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六十六章: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的海洋经略

《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六十六章：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的海洋经略

提起三国，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三国演义，尤其是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和孙权刘备合作的“火烧赤壁”令读者印象深刻。虽然“草船借箭”可能是历史演义，但三国时期的造船业极其发达是不争的事实，三国是继殷商之后又一个中国海洋文明高峰时期。

第一节：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的海上开拓

三国时期，东吴和魏国为海洋疆土的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开拓均作出了贡献。

公元3世纪，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纷争时期。由于吴国的疆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南岸以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吴国在孙权在位时期，利用连接外海的优越地理条件，不仅发展了海外贸易而且开展了海外友好交流活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和东南亚及西方的海上交往日益频繁，既有友好互访，也有物资交流。“南海、印度洋上，巨舶穿梭，风帆片片，一派繁盛景象。”



   东吴开辟了第三条通往日本的航线

    由于在陆上与魏蜀两国的对峙，吴国制定了“舟辑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向海发展战略，力图发挥东吴的海洋优势。东吴的孙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较明确的海洋战略的英明君主。他曾派舰队七次远征辽东，深入高句丽，赢得当地势力的归附。还派出卫温、诸葛直率上万人的舰队远征东南沿海，这次远征在历史上首次将台湾、海南岛纳入中国的版图。东吴的航海家外交家朱应还远赴东南亚各国，所到各国皆“谴使奉贡”。东吴的开疆拓土还包括了今天越南的一部分，孙权还接见过来自大秦（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统称。随着公元前2世纪末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明交流逐渐加速，而罗马正位于贸易路线上的终点，当时的中国把它命名为“大秦”）的商人秦论，询问对方的风土人情，并派人送其归国。

   由于北方被魏所占领，导致吴国无法通过朝鲜转至日本，位于东南的吴国凭借着地理优势以及悠久的航海传统决定自己开辟日本航线，虽然三次派遣船队都因政治因素未能成功，却为以后东晋和南朝开辟的通日南道奠定了基础。东吴开辟了三条通往西方的航线。东吴水军除在长江上活动之外，还多次出海远航，其向南最远到达夷州(可能是今天的台湾、日本、琉球群岛或南洋岛屿，未能证实)，向东北最远可达辽东半岛，每次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三国时期实力最强的大国魏国在海疆及海上贸易上也有重要开拓。

   三国时期的魏国地处中原，它的整体实力强于吴、蜀等国，可是在航海技术、航海经验和航海能力上魏国与吴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强大的魏国在这一时期的航海活动，主要是在近海沿岸进行，如田豫水师之破吴使船队于成山水域。有时候也有较长距离的航海远征。据《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记载，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夏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赏林、赀财及男女二百馀口。将军孙越徼得一船，获三十人。”这段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夏四月，魏国将领新附督（新附督，盖以吴人新附者別为一部，置督以领之。）王稚渡海进袭句章（今浙江省宁波市西北慈城镇。句章县属会稽郡。贤曰：句章故城在今鄮县西。），掠取官吏、财货及男女百姓二百余口。将军孙越截缴一船，得三十人。”

   魏国与日本列岛的海上交往同样较多。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军打败了公孙渊，势力向东扩展到了东及朝鲜半岛带方（今属朝鲜黄海北道）、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玄菟（今朝鲜咸镜道）等地，这一时期，声威远播。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并献“男生四人，女生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对此深为嘉许，于是，封倭国女王“亲魏倭王”，同时，赐给了她金印紫绶和大量的金、珠、刀、铜镜以及各色丝绸织品。



