考资料：
1、杜瑜，《先秦时期海上交通状况——从殷人远渡说起》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2、邹衍人物介绍  ．山东省博物馆网[引用日期2012-08-17]

3、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4、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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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先秦时期的海上活动及海洋理论启蒙

第一节：先秦时期已开启海上运输

我国最早的海上活动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出土的文物和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祖先使用植物的藤蔓固定一些树干和竹子，类似于后来的竹筏子、木筏子，进行短途的海上运输。

更频繁的海上生产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我国的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早在四五千年前，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岭南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独木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距今5000—3000年期间，广东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到了夏商周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的人们在造船技术上又有了新的进步，出现了木板船和风帆，并且进行着有计划、有目的的货物运输和亲友之间的交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造船和海上运输技术更加成熟，海上活动日益频繁。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甚至形成了到东南亚的“黄金通道”。

   中华海洋文明就起源于这种滨海与岛屿先民的捕捞生活，濒海的新民部落，逐步发展为渔业港口，有的渔民集中聚集地成为早期国家的国都。他们通过大海沟通环中国海不同区域的联系，并将文明传播到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

  《竹书纪年》中有夏帝“王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也就是说，4000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辽阔的海疆、狩海经营的海洋意识。《诗经·商颂》载：“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反映了从海上来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况。

   有关海洋文明对中国影响的第一个时期是大约从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4年的殷商时期，那是中原人第一次触碰到海洋和拥抱海洋。从商这样的名称可以看出，商时先民善于从事贸易。



妇好墓里发觉的贝壳钱币

   传说夏代的时候，商的首领王亥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生意人。与此同时，商时手工业相当发达，这可以从当时的纺织品和高超的金属冶炼技术得到证明。

   还有人推测商代文明与山东半岛沿海一带的古代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而山东半岛的古人类中有来自原始南岛语族（包括今天生活在台湾原住民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土著民族）的成分。商王妃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壳，其中有的来自印度洋（当然不排除是从陆路而来）。不过在今天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帆”字，证明商时人已经掌握了风帆技术。还有的历史学者曾推测周灭商之后，亡国的殷人逃亡海外，甚至有的推测说到达了墨西哥（王国维、郭沫若等也相信此说）。20世纪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贝、鲸鱼骨、龟甲，说明中原地区与沿海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中华民族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

   周代时期已经可以制造战船，进行海上作战，如《诗经大雅》载：“畀彼泾舟，蒸徒楫之，文王于迈，六师及之。”而这一海上作战实力也使周朝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影响。《诗经周颂》记日：“周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被到荒，至于海邦，淮夷同来。”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均成为周的番属。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国已经开启了海洋文明之旅。




    画家笔下的邹衍形象

第二节：邹衍：中国最早的海洋理论家

   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战国末期齐国人（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街道郝庄村）。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学说创始人。主要学说是五行学说、“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晚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著有《邹子》一书，《永乐大典》等将其列入道家。《绛云楼书目》子部道家类《邹子》不著卷数。燕惠王时听信谗言，把邹衍逮捕下狱，传说惹怒天宫，因而六月降霜。

从古至今我们都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国家。面海而居的先民们，从没有背弃过海洋，但对海洋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从甲骨卜辞看，中原人写下“河”字时，就写下了“海”字。《说文》释海为：“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释名》说：“海，晦也”，但在上古之人眼中，海洋是天池之水，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

在古人眼里，海是天的尽头

尧舜禹也好，夏商周也罢，都活动在中原的范围之内。上古之人认为中国四周有海环绕，称中国四周的海为“四海”。《礼记·祭义》分四海为“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斯时所说的“四海”，有点“天下”的意思。如《论语·颜渊》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其人文的所指，大于地理的界线。

在古人眼里，海是天的尽头，是家国的尽头。孔子栖惶一生，本想在鲁国实现他的抱负，始终得不到鲁国君主的重用。登山望海，不禁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纵观先秦三大地理经典，《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关于海的描述，实在少得可怜。《禹贡》中所有文字都是写“禹定九州”的事，关于大海仅止于“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泛泛之说。写“海”写得最多的是《山海经》，不过和它所写的400多个山，多不可考一样，《海经》里的海，也多荒诞不经。重“九州”轻“四海”，在“三代”和先秦时，就已是一种正统的地理观了。

而打破九州中央理论的是阴阳家邹衍的学说，重构了海洋体系的大九州，开启可中国人的海洋理论。

司马迁在他的巨著《史记》中曾以不经意的方式，分别在多个章节中表达了对秦始皇迷信的不屑，也顺便点评了一下齐国的几位方士。如，在《史记·秦始皇本记》披露了齐人徐巿（徐福），言海中有三神山，领童男童女探海的骗局。又如，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以“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说邹子是以小术而引之大道。这个邹衍即是大九州的海洋体系的创立者。

太史公笔下对邹衍有较多记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太史公说完孟子之后，接着说，齐国有三个邹子，邹忌、邹衍和邹奭。对其他两位，太史公只是各提了一句，集中笔墨写了邹衍。

太史公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于是，“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从细小的事物验证开始，然后推广到大的事物。他称述开天辟地以来，金、木、水、火、土的五种德性相生相克，而历代帝王的更替都正好与它们相配合。邹衍以“五德终始说”开导诸侯，受到极高的礼遇。不仅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

邹衍承继了齐人的数术文化，成为一位测算命运的高手和“阴阳五行家”。据太史公《史记》说邹衍的著作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汉书》说，有《邹子》四十九篇，又说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这些著作加起来有百余篇，但却没有一篇传世。所以，他的“大九州”的海洋理论，也只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个片段成了邹衍重要的成就记录。

作为阴阳家，邹衍对儒家向内的天下观颇不以为然。齐国滨海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人们对东部大海有天然的亲近感，并所认识，加上齐地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学术灵感”，使他对天下的构成做出了“大九州”的推测。

当年邹衍做学问的地方在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附近的稷下学宫。这里是中国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后世常说的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邹衍也是在这里的“百家讲坛”上推出他的“大九州”说。

邹衍提出中国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

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可以说，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

邹衍与向内看的儒者不同，他的目光是向外的。邹衍认为所谓“中国”，是九九八十一的“天下”的“一分”，并且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它对内而言，即大禹刊定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而九州之外“于是有裨海环之”。而“裨海”之外，还有赤县神州，再外边“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虽然，邹衍的“大九州”概念源于推论，而非地理实践。但这里的“裨海（即小海）”和“大瀛海”，还是最先明确了两个不同的海区概念，即近海与大洋，可谓是对地理学或海洋学的一大贡献。

邹衍虽然是方士，学说也有方术色彩，但对于战国“学术界”，其世界观或海洋观，比之儒家，有进步意义，至少体现了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科学推想。古代宇宙论中，“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应是受“浑天说”的启发，从而创立的海洋观为基础的大九州观。

东海是华夏海洋文明的发祥地，有点像地中海的爱琴海，伸向大海之中的山东半岛，是中原文明少见的一抹蓝色。邹衍的大九州说虽然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缺乏科学论证，但至少在战国时期，齐人就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海洋“理论”。它激发了人们探索海洋的热情。

参考资料：
1、杜瑜，《先秦时期海上交通状况——从殷人远渡说起》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2、邹衍人物介绍  ．山东省博物馆网[引用日期2012-08-17]

3、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4、互联网

免责声明：本文部分内容及图片来自互联网，未查明出处，如果哪些影响到您的权益，我将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