   魏国开辟的中日南道航线

   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明帝为了加强与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派带方郡太守弓遵等人，“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刀、镜、采物”。以示和倭国的友好往来。倭王也对魏王的厚礼表示了答谢。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纷乱局势使得中西交流呈现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特征。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统治者采用了积极的海外关系政策，这一时期南海和东海海上丝绸之路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当时中原王朝的对外贸易发展涉及到了1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也包含了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罗马）等国家，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西面的终点进一步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推进，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不过这条航线当时没有固定化。历史学家王仲荤引阿拉伯人《古行纪》中的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至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10世纪中叶成书的阿拉伯学者马斯欧迪著《黄金原和宝石矿》亦曾记载，中国船惯于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放位和巴士拉，而这些国家的船舶则自由地航向中国”。另据史载，中国与大秦天竺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东晋及南朝期间，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渐广，这段时期不少的佛教徒是乘坐着商船来往中印，可以说航海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节：造船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海洋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是在三国的东吴时期。

   西汉时期的造船技术已经令人惊奇，但到三国时期，造船技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公元3世纪，由于海外贸易的大力发展，促使造船技术进一步精进，即使在三国的长期战争时期，我国造船业也发展迅速。



东吴的船模

   三国时期的东吴虽然国力弱小，却能在魏国的兵威之下延续百年，除了依靠长江天险的地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东吴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到了东汉末年，东吴主要依靠水师抵挡魏国，在造船技术上提高较快，制造出五层楼船，号为“飞云”、“盖海”，还有一个旗舰级的“长安号”五层楼船，是孙权的坐舰。一艘东吴的五层楼船可容纳3000士兵，船上列矛戈，树旗帜，戒备森严，攻守得力，宛如水上堡垒。

   东吴的另一主力战列舰叫做艨艟(艨冲)，以速度快著称。赤壁大战中，东吴用来突袭曹军船队的纵火船，便是这种形体狭长、速度奇快的小型战船。唐代《太白阴经》载：艨艟务于速进速退，以乘人之不备。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的艨艟，中江举帆，乘风纵火冲入曹军船队，不多时便让曹军樯橹灰飞烟灭，实在是令人不可小觑这种战船的实力。

   在没有炮火的古代，东吴巨无霸型的五层楼船在长江水道就是无敌的存在。普通的中小型战船被楼船一撞就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即使能用小型快船迅速靠近楼船进行白刃战，楼船上的士兵也能依靠女墙和居高临下的优势防守得密不透风，让敌人无从下手。



现代人仿制的东吴战船

   赤壁战中，孙刘联军能取得胜利，楼船的威力也是功不可没的。在火烧赤壁之前，曹操的水军就已经和东吴有过小规模的交锋，在东吴的楼船面前一败涂地。曹操之所以会采纳铁索连舟的方法，除了想让战船更平稳之外，克制东吴楼船也是原因之一。

   魏国灭蜀之后，魏和东吴还对峙了数十年，除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研制足以对抗东吴楼船的水师战船。后来王濬专程在益州训练水师，督造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后汉书》）。在灭吴一战中，王濬乘坐楼船顺流而下，破掉了东吴铁索横江之计，率先攻入建业，成为灭吴第一大功臣。

   据史载，除了赤壁之战，楼船参与的著名战役几乎都在长江之上，比如西晋灭吴之战、隋灭陈之战、元灭南宋之战等。



赤壁之战示意

第三节：高僧法显和他的《法显传》

   法显不是航海家，却为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其生卒年不详，据推考，约生于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卒于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享年八十二岁。法显家中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便在他3岁时送进佛寺度为沙弥，史称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才识过人。



华严寺法显雕像

   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两汉时期，从西域传人中国，最初多由西域及印度的译经师来华传授经典，因此往往少文缺篇，释译失旨，使人们难觅大意，难得要领。为了弘扬博大精深的佛法，法显等一些僧人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学习。在研习的过程中，面对残缺不全的经文。法显常常为“经律的舛阙，难求誓志” 而慨叹。为了让佛教精髓更好的在中国传播，残缺佛法戒律根本无法满足求佛心切的佛教子弟。于是，在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65岁高龄的法显决定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高僧一同，去天竺取经求律。



   法显等人此次去天竺求法，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过陇山(今甘肃省清水县东北），过流沙(今甘肃省敦煌西面大沙漠），越葱岭(今新疆西部帕米尔髙原及其南北两端附近诸山脉之通称），取道今印度河流域入恒河流域，历游天竺诸域，足迹遍及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等地区。

   在他的游历过程中，法显等一行最后到达了位于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之巴特那)在那里他整整留住三年，期间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获得大量佛教典藏。

   到了东晋义熙三年(407年)，法显离开长安的第九个年头了。已是73岁的法显回想起西行历游的艰辛坎坷，重重磨难，一行高僧有的惨死异域他乡；有的恋慕天竺威仪，不复返回。而“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在学成之后，毅然决然“独还”，踏上了航海归国的艰难征程。

   法显由巴连弗邑（印度古地名，位于今天印度巴特那）启程，首先乘船顺恒河东下大约720里，到达恒河南岸的瞻波大国（印度公元前6世纪时的十六大国之一，今印度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市）。接着，东行近2000里，到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的塔姆卢附近，为印度东部重要港口所在。即恒河入海口）。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的泰姆鲁克，“泰姆鲁克位于滨海的一角，水陆 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因多摩梨帝国有二十四僧伽兰，这里不仅有僧人居住，佛法也十分的兴盛。法显在此住了二年，书写经及画像，继续深习佛教。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已是75岁高龄的法显搭乘商人的大船，泛海西南行，法显当天就踏上了从多摩梨帝国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航程，船过印度半岛东海岸，向西南方向航行，这时正值初冬，孟加拉湾刮起东北季风，正好一路顺风，仅用14天就行驶了约1200海里。很快就到达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为东、西北印度洋的主要航海枢纽与贸易港口，除此之外，它还是南亚重要佛教中心地之一，所以法显途经时在此住了大概二年之久，将国内所没有的几种经典学到之后，继续东行回国。

    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八月，已是77岁的法显从斯里兰卡出发，准备横渡孟加拉湾东还。此次搭乘1艘可载200多人的商船，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遭难，在商船后面系有一条小船，以备在艰难航行中，大船毁损时使用。

   八月是北印度洋季风交替之期，风向极不稳定，所以东行两天，就遇到了大风，船漏水入。船上所有的人都心急如焚，恐慌不安，一时间，商人们一窝蜂似的挤到了小船上。可想而知，一艘小船怎能容得下那么多人？最后，小船由于超重，船身折断，无耐之下，为了减轻船的重量，商人们只好将自己身上的重物都投入了水中，法显也将自己身上的水瓶及一些其他的东西投人了水中，来减轻小船的载重量。就这样大风不分昼夜的刮了13天，船被吹到一岛边（似为今尼科巴群岛中的一岛），潮退之后，才得以见船漏处，立即补船，继续前行。

    在茫茫的大海中，很难分辨方向，只有通过日、月、星宿来前进。风在海上也能很好的帮助人们分辨方向。在刮风天，如果风立刻停止就说明可能要下雨。在这样的环境中，船航行了90天之久，终于，到了一个名叫耶婆提国（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法显在这里住了5个月后，开始启程回国。船行一个月后，突遇“黑风暴雨”。商人船主认为此行诸多不顺的原因是由于船上搭乘了和尚，硬要将法显推入海中。幸亏多位乘客挺身而出，法显免于一死。

   此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流，船上粮食、淡水几乎耗尽，船于公元413年5月13日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南岸，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此时的法显已经离开家乡整整14年了，已是79岁高龄的老人家了。最初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十人，此间或半途折回，或客死他乡，或久留异邦不还，只有法显一人最终回到了祖国。

    法显回国后，受佛教净土宗创始人、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之邀，南下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至逝世。



    《法显传》是法显在从印度回国后，在传教译经之同时，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冬，应请据其长达14年的海外旅行经历，撰写了纪实性的名著《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据统计约万言。

    在《法显传》中法显以一个普通行脚僧的身份，用朴素与真挚的感情与笔触，对中国、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宗教文化、贸易交通、经济政治等作了具体的记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研究5世纪初叶亚洲历史的珍贵资料。同时，法显在历游天竺以及只身航海归国的漫长而又坎坷的旅行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乘危履险、忘身求法的高尚情操，也给我们谱写了一曲敢于探索、敢于奋斗的爱国主义的悲壮颂歌。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纪实性文献，《法显传》 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以及亚洲古代航海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 航海工具、航海技术、航海路线、航海贸易、航海港口、航海地理、航海水文、航海气象、航海生活等），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价值。例如，从《法显传》中可知，当时南亚与东南亚及东亚之间的航海交往已相当频繁，200人以上的商船往返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已是平常之事；从孟加拉湾至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至苏门答腊， 从苏门答腊至中国广州，已有相对稳定的航路与航期；中亚的多摩梨国、南亚的师子国、东南亚的耶婆提和中国的广州，都已成为当时主要的海上通航与通商口岸。当时已有横渡孟加拉湾、暹罗湾的较为远程的航路，反映了航海技术水准已相当高。但同时又可看出，当时的天文定位技术尚停留在天体定向导航阶段，对沿途水域的季风规律尚未充分掌握，对突发性的灾害性气象尚难有效地进行预测与避让。

  《法显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纪实性文献，对于后世了解和研究中国以及亚洲古代航海工具、航海技术、航海路线、航海贸易、航海港口、航海地理、航海水文、航海气象、航海生活等都有重大价值。《法显传》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 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块无价瑰宝。

参考资料：

1、云中天《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三峡出版社，2007年

2、[美]郝延平. 中国三大商业革命和海洋[A]. 张炎宪.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C]. 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7.

3、洪迈.夷坚志补：卷21，鬼国母[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廖大珂. 福建海外贸易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5、蔡永蒹、西山杂志：东埕[M]. 泉州海交馆抄本.

6、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7、方回.桐江集：卷6，己亥前上书本末[M].宛委别藏：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8、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浅探  ．新华社[引用日期2018-03-20]
9、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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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是怎样炼成的》之中国篇

与海洋强国擦肩而过

第六十六章：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的海洋经略

提起三国，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三国演义，尤其是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和孙权刘备合作的“火烧赤壁”令读者印象深刻。虽然“草船借箭”可能是历史演义，但三国时期的造船业极其发达是不争的事实，三国是继殷商之后又一个中国海洋文明高峰时期。

第一节：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的海上开拓

三国时期，东吴和魏国为海洋疆土的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开拓均作出了贡献。

公元3世纪，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纷争时期。由于吴国的疆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南岸以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吴国在孙权在位时期，利用连接外海的优越地理条件，不仅发展了海外贸易而且开展了海外友好交流活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和东南亚及西方的海上交往日益频繁，既有友好互访，也有物资交流。“南海、印度洋上，巨舶穿梭，风帆片片，一派繁盛景象。”



   东吴开辟了第三条通往日本的航线

    由于在陆上与魏蜀两国的对峙，吴国制定了“舟辑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向海发展战略，力图发挥东吴的海洋优势。东吴的孙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较明确的海洋战略的英明君主。他曾派舰队七次远征辽东，深入高句丽，赢得当地势力的归附。还派出卫温、诸葛直率上万人的舰队远征东南沿海，这次远征在历史上首次将台湾、海南岛纳入中国的版图。东吴的航海家外交家朱应还远赴东南亚各国，所到各国皆“谴使奉贡”。东吴的开疆拓土还包括了今天越南的一部分，孙权还接见过来自大秦（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统称。随着公元前2世纪末丝绸之路的开通，东西方文明交流逐渐加速，而罗马正位于贸易路线上的终点，当时的中国把它命名为“大秦”）的商人秦论，询问对方的风土人情，并派人送其归国。

   由于北方被魏所占领，导致吴国无法通过朝鲜转至日本，位于东南的吴国凭借着地理优势以及悠久的航海传统决定自己开辟日本航线，虽然三次派遣船队都因政治因素未能成功，却为以后东晋和南朝开辟的通日南道奠定了基础。东吴开辟了三条通往西方的航线。东吴水军除在长江上活动之外，还多次出海远航，其向南最远到达夷州(可能是今天的台湾、日本、琉球群岛或南洋岛屿，未能证实)，向东北最远可达辽东半岛，每次的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三国时期实力最强的大国魏国在海疆及海上贸易上也有重要开拓。

   三国时期的魏国地处中原，它的整体实力强于吴、蜀等国，可是在航海技术、航海经验和航海能力上魏国与吴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强大的魏国在这一时期的航海活动，主要是在近海沿岸进行，如田豫水师之破吴使船队于成山水域。有时候也有较长距离的航海远征。据《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三?三嗣主传第三》记载，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夏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赏林、赀财及男女二百馀口。将军孙越徼得一船，获三十人。”这段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夏四月，魏国将领新附督（新附督，盖以吴人新附者別为一部，置督以领之。）王稚渡海进袭句章（今浙江省宁波市西北慈城镇。句章县属会稽郡。贤曰：句章故城在今鄮县西。），掠取官吏、财货及男女百姓二百余口。将军孙越截缴一船，得三十人。”

   魏国与日本列岛的海上交往同样较多。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军打败了公孙渊，势力向东扩展到了东及朝鲜半岛带方（今属朝鲜黄海北道）、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玄菟（今朝鲜咸镜道）等地，这一时期，声威远播。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并献“男生四人，女生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对此深为嘉许，于是，封倭国女王“亲魏倭王”，同时，赐给了她金印紫绶和大量的金、珠、刀、铜镜以及各色丝绸织品。



   魏国开辟的中日南道航线

   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明帝为了加强与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派带方郡太守弓遵等人，“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刀、镜、采物”。以示和倭国的友好往来。倭王也对魏王的厚礼表示了答谢。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纷乱局势使得中西交流呈现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特征。由于南方经济的发展，统治者采用了积极的海外关系政策，这一时期南海和东海海上丝绸之路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当时中原王朝的对外贸易发展涉及到了1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也包含了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罗马）等国家，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西面的终点进一步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推进，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不过这条航线当时没有固定化。历史学家王仲荤引阿拉伯人《古行纪》中的记载：“中国的商船，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至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10世纪中叶成书的阿拉伯学者马斯欧迪著《黄金原和宝石矿》亦曾记载，中国船惯于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放位和巴士拉，而这些国家的船舶则自由地航向中国”。另据史载，中国与大秦天竺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东晋及南朝期间，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渐广，这段时期不少的佛教徒是乘坐着商船来往中印，可以说航海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节：造船技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海洋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是在三国的东吴时期。

   西汉时期的造船技术已经令人惊奇，但到三国时期，造船技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公元3世纪，由于海外贸易的大力发展，促使造船技术进一步精进，即使在三国的长期战争时期，我国造船业也发展迅速。



东吴的船模

   三国时期的东吴虽然国力弱小，却能在魏国的兵威之下延续百年，除了依靠长江天险的地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东吴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到了东汉末年，东吴主要依靠水师抵挡魏国，在造船技术上提高较快，制造出五层楼船，号为“飞云”、“盖海”，还有一个旗舰级的“长安号”五层楼船，是孙权的坐舰。一艘东吴的五层楼船可容纳3000士兵，船上列矛戈，树旗帜，戒备森严，攻守得力，宛如水上堡垒。

   东吴的另一主力战列舰叫做艨艟(艨冲)，以速度快著称。赤壁大战中，东吴用来突袭曹军船队的纵火船，便是这种形体狭长、速度奇快的小型战船。唐代《太白阴经》载：艨艟务于速进速退，以乘人之不备。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的艨艟，中江举帆，乘风纵火冲入曹军船队，不多时便让曹军樯橹灰飞烟灭，实在是令人不可小觑这种战船的实力。

   在没有炮火的古代，东吴巨无霸型的五层楼船在长江水道就是无敌的存在。普通的中小型战船被楼船一撞就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即使能用小型快船迅速靠近楼船进行白刃战，楼船上的士兵也能依靠女墙和居高临下的优势防守得密不透风，让敌人无从下手。



现代人仿制的东吴战船

   赤壁战中，孙刘联军能取得胜利，楼船的威力也是功不可没的。在火烧赤壁之前，曹操的水军就已经和东吴有过小规模的交锋，在东吴的楼船面前一败涂地。曹操之所以会采纳铁索连舟的方法，除了想让战船更平稳之外，克制东吴楼船也是原因之一。

   魏国灭蜀之后，魏和东吴还对峙了数十年，除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研制足以对抗东吴楼船的水师战船。后来王濬专程在益州训练水师，督造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后汉书》）。在灭吴一战中，王濬乘坐楼船顺流而下，破掉了东吴铁索横江之计，率先攻入建业，成为灭吴第一大功臣。

   据史载，除了赤壁之战，楼船参与的著名战役几乎都在长江之上，比如西晋灭吴之战、隋灭陈之战、元灭南宋之战等。



赤壁之战示意

第三节：高僧法显和他的《法显传》

   法显不是航海家，却为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其生卒年不详，据推考，约生于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卒于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享年八十二岁。法显家中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便在他3岁时送进佛寺度为沙弥，史称他“志行明敏，仪轨整肃”，才识过人。



华严寺法显雕像

   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两汉时期，从西域传人中国，最初多由西域及印度的译经师来华传授经典，因此往往少文缺篇，释译失旨，使人们难觅大意，难得要领。为了弘扬博大精深的佛法，法显等一些僧人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学习。在研习的过程中，面对残缺不全的经文。法显常常为“经律的舛阙，难求誓志” 而慨叹。为了让佛教精髓更好的在中国传播，残缺佛法戒律根本无法满足求佛心切的佛教子弟。于是，在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65岁高龄的法显决定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高僧一同，去天竺取经求律。



   法显等人此次去天竺求法，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过陇山(今甘肃省清水县东北），过流沙(今甘肃省敦煌西面大沙漠），越葱岭(今新疆西部帕米尔髙原及其南北两端附近诸山脉之通称），取道今印度河流域入恒河流域，历游天竺诸域，足迹遍及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等地区。

   在他的游历过程中，法显等一行最后到达了位于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之巴特那)在那里他整整留住三年，期间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获得大量佛教典藏。

   到了东晋义熙三年(407年)，法显离开长安的第九个年头了。已是73岁的法显回想起西行历游的艰辛坎坷，重重磨难，一行高僧有的惨死异域他乡；有的恋慕天竺威仪，不复返回。而“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在学成之后，毅然决然“独还”，踏上了航海归国的艰难征程。

   法显由巴连弗邑（印度古地名，位于今天印度巴特那）启程，首先乘船顺恒河东下大约720里，到达恒河南岸的瞻波大国（印度公元前6世纪时的十六大国之一，今印度比哈尔邦帕格尔布尔市）。接着，东行近2000里，到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的塔姆卢附近，为印度东部重要港口所在。即恒河入海口）。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的泰姆鲁克，“泰姆鲁克位于滨海的一角，水陆 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因多摩梨帝国有二十四僧伽兰，这里不仅有僧人居住，佛法也十分的兴盛。法显在此住了二年，书写经及画像，继续深习佛教。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已是75岁高龄的法显搭乘商人的大船，泛海西南行，法显当天就踏上了从多摩梨帝国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航程，船过印度半岛东海岸，向西南方向航行，这时正值初冬，孟加拉湾刮起东北季风，正好一路顺风，仅用14天就行驶了约1200海里。很快就到达了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为东、西北印度洋的主要航海枢纽与贸易港口，除此之外，它还是南亚重要佛教中心地之一，所以法显途经时在此住了大概二年之久，将国内所没有的几种经典学到之后，继续东行回国。

    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八月，已是77岁的法显从斯里兰卡出发，准备横渡孟加拉湾东还。此次搭乘1艘可载200多人的商船，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遭难，在商船后面系有一条小船，以备在艰难航行中，大船毁损时使用。

   八月是北印度洋季风交替之期，风向极不稳定，所以东行两天，就遇到了大风，船漏水入。船上所有的人都心急如焚，恐慌不安，一时间，商人们一窝蜂似的挤到了小船上。可想而知，一艘小船怎能容得下那么多人？最后，小船由于超重，船身折断，无耐之下，为了减轻船的重量，商人们只好将自己身上的重物都投入了水中，法显也将自己身上的水瓶及一些其他的东西投人了水中，来减轻小船的载重量。就这样大风不分昼夜的刮了13天，船被吹到一岛边（似为今尼科巴群岛中的一岛），潮退之后，才得以见船漏处，立即补船，继续前行。

    在茫茫的大海中，很难分辨方向，只有通过日、月、星宿来前进。风在海上也能很好的帮助人们分辨方向。在刮风天，如果风立刻停止就说明可能要下雨。在这样的环境中，船航行了90天之久，终于，到了一个名叫耶婆提国（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法显在这里住了5个月后，开始启程回国。船行一个月后，突遇“黑风暴雨”。商人船主认为此行诸多不顺的原因是由于船上搭乘了和尚，硬要将法显推入海中。幸亏多位乘客挺身而出，法显免于一死。

   此后经过两个多月的漂流，船上粮食、淡水几乎耗尽，船于公元413年5月13日到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省即墨县）南岸，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此时的法显已经离开家乡整整14年了，已是79岁高龄的老人家了。最初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十人，此间或半途折回，或客死他乡，或久留异邦不还，只有法显一人最终回到了祖国。

    法显回国后，受佛教净土宗创始人、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之邀，南下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至逝世。



    《法显传》是法显在从印度回国后，在传教译经之同时，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冬，应请据其长达14年的海外旅行经历，撰写了纪实性的名著《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据统计约万言。

    在《法显传》中法显以一个普通行脚僧的身份，用朴素与真挚的感情与笔触，对中国、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宗教文化、贸易交通、经济政治等作了具体的记录，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研究5世纪初叶亚洲历史的珍贵资料。同时，法显在历游天竺以及只身航海归国的漫长而又坎坷的旅行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乘危履险、忘身求法的高尚情操，也给我们谱写了一曲敢于探索、敢于奋斗的爱国主义的悲壮颂歌。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纪实性文献，《法显传》 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以及亚洲古代航海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 航海工具、航海技术、航海路线、航海贸易、航海港口、航海地理、航海水文、航海气象、航海生活等），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价值。例如，从《法显传》中可知，当时南亚与东南亚及东亚之间的航海交往已相当频繁，200人以上的商船往返于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已是平常之事；从孟加拉湾至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至苏门答腊， 从苏门答腊至中国广州，已有相对稳定的航路与航期；中亚的多摩梨国、南亚的师子国、东南亚的耶婆提和中国的广州，都已成为当时主要的海上通航与通商口岸。当时已有横渡孟加拉湾、暹罗湾的较为远程的航路，反映了航海技术水准已相当高。但同时又可看出，当时的天文定位技术尚停留在天体定向导航阶段，对沿途水域的季风规律尚未充分掌握，对突发性的灾害性气象尚难有效地进行预测与避让。

  《法显传》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纪实性文献，对于后世了解和研究中国以及亚洲古代航海工具、航海技术、航海路线、航海贸易、航海港口、航海地理、航海水文、航海气象、航海生活等都有重大价值。《法显传》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 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块无价瑰宝。

参考资料：

1、云中天《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三峡出版社，2007年

2、[美]郝延平. 中国三大商业革命和海洋[A]. 张炎宪.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C]. 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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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大珂. 福建海外贸易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5、蔡永蒹、西山杂志：东埕[M]. 泉州海交馆抄本.

6、洪迈、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7、方回.桐江集：卷6，己亥前上书本末[M].宛委别藏：第1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

8、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浅探  ．新华社[引用日期2018-03-20]
9、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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